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增长出现回落，下行压力增加，结构性矛盾突出，宏观调控难度加大；世界经济尽管保持复苏态势，但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依然突出，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积聚。面对这样的情况有很多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学术界进行探讨。
在此背景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香港经济导报社、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于2012年6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200多位来自国内外各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40多家媒体参加了本届论坛。大会发言的学者（按发言顺序）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论坛主席刘树成研究员，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经济历史系主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拉尔斯·曼格努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与评论部副主任艾文耕先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郎丽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霞辉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院长张连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胡乃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圣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教授，南开大学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龚刚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分党委书记沈越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主任李建伟研究员，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吴国华研究员，宁波大学商学院陈昆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常欣研究员，湖南大学经贸学院陈乐一教授等。
与会专家围绕“稳定宏观经济、推进结构性改革”这一主题，针对我国宏观经济低位运行的现状、原因以及未来几年经济的走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推进结构性调整与经济转型以及政府职能方面各抒己见，就经济稳定与增长速度高低和路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专家们既着眼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经济发展的现实，又关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传导；既注重短期稳定，又谋划长期可持续繁荣，对未来经济发展既达成了广泛共识，也存在一定分歧。
一、当前宏观经济低位运行的原因及未来几年的走势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出现了比社会预期更为明显的放缓。从季度数据看，一季度经济增长率81%，是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经济回升以来的12个季度中经济增长率的最低增幅。2012年二季度可能进一步下调。
1.经济超预期低位运行的主要原因
与会专家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出现明显的回调现象，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刘树成研究员认为，经济超预期较低位运行，除了政府宏观调控、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外需不足、供给约束强化、企业经营困难以及经济增速回落过程中有惯性等因素的影响，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即一些地方在反对GDP崇拜，反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的过程中，出现了忽视GDP、淡化GDP的倾向，不再下大力去做好经济工作。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情况表明，每个五年计划（或规划）之后的第二年，又是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之年，往往容易出现经济增长趋热的态势。今年既是这种“双重推动年”，又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年份，按照历史惯例，本应着重防止经济增长趋热，但实际情况却相反，出现了经济增幅的较大回落。如果存在上述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郎丽华教授认为，2008年以来两次政策冲击是导致本轮经济周期波长延长、经济出现回调的主要原因。2008年政府的四万亿投资刺激经济的措施，把本来应在2009筑底的经济迅速拉起，使实际的经济调整期只有5个季度，并且导致周期谷底的经济增长率过高，达到9.2%，为2011年和2012年经济出现再次探底埋下了伏笔；2010年央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了通货膨胀率的上扬，而政策的滞后性导致了经济的超预期回落。张卓元教授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回调主要由三重因素决定：第一，是经济再平衡的结果。2003—2007年连续五年GDP的增速高达两位数及以上，导致大量透支资源、环境和过分压低劳动报酬，现在的回调是对经济自身再平衡的需要。第二，是政府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应过度，依靠大规模投资、“铁公基”项目和天量的投放贷款造成的后果。第三，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超过五千美元以后，经济增速必将逐步递减。胡乃武教授指出，外部需求不振是我国当前经济低位运行的主要原因。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受到重创，目前国际经济正处于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主要经济体经济恢复仍然缓慢。美国经济虽然开始回升，但是由于它出台再工业化政策，改变产业主要方向，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制造贸易摩擦，所以对外需求增长有限。欧洲国家面临债务危机，处于经济衰退边缘。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活力不足，并受控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我国经济增长受到外部需求不振的严重制约。