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25次报告会于2011年4月23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行。本次报告会讨论最低工资政策、楼市调控、BRICS合作以及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等问题。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徐建国、卢锋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教授，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魏凤春博士，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苏畅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与卢锋教授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
卢锋教授根据第24次“朗润预测”汇总结果，用六句话概括24家特约机构对今年2季度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看法：“经济快速增长，通胀压力显著，内需增势强劲，外贸重回顺差，汇率持续升值，利率有望上调”。
李实教授从课题研究背景、低工资人群描述性分析、最低工资标准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最优最低工资标准等方面对中国低工资人群和中国最低工资政策做了详尽深入的分析。
李实教授主要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关于低工资人群和中国最低工资政策的研究背景。第一，关于收入分配和城镇收入差距的研究表明过去三十年中国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工资差距扩大过程当中低收入与低工资人群的收入增长问题做比较全面分析。
第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企业改制造成了城镇职工特别是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以低工资岗位为主，形成了一个新的低工资人群。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禀赋较低，加上在城镇受到各式各样歧视，也比较容易成为低工资的人群。一些相关研究也表明，不管是从小时工资还是基本工资来看，农民工基本上构成低工资人群的主体。
第三，为了缩小工资差距，使得城镇职工工资尽快增长，中国政府在2004年引入了最低工资政策，然而该政策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长时间内，地方政府考虑更多的是就业问题，从而对提高最低工资或者通过最低工资提高工资水平并不抱有太大希望。
第四，最低工资在不同城市之间差异很大，最近各地政府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很多地方提高幅度非常大，有的超过20%，甚至30%。在这种情况下，最低工资如果进一步提高并加以严格执行，确实会对劳动力市场、就业产生一定影响。通过最低工资解决收入差距可能最后结果是适得其反，收入差距没有减小反而被拉大，因为虽然一部分人工资得到了提高，但还有一部分人会因此退出劳动市场而成为失业人员。
国际上低收入（工资）人群定义一般采取两个标准：一是设定一个工资额，这是一个绝对标准；二是根据工资分布，制定出一个相对标准。为了考虑国际可比性，李实教授在研究中采用相对标准，以平均小时工资的2/3作为基准。
李实教授的研究覆盖了1995、2002、2007和2008四年的数据。研究表明相对标准低工资水平在这四年中逐年提高。低工资人群发生率除2002年有小幅下降外，2007年和1995年基本持平，而2008年较2007年有所上升。李实教授认为2007、2008年变化主要原因是工资差距拉大，提高了平均工资水平和低工资标准，从而带来了更高比例的低工资人群。
李实教授还计算了低工资人群平均工资和低工资标准之间距离和该距离平方项，从而勾勒出最低工资人群工资分布情况。首先看城镇职工情况，数据表明1995年、2002、2007年最低工资人群比例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从最低工资人群平均收入和低工资标准之间距离来看，2002、2007年相对1995年来说有所上升。这意味着低工资标准以下的人群平均工资相对水平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平方项数据也意味着当城镇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很多低工资人群相对收入基本上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他们的平均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下降。再看农民工的情况，低工资人群比例从2002年的66%下降到2007年的42%左右。如此大的下降幅度表明农民工工资在这期间有很大上升，而且相对城镇职工的工资也有所上升。其平方项的下降趋势也表明农民工工资的分布趋于平等。低工资标准对于城镇职工工资分布影响不大，但对于农民工工资得到了很大改善。
