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中国政府债务管理与资产价格风险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高校的5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中国人民大学，共享这一学术盛宴。
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用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惠林教授，《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王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公共财政研究所所长许光建教授分别致辞。
开幕式邀请了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教授，美联储研究员闪辉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教授以及财政部财科所刘尚希副所长分别进行主题演讲。
克里斯托弗在主题演讲中借鉴其针对欧洲的实证研究结果，分别阐述了关于劳动力市场和财政政策的相关问题及政策建议。在第一部分，克里斯托弗首先回顾了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方式、就业动力、政策目标、自然失业率等劳动经济学基本话题。他认为：自然失业率大小的难以判断往往导致政策目标的不清晰。为解决这一问题，他着重介绍了贝弗里奇曲线，该曲线可以用来帮助区别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等问题。在此基础之上，他对美国和英国的贝弗里奇曲线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结论：英国不存在结构性失业而美国则不然。基于上述内容和他本人的早期研究，他强调：政府应着重帮助失业者增加工作经验，实施的相关措施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第二部分，克里斯托弗分析了当前欧洲财政政策没有获得预期效果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原因是由流动性的短缺、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高额的外债所导致。为应对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不应再为地方政府的过度债务买单，即使进行担保也要施行强有力的财政政策以确保还债能力；同时，他还强调了国际贸易和内需平衡同时获得解决的重要性。
闪辉在主题演讲中重点探讨了美国房地产市场以及各州和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问题。房产税是美国地方政府最主要的税收来源，随着2006—2009年美国住房价格和房屋销售量的下降以及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州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增长率多年来首次降到了零以下。通过对房地产市场和州地方税收收入间关系的研究，并结合2000—2010年税收收入的数据，闪辉发现，即便不动产交易税、销售税、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都受到了房地产泡沫的影响，但房产税在萧条时期仍然保持着健康而稳定的增长率。基于LUTS（2008）的数据检验，她发现房屋价格评估的滞后性使得房屋价格变化对于房产税的影响要在三年后才能显现。同时，她提出，房产税的滞后效应有助于缓解经济萧条的影响，有“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但真正的复苏还是要依靠实体经济的恢复。
高培勇在主题演讲中论述了他对中国地方债务的思考。他认为，当今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只能部分归结于反危机操作，地方政府大规模借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当今以GDP论成败的政绩考核方式使得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投资项目与投资资金，而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借债行为更扩大了地方政府的借债规模。此外，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长久以来一直存在，地方债务危机不会随金融危机的终结而结束。不适当的政绩观、过于多元化的财政主体及不健全的地方财政导致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而在这一环境下，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没有规范化的举债权，并且过度依赖于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这些都将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举债并引发债务危机。为解决这一问题，他认为我国应当实施全方位和深层次的改革，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并研究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刘尚希在主题演讲中，以或有负债为切入点，对地方政府债务结构、性质和实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不少学者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理解有一定误区。因为地方政府大量债务不是直接负债，而是或有负债。二者性质不同导致不能直接相加。他强调政府的债务不全是客观债务，也有“隐性债务”、“或有负债”这样的主观性债务。而企业的债务全都是客观债务，如果我们用认识企业债务的方法认识政府债务就会陷入误区。在理清地方政府债务性质和结构后，刘尚希进一步指出债务实质是一种对风险的权衡，地方政府借债实际上也是出于化解风险的目的，债务实际上是化解公共危机和相关风险的手段和方法，但同时也会产生新的风险。那么，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对风险的管理，其是否会导致危机不能只通过债务大小来判断，还要考虑更多的综合因素。
此外，为对研讨会主题进行充分讨论，各位专家学者根据自身研究方向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参与到三个分会场的讨论当中，分别就中国政府债务管理、房地产价格风险研究、我国公共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研究三个分论题进行了成果分享与经验交流。
一、中国政府债务管理
政府债务作为政府调度社会资金，弥补财政赤字，并借以调控经济运行的一种特殊分配方式，成为关乎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议题。自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以来，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巨大潜在风险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近年来，在经济转轨进程不断推进和国际金融经济波动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与管理，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
崔军、朱志钢（中国人民大学）分析了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发行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地方债的形成机制以及地方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入手，对地方债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就地方政府债务如何通过加强预算、规范债务分类、设立指标体系、偿债基金的建立、日常监管制度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确立了治理地方债务的短期目标和长效机制，提出需要从透明度的角度来解决地方债务问题。
郭玉清（南开大学）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治理和共性理论进行了讨论。他从逾期债务的角度，量化、估测了中国的财政风险，定性地分析了制度风险的成因，构建了中国财政风险预警与控制的理论框架，并进一步衍生出财政偿债机制，从而为遏制地方财政风险层层传导累积、最终可能导致中央财政因不堪重负而爆发全面危机，提供了新的风险管理与控制思路。
黄燕芬、邬拉（中国人民大学）从规模、结构、管理三个方面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从体制、政策、管理、社会层面分析地方债务的成因，同时重点讨论了地方政府债务对社会的影响。他们指出，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不彻底，政府间事权及支出责任与财权划分不对称，导致原有的政府投融资体制在经济转轨中已被打破，且尚未形成多元投资格局；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结构性减税政策与土地政策给地方财政造成巨大压力；政府行为不规范，监督管理机制的缺失，经济转轨时期资金需求旺盛等因素共同影响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李青、韩立辉（中国人民大学）运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模式的逻辑比较并讨论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他们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归纳、量化并比较了其政体、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分权程度以及纵向财政不平衡程度、预算透明度和中央政府的救助历史，从而建立了地方债务管理模式选择的分析框架，比较并分析了各关键因素的特征与地方债务管理模式之间的关系。
许光建、戴李元、魏义方（中国人民大学）从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现状出发，具体量化分析了银行不良资产与财政风险的相关关系，并设计从银行不良资产角度量化财政风险的评估体系，据此进一步衡量我国目前由银行不良资产引致财政风险的大小，并最终提出了具体的化解财政风险的应对措施。