而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仍然无法弥补外部需求的下降，随着政府在金融危机时期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政府投资趋于下降，加以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在消费需求方面由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大大慢于经济增长速度，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没有到位，所以依靠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杨瑞龙教授认为，本轮经济的回落具有输入性衰退的特征，主要源于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对中国外需和资金面的冲击超出了预期。其次，国内刺激政策的退缩以及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导致了宏观经济紧缩效应比预期大。第三，资产价格回落导致的去杠杆与生产价格下滑，加剧了企业经营环境的恶化，而资金链紧张、销售链紧张加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第四，国内经济主体的信心和预期的恶化，导致资金流动速度出现内生型放缓。李建伟研究员则认为，经济超低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这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际市场需求，特别是美欧日进口增速大幅度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国内的政策，特别是人民币较大幅度升值，2012年一季度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对美元的汇率比去年同期升值了4.62%，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出口。
2.未来经济走势谨慎乐观
国内外许多经济预测机构都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2012年低于2011年，2013年将略高于20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是8.2%，明年是8.8%，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中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是8.5%，明年是8.7%。世界银行最近两次发布，去年11月发布2012年8.4%、2013年8.3%。2012年4月又修订为2012年是8.2%，2013年是8.6%。
有专家从经济周期的客观规律分析，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有可能完成筑底，2013年将进入新一轮的扩张期。从美国和世界经济周期的波长规律看，尽管目前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并且有欧债危机的影响，但自2010年始，美国和世界经济毕竟进入了新一轮扩张期。从实际经济运行来看，2010年，世界和美国GDP增长率分别为5.3%和3%，2011年降至3.9%和1.7%，2012年可能还会有所回落，但不大可能再出现2009年负增长的情况。这是世界经济运行的总趋势。
即使世界经济出现二次衰退，中国经济仍具有保持强劲增长的可能。首先，根据中国经济周期运行规律，如果没有政策冲击，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扩张期；其次，我国当前具有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条件和实力：这就是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广阔的国内市场足以化解由于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外贸出口的负面影响。
也有专家认为2012年经济触底反弹是很有可能的，对GDP的增速超过8%抱有信心。因为伴随稳增长、稳投资政策出台，会有效逆转投资增速和消费增速疲软的局面，增强市场信心，打破去杠杆化与去库存化的机制。但期待不能太高，我们依然面临世界经济疲软和风险上扬的冲击，不确定性和下行偏向存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房地产调整的步伐虽然有所减缓，但依然严重制约着房地产投资；资源配置的扭曲也将在短期稳增长的政策下进一步恶化，过去存在的结构问题继续出现，不能有效地解决。
3.适度经济增长是结构调整的基础
与会专家认为，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是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
在现实经济运行中，GDP增长速度不能太高。经济增长速度过高，经济的“大起”，会造成对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各种均衡关系的破坏，导致随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大落”。因此，应反对GDP崇拜、反对盲目追求和攀比GDP。但是，GDP增长速度如果太低，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因为GDP是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二是会使财政收入受到影响，进而影响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的实现。 三是影响企业的宏观经营环境。较低的GDP增长，将影响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影响就业的扩大和社会的稳定。因此，要保持一定的、适度的经济增速。
与会专家认为，现在的稳增长，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并非是简单的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也不是再次回归到GDP崇拜或者GDP的追求，而是在新的形势下，向各级政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就是要把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抓改革、惠民生相结合，努力实现和谐发展的主线。
二、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未来经济仍保持较高增长
经济增长速度多高、多低为宜？这涉及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把握问题。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增长，现在进入到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从国际经验看，不同国家因其地域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国内外环境条件不同等，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表现为不同的情况。有的国家表现为突变过程，如日本；有的国家则表现为相对平稳的渐进过程，如韩国；有的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后，在一定时期随着科技发展等因素的推动，还可能重新上移，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
