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黄少卿代表主办方致辞，欢迎并感谢来自出席本次研讨会的各位学者。他表示，如何理解地方政府行为这方面已经产生了相当多优秀研究成果，但是，在当前政治、经济、社会转型新时期，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正是举办本次研讨会的初衷。
上午的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郑新业主持。第一位演讲人是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梁平汉，报告的题目是“实际权力结构与地方政府行为：理论与实证研究”。他首先通过提出政府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为什么会扮演这个角色两个问题引出研究视角：关注地方政府内部同级的不同官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把地方政府看作不同利益的官员组成的群体，而非一个整体。文章通过构建政府组织内存在分工时的最优授权模型，发现地方政府内部利益分化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导致公共部门规模扩大，政府从市场中攫取更多资源，尤其是更加依赖土地财政，影响了经济效率。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石飞进行了点评。石飞认为文章的新颖之处在于运用代理人——委托人理论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但同时对模型中使用的几个变量提出了疑问，并建议考虑构建多层代理模型的可能性。
第二位演讲人为香港教育学院吴木銮，报告的题目是“后地方国家法团主义与地方政府角色：发展型或庇护型”，他着眼于地方法团主义，通过借鉴多个学者的文献，从理论层面探讨地方法团主义提出的背景及其内涵、我国的政企关系及中央和地方关系发生的变化、地方法团主义是否有修正和提升的余地等问题，并提出增强产权保护、调整地方和中央关系要在央地关系上好好调整等政策建议。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李辉文进行了点评，他表达了自己对后地方法团主义及地方政府角色的理解，并且针对央地关系中财税体制的调整提出了两点看法：未来要形成某种机制，把更多的资源和权利转让给市场主体；需要规范地方性收入及支出责任。
第三位演讲人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徐晓书，报告的题目为“何以阻碍了竞争性市场机制？地方官员的双重影响”。徐晓书指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进入市场要通过两个阶段：改革开始但计划体制依然发挥重要作用的阶段、计划体制整体上被中央政府移去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企业家进入市场需要依靠地方官员提供从事商业活动的制度条件；在第二阶段，在位企业为了阻碍其它企业家的市场进入，将有激励勾结地方官员形成市场进入障碍。基于拍卖理论构，文章构建了一个两阶段模型来刻画这两个阶段中政商关系的若干特征。文章给出了第一阶段确保地方官员愿意为企业家提供制度服务和第二阶段地方官员愿意为在位企业设置市场进入障碍的均衡解。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梁平汉进行了点评。梁平汉认为，该模型有效地调和了有效腐败和腐败创造进入壁垒两种观点，有助于来理解腐败在经济中的作用。他也指出文章未考虑第一阶段持续性的可能性以及两阶段当事人不一致等问题，并需要明确市场进入资质的设计者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第四位演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刘建雄，文章题目为“中国的官员选拔：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他主要汇报了做这个调查的背景以及相关文献，并通过采取匿名、询问其他人、以在国家行政学院以及培训机构党校上课的干部为调查对象，得到了官员选拔与升迁的一手资料，而后对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数据的情况以及初步回归结果做了一些描述性分析。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左翔对进行了点评。左翔认为，刘建雄对基础数据的整理工作值得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者注意，同时，左翔对其中几组数据的分析提出了质疑，建议对回归和分析进一步改进。
下午的会议由黄少卿主持。第五位演讲人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李辉文，题目是“‘两法’统一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基于“疑似”外资识别的政策评估”。文章将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两法”并轨视作一次自然实验，构造一个三维差分面板数据，结合双重差分（DID）方法经验研究“两法”并轨对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为了更好地识别政策效果，文章利用企业层面信息将外商投资企业区分为“真外资”和“疑似外资”，比较得出“两法”并轨对于“疑似外资”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而对“真外资”的进入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张莉进行了点评。张莉认为研究两法统一的政策效果在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意义重大，但样本期过短影响了实证结果的可信程度，另外政策实施后实验组样本向对照组转化这一现象与模型一般假设存在出入，因此实证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
第六位演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虞义华，文章题目是“地方政府制定低保标准：左顾右盼？”文章从我国近两年低保现状及相关文献入手，虞义华指出，低保与基建问题不同，低保不是生长性的，降低低保不是为竞争而做的行为。标尺竞争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以邻居行为为标杆以做出自身决策。标尺竞争在中国不存在，但通过实证模型的估计系数，采取排除法最终得出地方政府在制定低保问题上就是标尺竞争，就是模仿同级政府行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李志清进行了点评。他认为文章验证和揭示代际传递性这个效应在低保政策领域里的存在，通过加入不同的变量并采取不同的模型，进行不同的效应分解，说明了政府背后的机制，以及为什么在各地区会存在不同的低保的水平，这一点特别重要，也值得引起重视。
第七位演讲人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钟辉勇，文章题目是“央地关系如何影响了地方政府债券定价？”文章通过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代发代还、第二阶段自发代还、第三阶段自发自还，主要使用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进行DID回归，发现实行自发自还的省份发行的地方债券利率并没有显著高于施行代发代还的省份，其含义是在目前单一治理结构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借债的行为一直提供担保，金融市场也相信中央政府最终会提供隐形的担保。通过这个回归，更直接地反映央地关系对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利率有什么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剑雄进行了点评。他认为中国目前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水平未达预期，在此前提下利差并不能作为有效的度量变量，因此对实证结果会产生不利影响。他建议延长样本期限，并在之后的研究中加入如何防范道德风险的讨论。
第八位演讲人是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张莉，文章题目是“财政激励、政府自主权与政府支出结构”。这篇文章强调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的竞争对于生产性支出偏向的影响，主要通过撤县设区进行DID回归，以分析发生撤县设区的县级政府是否更加减少生产性支出。文章指出，改革通过弱化政府参与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减少基础建设方面的支出，会带来行政成本的增加。其政策含义包括调整官员考核、调整公共财政体制、提升政府管理能力等。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黄少卿进行了点评。他对文章的整体框架——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理论——提出了质疑，指出该分析框架不能很好地解释那些缺乏参与竞争激励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另外，地方政府在生产性支出上的偏向到底是为了增长还是为了“腐败”，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定论。另外，在计量分析中，文章可能缺失了重要解释变量，譬如，撤县设区不但会引起竞争程度的弱化，也会导致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重新配置，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到底受哪个因素影响更多，文章仍有大量故事有待开发。
八篇论文报告和点评结束后，会议进入到自由讨论环节，各位学者对感兴趣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及见解，演讲人也对有关疑问进行回应，并在部分话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郑新业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第一，既有的研究文献普遍存在缺少微观基础的缺陷，很少从微观分析框架出发，忽视了假定、约束条件、均衡值及比较分析，本次会议的论文在这个方面有明显突破，值得坚持；第二，既有文献在借鉴现有理论框架展开分析时，容易忽视其前提假设在中国环境中是否存在，这种拿来主义研究方法有待改进，本次会议的论文在这个方面也反映出不小的进步。他倡议，公共经济学专题研讨会（第二期）在今年秋季移师北京继续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