二、房地产价格风险研究
房地产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如何使其健康稳定地发展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城市房价上涨速度远远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有关房地产泡沫、房价调控政策、贷款购房等方面的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地重视。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意义，专家学者们就有关房地产价格风险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
朱英姿、杨斌、刘小波（清华大学）定量地研究了现阶段我国房地产市场整体价格水平的泡沫大小及其发展趋势。他们将房地产增长率分为基本面因素驱动的价值部分和投机度驱动的泡沫值部分，动态刻画了基本面的增长、投机推动以及泡沫的修正共同作用下的完整房地产周期，在一定程度上量化了泡沫；并且通过检验房地产价格的敏感因素,有效梳理了房地产增长中的理性因素与泡沫成分。从其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北京目前的房价是其基本面价格的2倍，上海市房价是其基本面价格的1.5倍。与此同时，他认为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价格上涨的趋势大约五年内不会发生改变。他们针对由此带来的相应问题提出了必须稳定房地产价格增长率的建议，并强调了这一过程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其消费能力的重要性。
闪辉（美联储）对贷款购房者的策略性拒绝还贷问题进行了分析。闪辉强调，影响贷款购房者还贷与否的因素除房产价值变动、还贷能力大小等方面之外，还需考虑声望、信用、道德等方面的隐性成本。根据其估算，这个成本平均约等于贷款者两年的收入水平。基于此，她认为这样一个考虑使得房产定价模型需要修改，而在此基础之上的房贷等相关政策也需要进行相应修改。
杨思群、王安（清华大学）对中国房地产价格和货币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中国货币需求的回归分析，他们发现利息率不仅对中国货币需求有重要影响，更对房价变化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其研究发现房地产价格指数会对货币需求有直接影响。基于上述结论，他们进一步认为，中国持续地控制通货膨胀很可能是产生房地产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
颜色、朱国钟（北京大学）利用动态资产均衡模型考虑了政府调控政策的实际效果，并对新政的短期和长期效果做出理论预测。他们在均衡模型中加入了租房效用的折扣假设，并发现很多着眼于压抑需求的调控政策，虽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价，但其导致的租赁市场的价格大幅上涨削弱了相应政策效果。与此同时，他们基于其理论模型对不同的市场政策进行了数值模拟。模拟结果发现：利率和房产税的征收对房价影响较大；首付比例的提高对房价和房租的影响相对温和；增量房对房子的需求和价格影响很小。
三、我国公共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研究
公共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重要保障。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十分复杂，需要政府进一步做好实施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工作。妥善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妥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节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成为近期我国制定公共财政政策并进行宏观调控的关键。在研讨会分会场上，专家学者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针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和收入差距、公司债券市场效率及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与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迟巍（清华大学）认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分布不均对拉大收入差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财产性收入的马太效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显现。通过对1987年到2009年城市居民收入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并运用基尼系数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微观层面的调查，他发现我国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25已增长至2009年的0376，其中财产性收入规模的增大、所占比例的提高、分布差距的扩大对总收入差距的拉大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财产性收入构成方面，金融资产投资收益是主要部分，对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贡献也最大，但住房改革以后，房屋租金份额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逐渐增大。针对目前财产性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他认为可以通过提高财产性收入税率的方式遏制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大与过度投机现象。
史永东、袁绍锋、杨云鹏（东北财经大学）运用价差分解的思想，对我国公司债券市场效率进行了研究。影响债券市场效率的因素可归结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与流动性风险，通常认为信用风险最为重要。他们通过对大量数据的统计计算，并同时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做信用价差分解，发现市场风险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后是信用风险与流动性风险。此外，他们认为在探讨公司债券的价差问题时应该更多地讨论宏观经济影响的干扰，并进一步测算流动性，从而更好地研究债券市场效率问题。
孙玉栋（中国人民大学）认为，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自1998年以来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同时在手段的运用上也逐渐实现多元化。他首先对我国公共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和效果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比美国等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积极财政政策使用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我国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应对经济衰退问题上取得的成果，并从消费、投资、出口三个方面讨论了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尽管积极财政政策在应对经济危机下经济增长缓慢问题时有相当大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积极财政政策必然是要退出的。如果积极财政政策不及时、渐次地推出，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的长期化、固定化将导致计划代替市场，弱化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能力。他认为，目前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已确立，积极财政政策应在2011年下半年或者2012年开始逐渐淡出直至退出,并强调在退出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财政与信贷捆绑所带来的经济和金融风险。
此次研讨会上，来自海内外50余名资深学者齐聚一堂，并在此平台上交流思想、共献才智。研讨会上，就政府债务管理与当前资产存在的价格风险等问题，与会者对我国公共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举措做了深入的研究与思考。此次研讨会着眼点高，对当今中国存在的问题有很好的把握。专家学者借由条分缕析的理论分析与数据翔实的实证研究对当前存在的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提出了具有很高理论价值并可付诸实践的政策建议，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着较好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本文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组成的“地方政府债务研究课题组”成员撰写。本文主要执笔者为：许光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xgj@ruc.edu.cn；龚强，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qgongpku@gmail.com；王俊，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邮政编码：100081，电子信箱：wjking1888@gmail.com。此外，参与撰写的还包括北京大学的胡子寒，中央财经大学的黄帆和李易等。感谢2008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批准号：NCET080857）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