李实教授对低工资人群的构成结构做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女性较男性占比更高，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占比更高，低学历较高学历占比更高。从低工资人群和家庭贫困发生率的相关关系看，低工资人群通常有较高的家庭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联系最密切的是失业人群，当我们把最低工资标准上提的时候可能带来更多失业，从而导致更多贫困人口和更大收入分配差距。
李实教授认为最优最低工资政策是指最低工资政策的制订正好可以使得收入差距缩小又不对失业造成影响。最低工资政策的制定需要同时考虑最低工资的决定因素和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
从最低工资标准的决定因素来讲，有两个假设可以加以检验：一是最低工资主要由不同地区的生活成本来决定；二是相对富裕地区的政府倾向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限制外来务工人员就业量，从而缓解该地区的人口压力。
从最低工资的影响来看，最低工资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工资差距，但是对收入差距影响并不大。对失业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分布、最低工资政策的选择和企业利润的分布。当低工资人群比例比较高的时候，或者有大量的微利企业的时候提高最低工资有可能对就业产生不良影响。
（王豪 整理）
华生博士将中、日、韩三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对比。中日韩作为亚洲的后发国家，在人口密度和人均可耕地面积方面较为相似。在人口转型加速时期，中日韩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39人每平方公里、221人每平方公里和251人每平方公里，中日韩的人均可耕种面积分别为1.37亩、1.05亩和1.2亩。
虽然具有这些相似的特点，但中日韩三国城市化进程存在一定差异，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0的47.5%，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了城市之中，但其中一个重大问题是，这其中还有13.5％即近2亿移动人口因没有住房无法安居，如果不考虑这部分移动人口，那么2010年的城市化率只有34%，可以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远未完成。日本和韩国用短短三十年左右时间便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日本1950年的城市化率就已经达到了37.4%，到了1975年，城市化率达到了78.6%。韩国1960年的城市化率是27.7%，到了1990年，城市化率便上升到74.4%，年均增长速度比中国快一倍。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韩国不仅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而且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没有出现拉美国家的“福利陷阱”，也没有出现贫民窟，绝大部分外来移民都安置进了大都市圈。另外，日本和韩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也优于中国，其基尼系数均在0.3以下，相当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水平。这些情况都要归功于日本和韩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对房地产市场实施的调控政策和措施。
为了更为直观的了解中日韩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差异，华生博士对中日韩大城市房价收入指标和住宅面积指标进行了对比。中国虽然是经济强国，但是人均收入依然比较落后，其人均收入水平仅仅为日本十分之一，韩国五分之一，但是北京和上海的房价与东京和首尔房价不相上下。现有的统计数据表明，北京和上海的房价收入比都在35以上，而东京的收入房价比仅仅为8.7，首尔的收入房价比也仅仅为11.6。这说明，中国房价偏高。由于城市化过程便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中小城市人口向大中城市迁移的过程，因此房价收入比过高将会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和社会的不稳定。