也有专家指出，现阶段我国经济是存在经济适度增长区间的，最优适度区间为9%—10%，次优增长区间为8.5%—10.5%，基本能够容忍的增长区间为8%—11%。从这个角度来讲，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是必须的。在经济增长方式未实现转变之前，中国潜在产出增长路径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适度增长区间取决于潜在产出增长路径的高低；而潜在产出增长路径（率）的高低，则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粗放型、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如果人为地把经济增长速度打压到适度区间之下，将会导致大范围失业和社会不稳定。伴随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转变，潜在产出增长路径才能逐渐下移。所以，应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适度的增长区间内，政府还应当利用目前经济继续回落的有利时机，加速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还有专家认为，在2030年之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都有着广阔的空间，因此，未来10—20年，我国仍然有着持续快速增长的潜力；另有专家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仍处于中长期回调状态，超长期波动进入周期性复苏阶段，中长期波动进入周期性扩张期，中期波动进入周期性波动的复苏期，短期波动大幅度下降，2011年到2015年基本稳定在98%左右，因为美国经济已结束二次探底，回归上升通道。
有专家从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效应关系的角度出发分析，提出短期政策以及短期本身的这种波动性，不会改变长期趋势的发展方向，认为波动与增长的关系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多数省市中，大约1978年前后形成交叉，在交点以前表现为负相关，在交点以后表现为正相关，或经过一定时滞后表现为正相关。几乎所有的省市在1991—2010这段时间内，波动对未来几期的增长都具有正的溢出效应。在主观学习相对占优的情况下，波动与增长正相关；而在非主观学习占优时，波动与增长负相关。经济社会环境中某些关键因素（如偏好参数、人力资本形成核心要素贡献比等）决定波动性与增长趋势方向的关系。因此，解决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的问题关键是提高教育、科技研究部门收入，引导顶尖优秀青年向教育、研究等科技基础领域回流，而推进利率市场化是解决当前民间金融问题的根本。
三、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促进结构调整与企业转型
中国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均GDP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国能否突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需要正确把握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促进结构调整与转型。
1.效率引导结构调整
有专家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界定国家经济发展阶段，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投资导向阶段。投资拉动经济是我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劳动生产率是牵引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推动因素，所以结构转型必须是效率引导的。中国结构转型最大的难题是我们所处的经济阶段必然决定了是投资导向型的，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还处在传统机制上。因此，中国未来的结构转型必须通过效率引导，结构转型必须通过所有人们的行为、企业的行为以及产业变革来实施。通过市场化改革引导和实现结构调整，保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不能把制造业快速从城市中赶出去，实施快速的退二进三。应通过推动服务业与工业的结合及提高服务业的贸易水平，通过政策引导和结构调整，特别是通过政府特殊政策的支持，比如金融、税收支持，使得企业和个人在经济转型中发挥主动作用，使结构向良性方向转化。
也有学者从二元经济论出发，指出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剩余劳动力已经不多，经济增长是投资主导的，实际上也意味着随着剩余劳动力的消化，未来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矛盾可能会越来越激化。因此，唯一的经济增长动力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来自技术进步。这时候宏观调控起到的作用可能不是很大，而通过制度保证产生足够的激励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2.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的目标
有专家指出，结构调整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遵循产业演进规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二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应的降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使职工的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实施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使企业保持合理的盈利水平。 三是积极发展战略型新型产业，使列入“十二五”规划的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尽快地形成产业化体系。
还有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有两个目标，一个是要克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一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出口拉动、投资拉动向消费、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两个目标相互促进，克服重大经济比例失调包括基本收入差距扩大是转方式的必要前提。
还有专家认为，转方式绝不是把出口转为投资，更重要的是要实现技术赶超、品牌赶超。在处理“三驾马车”的关系上，在2020年前要三管齐下：投资、出口、消费，三者不可偏废。
