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魔咒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中国经济上方。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当中国经济告别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12年达到6100美元后，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从国际经验看，后发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以后，由于未能进一步的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结果是经济增长陷入停滞、贫富差距扩大，以阿根廷为代表的“失败国家”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而历史上能够成功跨越这一阶段的国家寥寥无几，近现代以来只有二战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实现了转型。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百年来一直致力于民族复兴、重现祖先创造的汉唐荣光，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因此，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继“亚洲四小龙”之后成为发达经济体，是进入新常态后的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为了找到这一答案，从政府决策层到专家学者的中国各界都在不断的讨论。
5月18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海闻教授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接受凤凰财经专访时表示，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通过改革，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而这两大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国教育的持续改革与发展。
在海闻看来，中国大学教育一方面需要从精英教育过度到普及性教育，为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和服务业的发展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另一方面要成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摇篮，否则就难以为经济转型提供创新动力和人才支持。
在海闻接受凤凰财经采访的同时，2015北大全球金融论坛正在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场内的嘉宾大都是北京大学活跃在金融领域的校友，他们正在就互联网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行交流，嘉宾们大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正让这个从事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家发生改变。
就在10天前，中国国务院总理刚刚考察了素有“中国硅谷”之称、毗邻北京大学的中关村[2.68% 资金 研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由于政府的鼓励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中国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创业潮，年轻人被创业的激情所鼓动，纷纷投入其中。
这与持续走低的中国经济数据形成鲜明对比，在海闻看来，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冰火两重天的现状，其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周期性”问题。在当前转型时期，以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正蓬勃发展，而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所依靠的钢铁、能源、建筑业面临萎缩和产能过剩。
这种经济现状也为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带来挑战：必须在调整经济结构和保持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平衡。中国政府领导人多次强调不搞强刺激政策，但是由于2015年以来经济数据的连续下滑，不得不推出多次全面的降息和降准，这也让外界认为中国在重新开启货币宽松政策，但中国央行否认了这一点。
“就像一个病人，医生可以尽量少用药，尽可能的让他自己的身体去调整。但是，如果病情严重，不用药就要死掉了，这个情况下，哪怕是有很多后遗症的药也得用。”海闻表示，他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需要顶层对整个经济进行诊断。
“（但是从政府角度来看）宏观调控不完全是经济问题，它有时候还要考虑到整体的平衡，我们叫政治经济学，有时候参杂着各种利益集团的平衡问题。”海闻表示。
在中国经济整体下行的过程中，作为中国经济开放最早的窗口，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成为经济转型的一个亮点。告别过去的政策优势，深圳凭借着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率先在中国经济转型中走在前沿，以腾讯、华为为代表一批新兴企业成为这座城市的名片。
海闻本人也是一个创业者，他的创业之地就是深圳。2004年，根据北京大学和深圳市的需要，海闻开始在深圳创办北京大学深圳商学院（汇丰商学院前身），开始了他在深圳的10年创业之路。如今，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已经成为国内一流的商学院。