另外，与房价高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新建住宅单套面积迅速扩大。中国新售商品房户均建筑面积2005年已超过117平方米，许多住房还采取一套住房多个房产证政策规避政府对户型面积的限制。日本住宅平均面积是94.13 平米，韩国住宅平均面积为86.5平米。可见，我国虽然有约2亿城市就业人口无住房，处于人均2000-4000美元的城市化起步阶段，就在房价和新建房屋面积方面就已经赶超日韩，可以与它们在高度发达的后城市化时代水平相比。
华生博士认为中国房价高企主要是房地产制度设计出了问题。由于中国仍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中国急需改变现状，在一系列制度上进行根本性重新构造。借鉴日韩经验提出主要应用三方面措施来对房地产市场的投机需求进行调控。
第一、从重视交易税和流转税转移到重视所得税上来。比如，个人转让住房应当征收20%的所得税，但由于成本信息的不对称，一般按照房屋交易额的1%征收交易税和流转税。譬如一套原价5万元房改房现在卖300万，所得额是295万，按照交易额的1%只需要交3万。事实上这部分所得应当作为个人所得而征收个人所得税。如此低的税率将无法阻止房地产投机行为，这也反映中国税收制度中存在一定的扭曲。日韩通用做法是保护自住房交易，自住房交易在一定额度以内，特别是普通自住房基本是免税的，如果不是自住房就要交个人所得税。这一方面遏制了投机空间，另一方面保障了最基本的住房供给。
第二、设定固定资产保有税。日本韩国基本上都有固定资产保有税。日本对120平方米以下的普通住宅征收0.7%的固定资产保有税，对超过120平方米以上住房征收的固定资产保有税则翻倍为1.4%。韩国则对高档公寓楼、商住两用房征收保有税，对别墅高档住房征收高达5%-7%的保有税。这也有效的打击了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
第三、将房屋作为遗产的一部分，在一定条件下对该部分征收遗产税。日本和韩国的遗产税都很高，均超过了50%。在日韩的遗产税征收制度中，有一个规定值得中国借鉴，即子女继承父母住房的时候，如果是子女是无房户，并且继承的是普通商品房，那么他们便可以免交遗产税。所以，如果父母有房，子女重新购房的动机就会下降，这样便又省下一大批房源，有效减少了购房需求。
（余静文 整理）
卢锋：BRICS合作的背景根源与前景探讨
南非加入后BRICS五国首脑4月中旬在我国海南会晤并发表《三亚宣言》，使这个新兴经济体国家集团合作机制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焦点。卢锋教授讨论三方面看法。第一，新兴国家快速增长正在快速改变全球经济版图，中国是最重要驱动力量。第二，BRICS合作既有有利因素，同时也存在制约条件。未来发展会面临四组关系需要应对，相应也存在四种可能发展前景。第三，BRICS使命应在谋求自身持续增长同时，为建设开放、公正、一体化全球治理新架构做贡献。
卢锋教授用大量翔实数据观察BRICS相对经济规模变化情况以及中国经济追赶的特殊重要性。例如BRICS五国GDP占全球比例，从世纪之交8%-9%增长到2010年18%，中国占比从2000年4%上升到9%，贡献增长一半。五国资本形成占全球比例比从2000年近10%跃升到2000年25.7%。中国占比同期从5.9%增长到17.5%，是其他四国总和两倍多。
出口占比从2000年7%增长到2010年14%，中国占比同期从3%增长到8.5%，比其他四国总计5.5%超过约一半。外汇储备占比从1993年6.4%增长到2010年40%，增幅5倍半。四国从4.4%增长到10.4%，增幅一倍多。中国从2%增长到30%，增幅14倍。
过去十年石油、铁矿石、铜、铝等几种大宗商品消费五国占全球比例，除了石油仅增长几个百分点，其余商品都有几倍上升，近年达到50%、47%和70%高位。数据显示，其余四国这些商品消费占全球比例过去近20年大体稳定，五国占比增长几乎完全来自中国消费相对增长。另外卢锋教授还报告BRICS在若干宏观指标和大宗商品消费增量贡献方面情况，更加凸显BRICS占比提升和中国因素贡献特殊的基本事实。
从中国与BRICS其他四国贸易情况看，2010年四国在中国出口中分别占第8、13、16、30位，总共占中国出口比重6.7%。同年四国在中国进口中分别占第9、12、15、23位，占中国进口比重为7.2%。中国对四国出口相对集中于电器设备，机械等各类制成品，进口高度集中与矿产品、矿物燃料、农林产品等初级产品。
变革时代BRICS探求合作具有必然性。基本有利条件在于同属新兴经济体，对原有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具有某些类似性利益诉求。在国际财经领域这类议题包括，合作推进金融监管、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体系等方面改革，合作应对大国宏观政策溢出效应等。BRICS合作有助于推进金融、基建等方面合作，增加文化、经贸等领域交往，提供成员国重大关切和利益诉求的协调和沟通平台，宣示各国对某些热点问题共识性看法等。