3.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有专家指出，企业转型升级一般首先考虑到资本替代、技术替代，通过投资来弱化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状态。但是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并不具备大规模投资能力，且低端加工制造业会长期存在。但低端制造未必意味着低端地位。
企业转型升级的第一个路径是把低端加工企业变成优秀制造商，这里关键是通过改革现有的劳动制度，培养有技术的工人，让工人有动力和能力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
第二个路径是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贸易自由化、市场交易成本降低，将政府和企业做大做强的理念转变为做专做强，把非核心的辅助业务外包，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最核心的方面。
第三个路径就是改造商品市场。商业地产商（市场业主）+分散小商户+各类服务供应商+公共服务部门，是我国30年改革中商品流通体制的组织创新，它不仅实现了小商户与大市场、大流通的衔接，而且成为各类各式服务业发育的重要摇篮，也是扩大分工、延伸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商品市场的制度变迁不仅降低了商品流通成本，而且降低了服务业发育成长的制度成本。
第四个路径是走出去，到海外建立生产经营基地。利用海外的生产经营资源，如技术和市场、营销渠道等因素，以及国内政策的有利因素，如人民币升值因素和国家对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扶持。通过走出去改变企业的竞争方式，提高竞争力达到转型升级的目的。当然，走出去有风险，需要有企业自身和政府的风险防控机制。
四、高生活成本拖累城市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继2011年论坛首次发布“中国30省会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在对城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进行调整和完善的基础上，经过数十名专家学者和近百名学生半年的辛勤工作，于本届论坛再次发布中国35个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
与2011年城市生活质量调查结果相比，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出如下特点：
1.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总体水平有所提高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35个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主观）指数整体有所提高，从2011年的49.71提高到2012年的50.88，超过了满意与不满意的临界点（50分），进入到满意区间。本次生活质量主观指数超过50分的有23个城市，高于2011年的11个城市。在描述城市生活质量的5个分指数中，有三个分指数的主观满意度指数高于客观指数，分别是：人力资本（59.42，57.66）、社会保障（59.19，50.85）、生活感受（55.63，51.89），只有生活水平（51.28，56.28）、生活成本（28.91，56.10） 括号中前边的数字是主观满意度，后边的数字是客观满意度。的主观满意度指数低于客观指数。这表明，人们对人力资本、社会保障和生活感受满意度的提高是导致城市生活质量满意度整体水平有所提高的直接原因。
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总体水平的提高，说明中央政府的民生工程和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已见成效，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满意度的提升，社会保障满意度的提升，以及生活感受满意度的提升等方面。因此，继续搞好民生工程，继续实施和出台新的惠民政策，是进一步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必要举措。
2.两个“反差”依然存在
2011年的调查表明，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两个反差：一是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之间存在反差；二是居民实际生活质量与居民主观满意度之间存在反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两个反差”依然存在。就第一个反差而言：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递增10%，但是高增长没有必然带来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的提高，也没有能够使生活质量的客观指数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主观满意度指数和客观指数都是刚刚越过满意和不满意之间的临界点，距离城市生活质量75分的满意水平还有一定差距，说明居民生活质量整体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这也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粗放型增长方式基础上的，并且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拉动而非消费拉动，人们没有从高速经济增长中分享到应得的好处，或者说人们所得到的好处至少低于人们的预期。
全国35个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为5088，生活质量客观指数为5456。主观指数低于客观指数，说明居民主观感受到的生活质量低于居民实际的生活质量。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增加的同时，也应关注人们的主观福利。例如，失业者会认为失业是人生中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它会使人感到不自信甚至自卑，因此他们宁愿有一份工资仅仅相当于救济金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加就业机会可能比增加社会保障更能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满意度。
3.控制和降低生活成本是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的关键
生活成本拖累生活质量满意度的提高，这是本次调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从主观指数上看，受访者对各方面的满意程度依降序排序为：人力资本（59.42）、社会保障（59.19）、生活感受（55.63）、生活水平（51.28）、生活成本（28.91）。其中生活成本指数只有28.91，不仅低于2011年的32.70，而且远远低于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总指数（50.88）。
调查数据显示，生活成本主观指数排名靠后的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总指数排名也相对靠后。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成本是拖累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的最重要的方面。
