12月13日至14日，由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与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承办的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600余名经济学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改革创新发展”的主题开展学术研讨和交流。以下为国家发展改变与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教授在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演讲实录。
首先，还是非常感谢！
今天上午我觉得是一个知识大餐，也是一个头脑风暴。前面也听了很多专家学者的演讲，他们从学术上，深入讨论了当前中国的国际、国内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作为政策的研究者，还是更多谈一点现实问题。
今天想谈三句话，这三句话实际上就是三中全会报告讲的三句话，第一句话，三种全会讲“下一步我们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里头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过去三十年外向型经济体制，和新35年的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在制度上究竟应当发生什么变化？
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角度来讲，我自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过去的35年很成功。包括外向型经济的模式，解决了我们的外汇短缺，资本短缺，商品短缺的约束，解决了我们引入外来竞争压力，促使我们体制的转型，而且使过去35年干中学得到启动。但是我们知道，过去35年外向型模式再成功，它也将走向终结。原因很简单，外向型的模式，它是小国模式，因此在新35年，这种小国模式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那么未来的大国的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究竟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也就是说过去的35年这一页，再成功都翻过去了，新35年开始了。所谓新常态，也就是我们重新站在1979年，也就是说新35年探索的开始。新35年头7年是关键，也就是2020年。
目前从国家来讲，对2020年确定的目标有三点；
一是三中全会确定2020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
我们可以预期，从今天到2020年每一个年度改什么？2020年交的答卷是什么？将会有年度的计划，改革的计划，中期的评估，我估计中期的评估可能会发生在2017年年后，然后期末的盘点，也就是2020年的盘点。这一份答卷，中国人和全世界都将看到，中国新35年的第一个阶段，究竟走的怎么样？
二是全面建成小康。
重点两个指标，一个指标是GDP要比2010年翻一番，一个指标是城乡人均实际收入要翻番。这两个指标，尤其是第二个指标，应该讲实现有相当的难度。在新35年，也就是国家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观，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下一步的发展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实现科学发展。也就是下一步的发展，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将摆在首要位置上。
第二句话，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在今年的APEC会议上，中国宣布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将达到峰值，也就意味着在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将实现绝对下降。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到，在未来的几年，各地GDP至上的指标导向，将会改变为低碳发展，绿色转型和节能减排。这些指标将比GDP指标还要硬，也就是约束性指标。
第三句话，下一步发展必须遵循社会规律，实现包容性发展。也就是下一步，将会给最广泛的老百姓创造公平参与发展过程的机会，同时能够公平分享发展的成果。
刚才，卢锋教授给我们讲了危机前的6—7年的数据，那组数据从增长的角度看，是非常辉煌的。可是从发展的角度看，我经常问自己，那个数据代表的是排他性的发展，还是包容性的发展。也就是在我们发展最快的时候，GDP的增速年均10.7%，人均9.4%，城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4%，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是7%。因此我们下一步如何能够实现包容性发展，如何能够实现基尼系数持续下降和收敛，我觉得这是新35年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三是三中全会讲到的法治将成为治国的主题
新35年我们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将是规范、透明、公平。这是中华民族5000年，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始终没有解决好的两个问题。在新35年，2014年是关键的拐点。刚才樊纲教授、刘遵义教授都非常好的谈到，也就是2014年按照IMF，按照世行的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在2014年超过美国。而且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9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的幅度将达到20%。但是我自己就问自己，未来我们将有十座山要攀，我们现在仅仅攀上了一座。也就是我们下一步按照汇率计算的GDP，什么时候能超过美国？
刚才卢锋教授给我们讲，大致上是2020—2030年之间，什么时候我们在人均计算的GDP能超过美国？可能要到本世纪中叶前后。什么时候我们发展的模式，能够由血汗支撑的增长，转变到用智慧支撑的增长。这个转变，可能未来35年我觉得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关键。也就是我们看一看过去的35年，我们说过去的35年，全要素生产率走的最好的是哪个时期？是1992年到2001年，我们说走的最好的部门是哪些？是充分竞争的工业制成品和半制成品。
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入世后，我们的全要素增长的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没有跑过入世前？从这个角度讲，也就是刚才前面几位教授讲的，全面深化改革，落实三中、四中全会这个观点，我是非常同意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有这样一个表述，也就是说下一步从2015年开始，要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的平衡，进口和出口的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平衡。要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为什么2015年要提出这个目标？能不能考虑在不远的未来，1993年以来，双顺差的局面，有可能会出现拐点性的变化？当我们谈贸易顺差的时候，我们知道一般贸易，中国企业为主的一般贸易是逆差，服务贸易是逆差。而贸易顺差主要是外商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可是从去年的数据我们看到，外商投资企业为主的加工贸易，去年的增长率是负的0.3%，以中国企业为主的一般贸易是正的10.1%，但是从顺差情况看，我们可以看到，加工贸易的顺差去年是总顺差的150%，加工贸易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已经从55%下降到32%。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前35年的代工的模式，前35年嵌入跨国公司工序分工的模式，正在走向终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有可能从2014年开始，在2015—2016年会表现出来。也就是我们的ODI有可能会大于FDI，我们的证券投资，我们的服务贸易都将是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过去35年的外汇储备长期持续大幅增长的局面，正在进入一个逆转的拐点。