BRICS合作也面临制约因素。诉求类似性派生竞争性。例如我国出口以电器、机械等制造品为主，其他BRICS大国也把发展制造业作为优先目标，可能会从竞争角度看待我国制造业优势。人民币汇率弹性不足为这些国家抱怨提供口实。另外结构差异性会带来利益矛盾，如中国钢铁企业与澳大利亚、巴西供货商矛盾，中俄就能源贸易立场差异，中印不时发生贸易摩擦等。
BRICS各国特别是中国如何处理四组关系，对未来有关键影响。一是BRICS与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二是BRICS内部之间关系。三是与G-20框架关系。四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与推进国内改革关系。这一点关注较少，其实长期具有更本质意义。
中国新一轮改革面临三方面议程：通过土地、户口、国企、资源经营方式改革，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竞争秩序。更好发挥汇率、利率等开放宏观价格工具功能，建立和完善大国开放宏观架构。推进政治改革为长治久安奠定制度基础。大国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制度，尊重现代社会普适价值和多边规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也有助于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就此可对BRICS合作不同前景推测观点提出探讨和评估。国外有观点认为BRICS是对抗西方联盟。这显然不正确。BRICS合作官方立场不赞同这一观点，国内评论意见主流观点也不认同这一观点。
二是搭建东西共治平台观点。未来全球治理无疑要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要让中国和BRICS国家发挥更大作用。不过如何理解东西共治也还存在有待探讨问题。例如是一元多极，还是二元鼎立？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国家集团是否愿意被BRICS代表等等。
三是BRICS或许会演变为一个超级论坛和协调机制。不仅创造出类似APEC超级论坛，并能推动各种类型不同部门的双边和多边务实合作项目，在推进国际交流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不过由于处理上述四种关系面临矛盾和困难，在为全球治理提供实质解决方案和制度创新方面作用有限。
四是通过东西对话、南南合作，在改革完善“开放、公正、一体化全球治理架构”进程中发挥能动性和建设性作用。经过历练，使BRICS从最初投行报告定义的支持经济增长的“新砖”，变成支撑未来全球治理结构的“金砖”。卢锋教授以为，在加快推进国内改革基础上，借助BRICS合作平台，为建设面向未来的全球治理架构发挥实质功能，是中国应当选择的BRICS合作方针，也是符合中国和世界利益的选择方针。
（高蓓 整理）
魏凤春博士从周期视角观察市场运行，从财政视角分析政策实施，讨论2011年2季度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他认为中国经济新一轮中周期始于2009年2季度。2009年2季度至2010年3季度经济增长依赖于政策外生刺激。2010年10月至2011年4月，经济运行呈现内生性增长特点，市场力量主导周期上行，经济维持惯性增长。自2011年5月，市场将呈现刚性，刚性之下必须谋求突破。
魏博士接着介绍市场惯性，简言之是企业由被动库存转向主动库存。2010年10月至今，市场经历三个阶段：2010年10月至2011年2月为被动型库存减少期，供不应求是常态，因此价格快速上升，企业积压库存被消耗；2011年3月至5月为过渡期，供需趋于平衡，企业盈利能力上升受到抑制，但利润达到至高点，因此仍有扩张冲动；自2011年5月进入主动型库存增加阶段，企业盈利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
魏博士用四点事实支持上述论断。一是2011年1季度资本支出方向符合中周期主导产业，先进服务业、铁路运输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均在30%左右。二是资本支出周期向上趋势明显，2011年4月前后是固定资产投资周期高点，之后可能面临回落。三是资本支出周期仍将延续，但动力减弱。水利与铁路投资依然可期，保障性住房将进入建设高潮期，预计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达24%左右。四是库存开始增加，工业品滞销率连续下降后逆转向上，工业品价格环比增速走低。
未来市场面临成本和需求两重约束。成本约束主要表现在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上涨，成本约束还表现为信贷管制。信贷管制背景下，一方面融资利率攀升，民间金融利率普遍高于企业毛利率，形成金融部门对产业部门利润剥夺。另一方面贷款标准明显提高，这主要体现在对押品要求上，比如房地产与汽车抵押率降低了半成到一成，黄金抵押率最高。管制范围从日用品转向可选消费品，从零售商转向生产商，企业无法通过正常的提价转嫁成本。