从客观指数上看，生活成本客观指数全国平均值为5610，低于去年的6162，说明城市生活成本较上一年又有了进一步的上升。
生活成本的核心问题是房价和通货膨胀。我们用房屋销售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及房价收入比三个二级指标来度量城市生活成本的客观指数。高企的房价、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以及高的房价收入比是导致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偏低的重要原因。
因此，无论从主观满意度指数还是从客观指数来看，生活成本都是拖累城市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这说明，要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控制和降低生活成本是关键。
4.普遍存在的房价上涨预期成为未来城市生活成本继续上升的隐忧
本次对房价预期的专项调查表明：在35个被调查城市中，有32个城市的房价预期指数高于50，即普遍存在房价上涨的预期。在此情况下，政府一旦放松对房地产的控制，实际房价就有可能上升，而实际房价的上升会进一步推高实际通货膨胀水平，进而进一步推高城市生活成本。如果人们的收入水平不能得到相应的增长，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包括主观满意度指数和社会经济（客观）指数，就有可能在今年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这是经济生活中的一大隐忧。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城市居民一方面对生活成本持续上升和高企的房价不满，但另一方面却又普遍存在房价上涨的预期，这充分表现出城市居民在房价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也表现出了城市居民对房价的纠结、担忧和无奈。因此，在未来的几年中，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搞好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控制房价上升，依然是改善民生的一件大事。
5.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降低了人们的收入预期
在描述城市生活质量的5个分指数中，与生活成本相似，生活水平的主观满意度指数（51.28）也低于客观指数（56.28）。我们是用收入现状满意度和收入预期满意度来描述生活水平主观指数的。从35个城市的调查结果看，收入现状满意度指数平均为51.20，收入预期满意度指数平均为51.36，两者差距不大。人们对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满意度不高，可能与我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有关。2011年四个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为9.7%、9.5%、9.1%、8.9%。2012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8.1%，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到7.5%附近。经济增长速度低迷不仅影响了人们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影响了人们收入水平的预期。
此外，在35个城市中，收入预期排名靠前的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排名也比较靠前。这表明，要进一步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必须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改善人们的收入预期。
6.社会保障客观指数低，而主观满意度高
在本次调查中，尽管城市居民对社会保障主观满意度的指数较高（59.19），但社会保障的客观指数却相对较低。从社会保障的社会经济数据（客观）指数来看，5个分指数依次降序排列是：人力资本（57.66）、生活水平（56.28）、生活成本（56.10）、生活感受（51.89）、社会保障（50.85）。显然，社会保障指数是评价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的短板。社会保障主观满意度指数高于客观指数，可能的解释是，在过去两年中，由于扩大了社保覆盖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以及城市生活安全状况的进一步改善，使人们感受到的社会保障水平提高，进而提高了居民的主观满意度。
7.城市规模过大可能不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
本次调查显示，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排名较高的城市并不是那些特大城市，而是一些中等城市；而人口规模较大的大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排名都不是很高。这说明城市的规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活质量。
由于人口数据更易获得，所以一般用人口规模表示城市规模。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中，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排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长春（1）、杭州（2）、石家庄（3）、济南（4）、合肥（5）、福州（6）、宁波（7）、青岛（8）、厦门（9）、银川（10）。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排名均处于中下水平，属于中小规模城市。在这些城市，人们的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都比较高。
因此，在关注如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同时，应该把城市规模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考虑。不能一味地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是要更多地考虑城市生活质量与城市规模的最优关系，以实现城市的最优规模。
综上表明，中央民生工程和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但城市居民生活成本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只有进一步有效遏制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稳定房价和物价水平，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控制过大的城市规模，才能进一步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此外，地方政府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创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在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实实在在提高的同时，也应关注人们的主观福利。毕竟，政府发展经济和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标是不断提升民众的福利，让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和满意。