另外一个方面，从出口的产品看，可以看到去年出口产品的增长率最高的是传统产业。也就是纺织、服装、鞋类出口的增长率，明显高于高新产业和机电产品的出口。为什么？我自己对这个数据的解读是，传统产品受到的打击最早，是从2005年开始，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贸易实施特保制裁。传统受到的打击最早，调整最早，因此初步见效最早。因此我们即使在去年到今年，棉花价格倒挂6000块，也就是传统的纺织、服装经营环境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可以看到纺织服装的效益指标比2010年仍然是趋于上升。
因此我通过这组数据我联想到一个问题，会不会中国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的调整，结构调整是第一波，机电会不会是第二波，高新会不会是第三波？在我们所在的深圳，我们所在的珠三角，正在发生从贸易到工业，到整个的调整，正在初步取得显著的成效。因此前9个月广东GDP只有7%，明显低于山东、江苏，但是克强指数三个指标，我们明显好于江苏和山东。这就是结构调整带来的变化，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三中全会有一句话叫“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
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亮剑突出表现在今年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在北京召开的APEC会议主题是贡献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成果是三方面。
一是批准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
二是统一大力推动亚太地区结构改革；
三是批准APEC互联互通蓝图。
亚太地区面临的问题，也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如何破解区域经济碎片化的风险。什么叫碎片化？三中全会有一句话，也就是说，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这个新形势突出表现为全球贸易规则边距，也就是我们讲到的TPP，我们讲到的TPIT，BIT，ITA。今年3月4日，美国副总统有一篇文章，发表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那篇文章非常明确的讲，TPP就是针对中国的。因此对中国来讲，也就是面对全球规则变局所面临的挑战，也就是下一步的中国，究竟是想做一个全球负责任的大国，还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大国。这种情况下，中国在今年博鳌论坛上，克强总理明确代表中国政府表态，中国对TPP持开放态度。中国的应对战略是寻求超越零和博弈的战略，开放合作避免对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今年的APEC会议上中国政府的第一个建议——推动亚太区域的一体化。因为我们知道，亚太自贸区的方案，包括美国和TPP的成员，包括中国和RCEP的成员，他能够包容我们整个亚太地区，各种经济体他的开放的利益。这是中国今年APEC会议上第一个亮剑。
第二个亮剑，也就是中国和美国正在寻求下一步如何能够使TPP包容中国，RCEP包容美国，双方寻求开放合作避免对抗的方案。
第三个亮剑，也就是我们和美国学者在过去的3—4年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中美之间，有没有可能先签BIT，后签BITT，然后最后寻求建立中美之间的FTA。
学者们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在中国和美国各委托一个单位开展研究。美国委托的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他的名义所长是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去年我们在华盛顿学术交流的时候，他代表了他们课题组给我们讲了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如果中美机制性合作，双方带来的收益将是对等的收益。 Fred Bergsten第一次讲的是能够给美国国民收入带来1%的增长，能够给中国的国民收入带来2%的增长，但是后来在正式发表的英文文章中，他修正了这个结果，修整结果也就是中国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中美双方学者目前来讨论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双边投资贸易开放协议，中美双方FTA协议，这里头核心的问题，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发达国家，中国作为世界最大新兴国家，能够给予中国多长时间的过渡期。在我们今年在北京的对话的时候，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他讲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曾经给墨西哥15年的过渡期。当时我马上回应，我说中国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最后能不能给，这是两个大国战略博弈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BIT在这次的美国财长来北京之前的谈话是说，上海的试点，和2013年的负面清单，和2014年的负面清单，对美国关键领域并没有开放。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亚太地区，如何解决区域合作碎片化的矛盾，如何解决全球化正在走向四分五裂的矛盾。那么最后的几个问题，我点一下，也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
中国的“一带一路”像刚才卢锋教授所讲到的，下一步中国不缺资金，缺资本。中国6万多亿美金对外金融资产，ODI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也就是10%，6000多亿。因此下一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通过走出去将把我们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0%提高到15%，提高到20%，甚至更高。也就是下一步的中国将从全球视野来考虑我们的产能配置、资本配置、市场配置，资源的配置。
最后一个问题，三中全会提出的下一步“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从现在中国的需求结构的变化我们会发现，中国培育新优势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35年，2012年以前的数据，代表了一条旧趋势线，2012年以后开始了中国新35年的新趋势线。这条新趋势线，和过去的35年，也就是我们在供给、需求、创新，我们在绿色环保方面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所以我叫新35年中国，也就是我们面临着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型。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下一步中国的增长，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充满信心。
谢谢大家！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