需求约束可从国内外两方面分析。过去三年，除了金银珠宝和石油产品，国内消费普遍透支，这是源于政府强劲的刺激政策。随着通胀高企，政府宏观政策转向，社会消费规模与增速则快速下滑。今后消费将逐渐回归常态，原因一是由于收入决定消费，收入增速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时间一般不超过两个季度。二是从消费自身运行规律看，环比持续下滑一般不超过4个季度。目前这两个条件均已达到，可以预期消费增速已经见底，开始向上反弹，但不会回复至前三年的繁盛局面。对国外需求谨慎乐观。美国2月CPI已突破2%目标值，短期内仍有加速上涨趋势，基于通胀目标制欧洲已先行加息，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也是大势所趋。最大的担忧在于日本，震后制造业与服务业下滑，可能拖累世界经济复苏步伐。
随后魏博士探讨政策过渡期问题。通胀已成为慢性病，高位徘徊是其主要特征，所以政策放松不得；但增长开始遭遇成本约束，经济也紧缩不得。这种紧缩触底、放松暂缓状态就是政策过渡期。政策进入过渡期，是由于通胀已经引发利益博弈。在稳定压倒一切前提下，政府对通胀态度从单纯的流动性控制转向利益调整：对大众集团保障民生，对权贵集团提高要素价格，对政治稳定性影响较弱中产集团可能要承担较多通胀成本。过渡期货币政策走势有以下特点：一是适当提高利率，以非对称加息为宜；二是加强总量调控，社会融资总量进入操作层面；三是升值加快可能性高；四是准备金率继续上调。过渡期财政政策则将逐步由积极转变为稳健。
在强调保稳定背景下，增长靠什么？中央政府主动将赤字率从2010年2.76%下降至2011年的2%，不再继续负债扩张，减弱了公共风险扩散可能性，也说明中央政府不会在增长方面做很大努力。当保障性住房已变成杀威棒，惩戒作用大于激励作用时，地方政府压力陡增和经费紧缺。无奈之下，只能谋求变通，地方政府与民间资本相结合，形成增长动力。
（沈可 整理）
苏畅博士从几方面讨论当前国际油价高企对中国经济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影响。首先苏博士认为，尽管市场上有机构预测中国GDP环比增速会在未来几个季度内保持平稳，通胀水平维持在5%左右的高位，但是考虑到信贷、企业融资成本、进口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他认为经济出现类似于去年“先回调后反弹”可能性更大。
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出诸多令人困惑的矛盾：PMI在一季度出现明显回调，但工业增加值和发电量环比增速很高。微观层面一些企业订单和销售情况也互相矛盾。在信贷紧缩和民间融资成本提高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速。与保障房建设有关投资本来被大家认为是今年保持整体投资增速稳定的主力，但是来自个别企业的信息显示，政府和保险基金对投资保障房热情并不高。
二季度及后续中国经济走势在今年更有可能是先出现一个去库存的回调过程，然后向上回升。支持这一判断证据，除了当前处于低位的信贷和货币增速以及民间融资成本大幅提升外，当前增加的进口总额大部分来自于进口价格上升。这也是一个预示内需不足现象：2003到2004年，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速基本在30-40%的区间上，同时进口价格相比现在很低。当前我国对5种主要大宗商品的进口量的同比增速只有10%，进口均价同比的涨幅却达到30%。内需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回调，意味着CPI在未来也会出现一定的回调。
油价上涨对上述判断合理性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油价对中国经济短期走势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发生：一个是直接通过影响国内的通胀预期来改变通胀，一个是间接地通过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影响到中国经济。前者可以从过去中国的成品油涨价和贷款利率上升基本在同一个月发生这一事实得到映证，后者可以从美国利率和国际油价综合指数的当前走势得到映证。1998年以来，每当这个综合指数接近6，后面紧跟着的就是美国经济衰退。这是因为美国对石油需求大多是偏刚性需求，石油价格的上升会挤压美国居民石油以外的可选消费，如果此时美联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那么根据目前这个指数所达到的水平（已经超过5），是可能引起美国经济衰退的。因此，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这也会对中国的通胀带来影响。
当前油价是否见顶？从大宗商品需求、欧美央行货币政策指向目标分歧、美元汇率技术因素以及当前供给面因素方面分析，认为对看空大宗商品价格和油价见顶说法需要谨慎对待，短期内油价可能还未见顶。