五、政府的行为调整与政策取向
在稳增长与调结构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和政策取向？与会专家各抒己见。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经济历史系主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拉尔斯·曼格努森教授认为，在危机中，不能仅仅依赖于市场，需要有一个好的政策干预，刺激经济增长，不要让市场自发地调节经济。裴长洪教授认为，经济转型中，必须发挥政府正确的作用。政府的注意力需要从土地的资源开发向土地的节约利用方面转移。政府要考虑：土地怎么集约利用？向新建城区过渡当中服务业怎么发展？城市怎么改造？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怎么安排？还有就是总结企业的经验，发现典型，通过典型来引导企业实现典型升级。
有专家认为，政府应调整干预经济的行为，避免“激素刺激型的干预方式”，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该以一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为客观依据，在经济回落期间应该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加速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还有专家认为，中国未来的结构转型必须通过效率引导，政府虽然在中间起到比较大的作用，但是必须记住政府不能取代市场，政府不是企业，也不是个人。结构转型必须通过所有人们的行为、企业的行为以及产业变革来实施。
有专家从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广义价格改革势在必行、行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角度出发，指出改革必须深化，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应正确认定。
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酵，教训警示中国
上世纪末以来，全球已发生过三次重大危机，尽管危机都表现为金融危机，但在性质、成因上却有很大区别。
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及其警示
有专家认为三次危机与世界三大经济模式之间的密切关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东亚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危机由政府推动的赶超型经济泡沫破灭而引发。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则是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产物，危机是由华尔街创新的金融衍生品制造的泡沫引发；近年来不断发酵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模式”有直接关系，它是由欧洲国家生产太少、消费太多引发，尤其是社会模式下的过度公共消费。
拉尔斯·曼格努森教授从全球危机的角度揭示了欧洲危机的根源。他认为，目前的危机，分成三部分，第一是金融泡沫危机，是因雷曼兄弟在2008年破产而显示出来，但在破产之前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的危机。第二是需求和失业的危机，在2009年出现，导致许多国家的GDP快速下降。第三是预算和债务危机，是从2010年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现在，表现为目前欧洲特别是希腊的债务危机。从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到债务危机出现，这种顺序不是偶然的。2009年经济严重下滑，导致失业率上升，在美国、在欧洲国家都出现这种情况，要求金融机构特别是对那些国家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很高的国家，以及出现了债务赤字的国家，包括爱尔兰和冰岛提供更多的资金，这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的资本市场上要进行更多的借贷活动，导致这些国家要大幅提高对国家借贷所支付的利率。
2.中国主权债务需保持警惕
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关注中国的主权债务风险问题已成为人们的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此背景下编制了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专家指出，在中国特色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主要体现为对外资产、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资产的积累，这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结构变迁紧密相关，在负债方，各级政府以及国有企业负债扩张明显，总体上超过私人部门，包括企业和居民的负债增长，从而形成大量的主权负债，这与中国政府主导型的赶超体制密切相关。从债务结构来看，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占比比较高，这是中国债务结构中突出的特点。2010年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054%，高于有关研究基于OECD国家所得到的企业债务部门的临界点90%，所以隐藏的风险值得关注。
那么，开放条件下如何规避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与评论部副主任艾文耕先生认为，如果我们资本市场更加开放，使得中国的人和公司可以多样化他们对资本的获得途径，增加了他们的安全性，这将会允许小的企业和消费者更容易获得一些资本，因为我们国内开放资本的账户可以拥有全世界的资本。那么到底怎么实现自由化，怎么安全获取，而避免承受风险？艾文耕先生认为， 自由化的过程，取决于三方面：一是预先条件，一个是顺序以及速度。关于预先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很有力的系统、有力的机制、有力的监管，资金输入在输出之前，长期比短期更加优先。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到底其他的国家，包括资本接收国和资本输出国的政策。
6月17日，与会专家参加了“周期性经济波动与经济结构调整”和“外部冲击与宏观经济稳定”两个分会场的专题研讨会，对宏观经济及结构性调整展开了进一步的研讨。
作者：郎丽华、周明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070，电子信箱：langlihua@cueb.edu.com,zhoumingsheng@cueb.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