在海闻看来，深圳今天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民营企业在经济中的强大支配地位，另一方面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先天具有冒险精神。这是企业家精神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而深圳市政府的权限相对于中国其他地方政府更小，对经济的支配能力也相对更弱。海闻认为这些都成为深圳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
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深圳或许已经提供了一个参考样本。（凤凰财经李磊/文）
以下为对话实录：
记者：“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被广泛关注，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来说，我们如何跨越这一阶段，成为一个现代的发达经济体？
海闻：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实际上是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新的增长动力问题。为什么会有“中等收入陷阱”呢？因为到了中等收入以后，原来的产业增长速度放慢了，原因是人们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农业，因为当时人们要解决温饱问题；到了80年代，增长动力主要是轻工业，包括服装、自行车等商品，因为人们解决了温饱以后必须要有更高层次的消费；进入90年代，增长动力主要是电视、冰箱等耐用消费品。本世纪以来，增长动力基本上是汽车、住房等产业。
中国现在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下一个拉动经济的需求是什么？我觉得主要的是高质量的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从经验来看，每一个发达国家到了一定发展程度以后，都有这样一个阶段：从最早的农业国家变成工业国，再变成服务业为主的国家。现在欧洲的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70%，美国的服务业占比将近80%。中国到了目前这个发展阶段， 需要新的增长动力使中国经济继续往前走，第一是高端的制造业，第二个就是服务业。这两个产业结构能不能及时跟上，决定了中国能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记者：在您看来，这两个方面要跟上，我们目前要做的是什么？
海闻：首先需要有能力生产高端制造业产品的企业，这些企业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从企业角度来讲，同样生产一个马桶盖，人们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粗制滥造的东西现在在市场上卖不掉了。因此，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有实力的企业。
怎么来形成有实力的企业？一是企业不断做强做大，二是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兼并重组。中国目前的状况是，行业的生产能力很强，但有实力的企业不多。以汽车业为例，中国现在有一百多家企业生产汽车，而有自主品牌和自有研发能力的企业并不多。我觉得将来中国不可能需要那么多汽车生产商。欧美一个国家都是三、四家汽车生产商，像美国这么大的汽车市场，主要也就三家。再看制药行业，中国有4000多家制药厂，但自己研发的处方药极少，低端药品到处都是，真的好药不仅很贵，还买不到。中国服装[0.00% 资金 研报]生产能力也很强，但真正的国际品牌寥寥无几。总之，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很多，但有研发实力的企业不多，能生产高端制造品的企业也不多，将来中国整个制造业都存在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的问题。
兼并重组的背后又是一个机制问题。例如，允不允许国有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是不是市场化的兼并重组，资本市场能否有效地推动市场化的兼并重组，还有如何打破地方保护进行全国范围的兼并重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国内现在能够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大部分都是金融、通讯、能源等行业的国有企业，像华为这样的民营制造业企业很少——即使将健康产业也纳入制造业，情况也是如此。以制药业为例，中国现在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的辉瑞制药有150多年的历史，实力雄厚，九十年代末还兼并了两家上市公司。辉瑞这样的公司每年都能拿出近百亿美元做科研，我们现在哪有这样的企业？
记者：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然大企业可以拿出大量的资金来做科研，但其实很多中国企业也很大，然而却没有这种科研的动力。
海闻：现在不是动力的问题，应该是压力的问题。虽然一部分低端制造业还会存在，但也会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竞争。企业如果再不从长计议，研发和生产高质量的产品，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市场淘汰。企业的科研不仅要结合当前的市场需求，还要有前瞻性，许多研发可能是很多年以后才能用的东西，但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现在人们太急功近利，做研发也是小打小闹，只想立竿见影，不愿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深入探讨，所以很难有大的突破。但总的来说，中国目前还缺乏一批具有研发实力的制造业企业。
