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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金勇:走出去的形势与机遇

国际金融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蔡金勇

(2015年5月16日)

大家好,很高兴回到母校。我原来既不是学习经济学也不是从事金融工作的,1985年开始了解经济学和金融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时过境迁,变化很快。

我稍微介绍一下IFC(国际金融公司),它是世界银行集团的一个机构。我们经常提到两个布莱顿森林系统(Bretton Woods)多边金融机构,而今年恰是这两个机构成立70年,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另一个是世界银行(World Bank Group)。成立伊始,IMF主要关注国际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特别是提供与流动性有关的资金。而世界银行主要关注中长期经济的发展,通过给政府提供贷款,以支持经济的发展。世行成立并经营了几年以后,发现只给政府贷款不足全面快速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民营企业也必须发展,而且也应得到支持。在这种背景下,世界银行集团于1954年建立了IFC。现在的IFC已发展到了可观的规模。简而言之,世界银行集团有给政府贷款融资的部门(即世界银行),也有IFC向民营经济提供融资。

今天非常幸运有机会听到张晓强主任讲的关于中国现在 “一带一路”很多新的举措。下面我从自身工作的角度来谈谈我的看法,讲讲到底走出去形势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机遇在哪儿,包括在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刚才林毅夫教授提到的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面临的形势。

经济的新常态是大家常提到的,我想先略分为两部分来展开以下。首先是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看看发达国家的新常态到底是什么。对此萨默斯(Larry Summers)与伯南克(Ben Bernake)有过一些争论,而且今天这些争论还没有结束。争论的焦点是发达国家经济存在的一些现象,首先是市场上有大量的资金的存在,但投资欲望不强;更为难解的是市场利率很低,甚至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利率是负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么多钱放在那里不去投资,而且不少国家失业率还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危机后多年,经济仍没有回到其潜在增长的轨道上。大家知道金融危机后,美国、日本、欧洲都已或还在做各种各样的货币量化宽松。即使如此,发达国家整体增长也不是很快,大概只有美国稍微快一些。对于发达国家,这个情况也叫新常态,但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一常态,大家有不同的观点。Summers认为是结构性的滞缩(Secular Stagnation),而Bernanke认为这不过是一周期性的现象。

另外,发展中国家现在的新常态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实际得益于过去一二十年全球经济一体化,尤其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对大宗产品的旺盛需求使很多国家收益,所以发展很快。比如,向中国出口大量矿石和农产品,使巴西、阿根廷等国的经济增长较快。在过去多年里,大家都在谈非洲也有若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甚至增长达到10%以上,可以说这些国家都与将大宗产品出口有关,中国的需求提高了产品价格,大家皆大欢喜。但是今非昔比,现在的铁矿石、农产品、石油的价格下来了,这使不少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的很大挑战。这些国家过去通过提供大宗产品,不仅创造就业机会,在人口的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创造就业机会十分重要,而且也为其经济发展提供初始资本的积累,也就是这些国家的第一桶金。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会使很多发展中国家严重缺乏资本,难以支持其急需的投资。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确实对国际经济的增长会有很重要的贡献。我们今天讲走出去并不是简单的卖产品,而是资本的走出去,是投资。这比卖东西更复杂,因为投资要有回报,而且是要在多年后收回的,也只有这样的结果才是成功的结果。我本人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是多年的实践者,参与了许多中国企业国际收购的项目,比如在2005年就亲身经历了中国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Unocal Corporation),多年来看到了不少成功的案例,也看到了不少问题。

从资本的角度看“走出去”很重要。比如,我们去发达国家投资,你要问发达国家本身有大量资本,我的资本有何优势?我要投资的机会有无当地资本参与?若没有,为什么?我的资本的定位是什么,这些是必须问的问题。

从资本的角度看在发展中国家“走出去”,目前机会很多,但挑战不少。不容置疑,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很重要的作用。从具体的实施来讲,如何能把投资做好,既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又实现较好的投资回报,是重要的课题。我觉得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我们要特别关注几个关键的问题。首先,我们要了解本国的资本和投资者如何看自己的国家的投资机会。若当地有能力和有影的商人自己不投资,甚至把大量资本放在海外,我们要需要很谨慎。另外,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十分重要,但这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政府更迭的周期往往比项目的周期更频繁。

还有,我们要了解我们欲投资国家的整体资本收入支出目前和未来可能的状况。发展中国家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基础设施的匮乏,从而生产效率低,无法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分工。投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资金,我们要以外汇投入。基础设施建成后,其收入则多为本币。若当地外汇不足,如何收回投资?不少国家由于经济结构不协调,能出口换汇的产业不强,从而资金和资本市场也十分脆弱,无法吸收和消化大量外汇。即使我们能有以本币计算回报尚可的项目,以外汇计算回报并且回收投资也还会有问题。基础设施的投资都是长期的,资金回收也是长期的,如何预计并找到解决方案,可以说是决定任何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成功与否的关键。由于被投资国治理、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理念可能变化,是为什么这么多年在发展中国家,长期投资不足、基础设施缺乏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晓强主任刚讲到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基础投资”。确实如此,有很多估计投资需求的版本,估计目前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应在几十万亿美元的规模。而实际投资的规模不大也反映了投资基础设施(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风险较高的现实。多年来,在发展中国家,IFC也努力投资于基础设施,我们每年200多亿美元的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基础设施领域。我们同时也花很大精力帮助建立资本市场,使银行系统相对更健康一些,规模更大一些,以降低在这些国家投资的风险。

最后我想讲一个资本市场与创新的关系的案例。在过去一二十年里,美国有很多的创新,不只是苹果公司。我觉得更有震撼力的,并已改变世界的就是能源行业中页岩气和油的发展。美国的天然气消费量是全球最大的,页岩气革命使得美国已探明的储量足以供给其消费一百年以上,而且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其技术的发展,使生产成本不断减少。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实现,不只依靠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创新,同等重要的是其资本市场的深度和能力。我记得很多年前在高盛的时候,知道一些规模并不大的石油公司,当时我们并没有积极为其服务,也许是规模较小吧。后来这些公司的一部分成为在能源行业最好的企业。这些公司开始时技术不成熟、不赚钱、他们的资金从哪里来?这么高的风险,银行是不可能支持的。但美国的资本市场通过直接融资为这个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上千亿美元的融资。你可以说美国确实有很好的工程师,但如果没有这么强有力的资本市场,这个行业是很难发展这么快。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创新,确实是要有很充裕的基础设施、教育、政府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发展有广度和深度的资本市场。今天参加北大的金融论坛,我感到金融工作者的使命是不断建设和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使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支持实体经济,这是我们在座所有的同事共同需要努力的地方。今后的一二十年,确实非常令人兴奋,因为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很幸运的是其参与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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