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可能性，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计划，令人民币汇率走势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2013年9月15日下午，北大金融校友群的部分成员联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朗润园举办了一次“人民币汇率未来”圆桌讨论。这也是国家发展研究院为庆祝建院二十周年并增强其智库功能所发起的【朗润·格政】 系列活动的第一次试水。
当天下午有四十几位校友参加了讨论。金融校友群预先邀请了中投证券韦志超、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员的黄志刚、《经济学人》的许思涛、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徐建国和余淼杰，讨论由国发院黄益平主持。研讨从下午2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半。在几位嘉宾的主题演讲之后，与会嘉宾踊跃地参加了现场讨论，或即席点评，或发表独立见解。本文摘取了部分精彩观点，不过因为是内部讨论，我们特意隐去了发言者的姓名。另外，因为发言嘉宾众多，前后各观点之间逻辑上也可能不一致。
放开汇率浮动区间正当其时
中国的国际收支改善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因此，基于趋于平衡的国际收支状况，人民币汇率正在趋于均衡。在均衡汇率下，放松汇率管制不会引起较大的波动，因此，现在是扩大浮动区间的好时机。虽然美国QE退出容易导致新兴市场资本外流，但中国资本管制仍然有效，资本流动可控，因此无须多虑这一冲击。
台湾经验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的发展模式等很多地方很接近，从发展阶段上看，中国近几年经常账户占GDP的比例与1990年代的台湾十分相似。中国台湾这一比例在2007年达到高峰，中国台湾的高锋时间为1989年。随后都出现下降。
从汇率制度上看，中国台湾汇率也是先管制，再逐步放开。在中国台湾逐步放开汇率后，汇率水平并没有极大浮动。台湾的道路经验值得参考，但一些关键的不同点也要区别对待。
短期来看，汇率从理论上应该贬值，从趋势上即将贬值
讨论问题始终不外乎两个方面，理论上应该怎么做，事实上又会怎么走。从“应该”的角度，基于国内宏观形势，结构转型与银根紧缩的压力下，人民币应该稍微贬值。从“趋势”上，基于QE退出对新兴市场的冲击、中国短中期内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元相对强势的现实，人民币在现实中将会贬值。
水平上趋于均衡不代表改革可以停滞
随着汇率升值，汇率水平的扭曲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但更重要的是汇率形成机制仍然存在扭曲。对企业而言，汇率仍是一个外生变量。企业都是在给定汇率外生的情况下而做出决策，贸易、消费、经济结构都会受到外生汇率的影响。一旦汇率内生化，收入分配、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方面，都会有所变化，值得考虑。从日本与德国的经验对比看，德国汇率改革更早，整个经济结构效率就比日本好。韩国在亚洲金融风暴后表现最好，也得益于在1964年就开始有管理的浮动。
应该以升值倒逼汇率改革
人民币升值后，进口产品增加，给国内企业提供了“倒逼”压力。与2001年加入WTO很像，当国内改革很难推进的时候，可以通过放开来倒逼改革。另外，也可以推动企业效率的提升。升值后，中间进口品将增加，而中间进口品对企业生产可能有1+1大于2的效果，或许将提高劳动生产率。
人民币在国际上处于第三梯队
人民币应当国际化，要有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货币地位。但客观地说，我们当前的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只处于第三梯队，甚至第四梯队。第一梯队是美元，第二梯队是英镑、日元、瑞士法郎等。要成为真正大国，人民币国际化不可避免。为了推动国际化，双边货币互换可以多做一点，不一定与发达国家做，而是与发展中国家做更现实。
日元的国际化经验值得参考
日本在二战后发放了许多无息贷款，后来日元升值，这些反而都变相地成为高利贷，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在这方面吃过亏，我们1980年代的价格闯关与此不无关系。
人民币走出去的主要市场在非洲，以对外投资带动人民币国际化。在投资上可以向美国学习，不追求过高的收益率。因为如果参照国内8%的收益标准，在海外非常困难，容易造成项目竭泽而渔，反而不被对方接受。
人民币国际化为时尚早
讨论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一个经济议题，还涉及中国的政治体系，以及国际认可度，因为这是一个国家主权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从目前来看，中国在这两方面的基础并不太好。
从经济基础上，中国与美国相比还差距巨大，在政治体系与价值观方面，中国在国际上的认同度也并不高。在世界主流经济体都是市场导向型经济和民主政体的情况下，对中国的政府导向型经济和一党执政，有接受的难度。其实当前的中国主要问题不是解决世界的认同，也不是人民币国际化，而是把内部的功课做好，再埋头苦干十年，把国内的问题理顺再推进也不迟。
当前的问题核心是对内开放远远不够
从中国的发展来看，汇率应该是服务国内经济发展的工具。从目前国内经济的发展来看，汇率的服务性和工具性都不够，应该加速调整。比如，我们应该迅速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再不做汇率调整，就会带来非常多的问题。日本就是先例。
从调整的方向看，未来不一定要走贬值的道路，应该先解决内部的问题，以汇率改革推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2008年，我们丧失了非常好的调整机会。四万亿更多支撑了原来的产业结构。
放到整个金融改革开放的大战略上看，中国当前最急需的还不是金融的对外开放，而是对内开放。
汇率改革，而是金融的对外开放尚可，对内开放远远不够。对外可以稳健推进，但对内开放应该加速进行。
企业管理水平制约对外投资与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要跟随企业的国际化，国内企业的国际化情况怎么样？国内企业国际化最成功的可能就是华为，而华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高超的管理水平，而不是国家支持。国家支持的企业很多，但在国际化道路上败北者甚多。
在企业的国际化方面，我们国家现在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太低，而民营企业的体量又太小，远远不足以消化我们3万亿的外汇储备。
为什么海外直接投资收益率低？
为什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低？
第一，对外投资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占比70%左右，而国企并不完全追求收益率。民营企业占比又太低，他们第一缺少资金优势，第二，政府审批时间太长，经常使他们错失良机。
第二，从投资行业上看，对外直接投资多以资源行业为主，占比40%，而这些行业周期长，计算回报需要较长的时间。
第三，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经验非常不足，平均出海经验五六年左右，远不足以了解当地的法律规则与市场游戏规则，更奢谈工会，乃至风土人情。
中国企业在没有技术、品牌、管理经验的前提下走出去，更多是一种技术的引进、人才的吸纳、管理的学习，而不是投资收益率至上。
会议结束之后，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与参会嘉宾一起合影留念，并在勺园朗润厅宴请客人。大家还初步探讨了北大金融校友群与北大国发院进一步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