如果没有实力的制造业企业，转型就只是一句空话。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要制度改革，包括企业制度改革，打破地方保护，资本市场开放，使得企业能够通过兼并重组增加实力。
另外，发展高端制造业还需要人才，这就牵涉到教育问题。我们不仅需要生产型人才，更需要创新型的人才，尤其需要大量能创新的高科技人才，这需要教育制度的改革。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不能只强调公平，更要让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这几年在教育和医疗领域特别强调公平，忽视了发展和效率。当过分强调公平的时候，实际上压抑的是行业的发展。如果行业得不到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影响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
教育一方面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要提高整体劳动力的素质，因为高端制造业的不像做衣服、盖房子，它需要有技术工人，就像德国和日本。我们要在制造业上超过德国和日本，就要有像德国和日本那样高素质的制造业工人。我们现在的教育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
美国有两类学校对提高国民素质起到非常重要作用，一是社区大学，二是成人学校。社区大学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成人学校提高外来移民的就业能力。中国教育要不断的改革和发展，不能因为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少培养大学生。促进大学生就业，一方面要调整高等教育的结构，另一方面要调整大学教育的理念。美国大学生毕业后干什么的都有，有当警察的，有当营业员的，也有开货车的，一部分大学教育已经变成提高劳动者素质普及教育了，而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仍然还是一种精英教育。
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后，大学教育就应该是一种普及教育。如果没有普及大学教育，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就很难适应现代服务业的工作，也不可能去高端的制造业里就业。我们讲的服务业不是指餐饮、旅游、物流等技术含量较低的服务业，而是金融、法律、通讯、设计、医疗、教育这些领域，包括现在的互联网，这些服务业需要有专业训练的劳动者。这不是中学毕业生可以干的，而且中学也不设这些专业课程。一般的工人做玩具、做服装，哪怕装配电脑都问题不大，但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没有那么简单，它不是一个装配线上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教育跟不上，会造成两个结果：第一，现在的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缺人才，得不到发展；第二，很多人因为没有得到高等教育，也找不到好工作，同时低端工作越来越少，失业率增加。于是贫富差别、收入差距开始扩大，“中等收入陷阱”就出现了。
从逻辑上一路推过来，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应该如何培养更高级的人才？如何能够把企业做大做强？如何能够发展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这就需要改革了，如果不改革，这些问题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就缺乏新的增长动力和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其结果就是经济发展缓慢和贫富差距扩大。
记者：您刚才讲到中国需要在企业上做大做强，在技术和服务上实现创新，现在谈到改革。我们看到中国目前产生了很多好的技术，但是可能原有的制度不能适应这种技术的变化，比如做出租车市场出现滴滴打车，很多消费者认为更加方便，但部分地方政府、包括原有的出租车司机可能认为触动了他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如何推动下去？
海闻：制度要有利于创新，但监管一定也要跟上，创新和规范之间一定要平衡好。我们很多事情都是监管跟不上创新，许多新生事物产生了，政府不知怎么监管。不监管不行，容易出问题，尤其在金融方面，然而一旦加强监管，又很容易伤害创新。出租车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消费者看到的是方便和便宜，监管者考虑的是税收和安全的问题，如果什么人都可以开出租车，出了问题怎么办？原有的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会下降，利益受到了损害。创新对监管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
对创新的监管是应该的，但存在两种思路：你是去补台还是去拆台？补台的话，首先要承认这个事情是好的，但是怎么把可能存在的风险漏洞给补上。互联网金融也有这些问题，不监管不行，现在P2P 里跑路的太多，一定要有监管，这就是政府的职能。但是政府的监管是去帮这个行业补台，还是为了避免风险而不让这个行业发展？这些要考虑清楚。我觉得选择负面清单管理办法应该是一个趋势。我希望政府把监管当成一种服务，而不是把监管变成一种权力。如果变成权力是很可怕的，会不断扩张监管的范围和程度，新生事物可能在创新之初就被扼杀掉了。
记者：现在中央提倡“全民创业、万众创新”，创业与创新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撑，中国的金融业需要如何去应对创业潮的来临？
海闻：我觉得提倡创业与创新的精神非常重要，中国缺这个。从积极因素来看，政府鼓励大家敢想敢干，尤其在就业方面不要老想靠政府解决，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现在有很多的风险投资，创业的条件应该比以前要好多了。原来创业融资很难，企业要么靠银行贷款，要么上市，要么靠自己积累的钱。创业初期，上市不太可能，从银行贷款也不太容易，大部分不得不靠自己的钱。这几年私募、众筹、小额贷款、互联网金融等民间新型资本市场的出现，为中小企业的创业提供了更多的资本支持。中央提倡“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也为这些新型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机遇。