第一、需求方面通过观察CPB计算的全球工业生产指数以及申万计算经济扩散指数，可以看到当前全球工业生产走势很强，发达经济体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处于高位。
第二、货币政策方面，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政策开始分化：欧洲央行已经加息，美联储还在量化宽松。这是因为两个央行政策目标指向不同，欧洲央行指向名义通胀，美联储指向核心通胀。现在密歇根5年通胀预期指数基本保持稳定，核心通胀没有大变化，因此联储短期内可能还不会加息。另外，欧洲央行盯名义通胀的做法本身存有争议，因为在金融危机前，欧洲央行曾经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加息，导致欧洲经济体在后来危机中受到比美国更大冲击。
第三、从美元汇率技术层面看，DXY指数已经跌破支撑线，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冲破向上阻力位。考虑到联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加息，美元还会继续贬值。虽然在五六月份可能出现市场对QE2结束后紧缩预期，但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不会有大变化，美元还是会走弱。
第四、当前中东北非的政治冲击对油价有推高作用。综合看历史上油价的季节性高点，今年WTI原油价格的高点可能在七八月份，大约为每桶120美元。当然这个预测是有风险的，并不表示在后半年油价就会回落。
再次，苏博士从中周期视角讨论了油价上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有研究认为中国现在开始进入自主扩张的中周期阶段，认为是系统性投资买入时期。但油价仍是妨碍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可能保持投资高增长态势。中国城市化进程还未结束，横向对比日本、法国等国家人均能源消费，中国水平还很低。2008年和上世纪70-80年代全球经济衰退，油价高涨都可以被看作是压倒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面临这一发展瓶颈的中国，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开发普及核能经验。如果这一问题无法解决，大宗商品价格就会高涨，国内通胀预期就会很高，使用紧缩货币政策就会导致经济快速进入低谷，放松该政策又容易出现大幅反弹，未来经济周期会更短波动更大。
最后，苏博士简要阐述了投资策略。首先需要关注财政政策的变化。如果政府认为今年的通胀和GDP水平是如前面所预测的出现“前低后高”的局面，那么考虑到今年财政赤字预算有许多尚未完成这一因素，财政政策可能在三季度出现拐点，从现在稳健偏紧转向较为积极。根据2008年以来经验，财政政策刺激作用会通过拉动配套资金和放大银行系统货币供应两条途径来提振股市，因此投资周期性强行业如银行、金融可以作为今年股市投资基本策略。
（朱斌 整理）
宋教授在演讲中评论了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然后依次对一季度贸易逆差原因、商品价格上涨根源、顺差下降对国内经济政策产生影响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评论了扩大内需、一千万套保障房建设等热点问题。
首先评论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今年一、二月份紧缩力度较大，不但贷款收紧，财政紧缩也较明显。财政存款增长快，M2增长低，其同比增速跌至16%以下。三月刚开始担心紧缩有点过度，不过很快放松不少。贷款仅稍有好转，主要是财政支出扩大很多，财政存款明显减少。这可能与保障性住房拨款有关。从生产面看，2月份下跌明显，3月份出现反弹，甚至有偏强担心。不过目前看政策面调整还比较及时，也不用过于担心。紧缩只要不是特别厉害，偏紧一点不会有太大问题。
其次评论一季度贸易逆差。一季度出现10亿美元贸易逆差，仅两年多以前2008年三季度贸易顺差曾超过一千亿美元。季节调整后，一季度还是贸易顺差，但幅度小多了。剔除短期经济景气及存货等因素影响后，也还可以看到顺差下降，只是具体下降幅度没有数据显示得这么快。
一季度进口同比增长32.6%，但从海关进出口价格指数看，主要是扩大了花钱。一季度进口实物量同比只增长了15.8%。相比之下2002年以来进口实物量同比增长率平均接近17%。对中国而言，15.8%不高。不过对全球其他经济则是很高增速，对全球资源供给造成非常大压力。所以扩大进口也不是想扩大就扩大，要考虑到进口价格弹性等因素。
2003年以来货物贸易条件（出口价格指数除以进口价格指数）最好季度是金融危机对商品价格影响最大的2009年1季度。从那以来两年，进口价格（季平均）上升了32.2%，出口价格上升了5.6%，贸易条件下降了20.1%。季调后一季度货物进口额4497亿美元，按年率算近1.8万亿美元，或11.8万亿元。进口价格较出口价格多上升20%，意味着2万多亿元损失。贸易条件恶化导致国民收入真实增长率明显低于生产法GDP真实增长率。