记者：创业潮让大家看到中国经济乐观的一方面，但是，经济数据也让市场弥漫了一种悲观情绪，您怎么看经济数据和现实经济之间的关系？
海闻：现在的经济形势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人看经济觉得不好，另一部分人看经济却觉得很好。我在深圳，就觉得经济很繁荣，创业如火如荼，个人投资的积极性也很高。
哪些经济比较好呢？从地域看，一是经济刚刚起步的地区，如西藏、新疆、贵州、重庆等地，去年的GDP增长都超过10%，这是还没有到中等收入的地区；二是产业结构调整比较好的地区，如深圳，去年的GDP增长保持在9%左右。从行业看，第三产业增长得比较快，在第三产业中，零售业、金融等又增长得特别快，即使在全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仍有近10%的增长；过去的5年里，电子商务的年增长率都超过20%。所以，经济调整比较好，服务业和高质量制造业发展比较好的地区，经济就表现的较好。但那些依赖矿产资源的地区，包括那些制造业比较传统的地区，经济就很不景气，尤其东北、华北等地区，经济状况的确比较糟糕。
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不是总需求不足造成的一般性经济下行，而是一个产业结构未能及时调整的发展不均衡情况。
如果是宏观周期的话，经济会全面不景气，比如90年代末的通货紧缩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经济下滑，都属于总需求不足的经济衰退。如果没有“四万亿”刺激计划的话，各行业都会很困难。而现在的情况是：好的好，不好的不好；有些人觉得经济很糟糕，有些人觉得经济没问题。就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不是一个宏观周期的问题，而是一个产业结构的问题：一些传统的产业将被淘汰，而新兴产业还没有完全形成。
记者：过去十年，我们对这些将近被淘汰的产业依赖很大。
海闻：对，而且没有及时调整。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过去对这些产业里投资很多，造成产能过剩。要按照市场原则的话，这些产业中的很多企业会被逐渐地淘汰。
记者：如您刚才所说，现在的经济问题不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一个考验。
海闻：是的，所以政府不是简单地使用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而是采用定向调控的办法。李克强总理讲，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不能搞“漫灌”，而是哪缺水你往哪灌，因为一部分地方是“旱的”，需要水，而另一部分地方是“涝的”，不缺水。这就叫定向调控，在货币政策上就是定向降准和定向降息，即针对某些地方和行业的贷款可以放宽和降低利率。
记者：但从现在的政策来看，定向政策不怎么用了。
海闻：因为定向的一些产业和地方也不争气，给他定向降息降准也没多大用处，现在政府有点着急了，所以采取了普遍降息的措施。
记者：其实这是一个难题，在保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怎么来平衡，这是个问题。
海闻：不能一步到位，就像一个病人，医生可以尽量少用药，尽可能让他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调整，但如果病情严重，不用药就要死掉的情况下，医生还是得用药，哪怕有很多后遗症的药也得用。这要取决于对病情的判断，如果医生觉得用药病人挺不过去，那即使有副作用的药也得用。现在中国的经济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调结构还是保增长，需要顶层对整个经济形势的判断。宏观调控不完全是经济问题，它有时候还要考虑到整体的平衡，包括各种社会集团利益的平衡，这是政治经济学。
记者：您在深圳工作、生活了好多年，现在深圳的发展势头领先于全国一线城市，经济充满活力，您认为深圳取得今天成绩的背后有哪些因素？
海闻：第一，深圳的发展主要动力是民营企业，这非常关键。民营企业对市场的敏感度和调整能力要比国有企业强。我们现在讲市场化，如果没有民营企业，这个市场化就是空的，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力量是民营企业。深圳早年主要靠更开放的制度，但现在的制度并不比别地方更特殊，但深圳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经济区域，几乎没有国有企业，所以这使得它的经济能够保持活力，能够随时根据经济形势调整，它的产业转型升级不是靠政府投资的，而主要是企业通过市场实现的。
第二，深圳年轻人多，而且是一个具有移民文化的城市，这有点像美国。来深圳工作的人多数都是不甘心传统与现状的，他们敢于冒险——包括我这种人，都是些不太安分的人，50多岁了还能从北京到深圳来办学，稍微有一点安于现状的人是不会来的。“敢于冒险、勇于变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企业家精神。
深圳的发展，只有民营企业还不行，还要有敢于冒险、敢于创新创业的企业家精神。别的地方也有民营企业，东北也有民营企业，西北也有民营企业，但并没有深圳那样的活力。所以，民营企业是个必要条件，变革和创新的文化是充分条件。我觉得这可能是深圳比较独特的两个重要原因。
记者：政府呢？深圳政府与其他政府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对经济更放任一些？
海闻：我也不觉得深圳政府更放任，但深圳政府可能对市场和企业更尊重一些。深圳政府的权利不大，它手上的企业也不是很多，政府对经济直接的参与程度稍微弱一些。虽然说也在规划发展一些产业，但对企业没有太多硬性的影响，政府顶多搭台做些活动。
另外，政府有限规划的几个产业也比较符合经济发展的趋势，包括高新科技、文化产业、金融业、物流业等；现在还在抓教育和医疗，这几个方向我觉得都对。现在好多地方政府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发展一些同质的产业，结果导致产能过剩。
（编辑：谢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