进而分析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观察以美国CPI平减CRB商品价格指数与我国贸易条件倒数关系，可以看到二者在2002年以后呈现非常明显关系。这是因为中国进口里资源类商品比重猛烈上升。特别是金属材料价格，用美国CPI平减后目前已非常接近七十年代水平，相比十年前则已上涨三倍。2001年是一个低谷，在那之后全球经济复苏，特别是中国开始了一轮高速增长，接着商品价格就快速上涨。八九十年代中国虽然增长也较快，但体量还不够大，对国际市场影响就有限。现在中国增长已冲击到粮食、铁矿石、铜等商品，仅对石油影响目前暂时还没有美国大。
与此可比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虽然日本等经济体当时增长率相比之前不算很高，但经过五六十年代增长后其体量已达到相当规模，对国际市场价格影响也就很大。这是一方面因素，具体影响程度有待进一步考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低利率。七十年代全球通胀，美国加息滞后造成真实利率过低，这导致房价上涨，并引起房地产扩张以及商品存货增加。
目前中国城市化和高速增长以及全球真实利率过低与七十年代全球经济情况类似而程度更强。美国过去几个月总体CPI环比年率已经超过5%，但美国仍在历史最低利率上稳稳不动，市场上甚至还讨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可能性。以前中国贸易顺差实际上输出资本，压低了美国利率。现在中国贸易顺差减少因而输出资本减少，但商品价格上升后石油输出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仍会压低美国利率。因此，油价上升，中国不仅仅亏在商品价格这一处。由于石油输出国购买美国国债压低美国利率，与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客观上构成竞争关系。
在中国城市化基本完成前，商品相对价格可能持续上升，但程度可以不同。给定这个大前提，高利率是对付商品价格上升几乎唯一的重武器。另外，中国改善其他调控政策也能缓和商品价格上升速度。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抗通胀，将利率大幅提高，其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受损但商品价格被压制下去。之后通胀稳定，商品价格也趋稳。目前中国在全球利率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在潜在影响美国，应该重视高利率压低商品价格这一经验。
对顺差趋势性变动提出一个简单解释。2009年以来货物贸易顺差持续下降，占GDP比重下降幅度更快，可以认为贸易条件恶化是主要原因。此前2004年中到2008年中，虽贸易条件也在恶化，2005年开始人民币升值，但贸易顺差仍有大幅增加。一个基本解释是，生产率相对变化和贸易条件变化是影响顺差的两个相反力量，贸易条件变化通过进出口数量累积增长开始起到越来越重要作用。对这一现象还可以考虑其他解释，但是较难从数据分析方面给出精确结论。
可见贸易顺差下降可能是中期趋势。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将对国内乃至全球经济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譬如，2009年以来，主要由于贸易顺差下降，外汇占款的增长率显著低于此前多年，目前已经与国内信贷增长率相当。这样一来准备金率就不再有变化必要。过去几个月数次提高准备金率，主要效果是置换央票，央票不增反减。这个政策考量之一可能是外汇储备损益压力。由于国内名义利率提高而国际利率变化不大，将会使得外汇储备损失增加。提高准备金率给商业银行增加压力，由此也使存款利率上调受到抑制。但若贸易顺差下降或至少占GDP比例相对下降，情况可能逐渐发生变化。在此情况下，可以考虑外汇储备损失挂账的办法，减少提高存款利率的制约因素。
最后讨论扩大内需、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问题。就扩大内需提法，一些人认为扩大内需就是扩大消费，但这只是理想，最后还要靠投资。但一上投资就要靠实物资源，实物资源就得买，一买就涨，涨了就赔。如何打破这一逻辑？没有特别好办法，只能说改善投资。投资不一定是实物投资，可以是研究、开发、人力资本投资。这些投资两三年看没有房产好，但二十年后一些小城镇现在盖的房子从开始到倒塌之前可能一直空着。现在政府说要盖一千万套保障性住房，这是否意味着铁矿石、铜、石油价格进一步上涨？如果提高利率，货币补贴有可能比住房实物补贴更受欢迎。若是集中盖房会导致贸易条件剧烈恶化，反过来赔利息比赔商品价格可能合算一些。九十年代治理通胀就采取过财政直补办法，最后使得平均存款利率高于贷款利率。提高利率还会缓解国际大商品价格涨势。假以更多选择，一千万套房，也许最后只有七百万个家庭选择实物补贴，少盖三百万套房子也将使得商品价格更低一点，最后有可能只用花一半钱就办成这件事情。
（李远芳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