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5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联合举办的“中国海外投资圆桌会议”在朗润园万众楼二层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永生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Peter Drysdale教授、宋立刚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何帆教授、China & World Economy杂志冯晓明主编等参加了圆桌会议，并报告了目前的研究进展和成果，并对下一步的研究计划进行了讨论。
会议由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王碧珺女士开始，她报告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和她合作的研究 “中国境外投资模式分析”。他们对中国ODI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中国的ODI是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的。通过检查2003年到2009年ODI的数据，他们提出中国的ODI模式并不是为了扩大境外的生产规模，而是通过ODI加速本国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首先，中国主要的ODI集中在服务部门。对于OECD国家，比较优势越明显、服务部门发展越好，来自中国的ODI就会越多；相反的，非OECD的经济体，比较优势越明显、服务部门发展的越好，来自中国的ODI就会越少。据此推断中国与非OECD国家服务部门之间的关系竞争多于合作。其次，中国的ODI的目标国家往往也是中国出口产品主要的目的地。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的贸易合作关系使得中国的投资方已经对于当地的各种基本条件、法律法规有了清楚的了解，投资之前收集信息的成本相对于其他地方而言就会比较小；另一方面，中国投到当地的ODI有可能被用到出口产品相关的服务部门。最后，目标经济体的GDP以及人均GDP在对于FDI的回归中都不显著，相应的，燃料、矿石、金属对于中国ODI的影响还是相当显著的。所为中国模式的核心概念就是通过ODI加强国内产业发展，ODI通过获得学习相关领域的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品牌、原材料的供给来做到这一点。作者还指出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中国模式仅仅是一个相当初步的概念，很多相关的假设都需要做进一步的验证。
随后，张永生教授演讲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宋立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杨致东教授和他合作的研究“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以及目标国家对于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能带来的影响都有过高的期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期望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服务于所谓的国家利益的，而那些投资的目标国家则认为国有企业代表的就是中国政府度。这两个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国有企业作为一个特殊的有垄断能力的组织是以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为目标的，而不是服务于所谓的国家利益；因此那些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目标国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自己会被中国政府所接管，相反目标国家可以同中国国企一起分享垄断的利润。另外作者指出中国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占所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比例是相当之高，这里面可能的原因是国家保持贸易平衡政策的需要、国有企业本身固有的垄断能力、国有银行的资金支持以及私营企业在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正处在一个改革调整的时期，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占中国对外投资比例过大这件事情终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此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国际化步伐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 Shiro Armstrong紧接着报告了题为“估计中国境外投资的规模及潜在可能性：一种计量方法”的研究，对近些年来中国OFDI快速增长的决定因素，中国FDI与其他国家相比的表现及相关解释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文章基于Baltagi et.al (2007)中所使用的框架构建计量模型。这个模型同传统模型的区别在于，这个模型回归方程中不包含风险变量、非负扰动项等。通过对2000年到2008年国别历史数据的估计，对于FDI的决定因素，得到了如下基本结果：两国之间的距离、政府效率以及管理的质量对于FDI有负面的影响；两国经济的规模、语言的相似性、法律的健全程度以及对于腐败的管制对于FDI有正面的影响；禀赋的差距、多变影响、政治稳定性对于FDI的影响不显著；总体来说，中国FDI的表现还没有达到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但是中国在澳大利亚的FDI的表现非常好。
Leeds University的学者Voss和Clegg考察了“欧洲-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作者认为在全球的制造业生产上，存在一个商业网络。通过综合分析欧洲对中国的FDI以及中国对欧洲的FDI，得出以下欧洲和中国在这一商业网络中的关系：欧洲15国以及27国经济对中国的FDI数据表明欧洲在中国的投资基本是处于这一网络的分布制造环节，主要包括产品集聚和外包加工；而中国在欧洲各国的FDI数据表明中国处于这一网络中生产适应当地需求的产品这一环节。最后作者得出以下结论：国际贸易-投资关系将继续推动FDI；中欧资金流动具有潜在的增长态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会显著增长；但是需要评定如何为这些企业在伙伴国进行FDI提供最好的支持以及这些投资如何才能使目标国受益最多。对于国有企业与私有制企业在投资中的不同行为表现，报告者认为目前还知之甚少。
上午的最后一场，由Peter Drysdale教授报告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资源部门的政策问题”。他指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自2005年左右开始迅速增长，其中，中国在澳大利亚资源部门的FDI成为广受关注的政治话题。Drysdale教授主要考虑两方面问题：一，中国在澳大利亚矿产和能源部门激增的FDI是否仍定位于从对外投资中获得传统性收益？这一担忧一方面源自中国通过对外投资进行国内外企业垂直整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源自中国可能通过在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投资影响铁矿价格进而为中国的钢铁生产商创造利益，日本在这方面的先例为此提出警醒。最后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矿业部门激增的FDI可能带来的所有问题，在澳大利亚已有的“国家利益”测验庇护下都是可以解决的。二、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主权财富基金在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是否有特殊的含义？是否具有非商业的其他目的？ FDI中的国有特性和供方-买方关系，使得理清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澳大利亚从中国资源需求增长中以及中国长期经济发展战略中获益。教授还指出澳大利亚对于中国国有部门的FDI参与作出了相应的政策回应，认为国有企业投资的商业利益应脱离政府的政治目标，目前并不需要对中国的投资项目进行特别的监管。
下午的会议由来自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宋泓研究员介绍海外华人网络与民营企业投资非洲开始。他指出目前在非洲投资的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不论从文化、历史、人种，还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讲非洲都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大陆，而另一方面，从二十世纪初已经陆续有华人到非洲谋生，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华人华侨在非洲的数量估计至少在50万以上，其中相当一批成长为在当地经营有方、具备很强实力的华人企业家。通过与44家在非洲投资的企业进行访谈，他发现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民营企业利用了非洲的华侨华人联系，克服了进入非洲市场所面临的困难。同时，越是老华侨，与大陆民营企业的合作越多也越广泛，而新侨民，则合作较少，范围也有限。老一代华侨在当地的影响大，人脉广，带动作用更大；而新一代的华侨，根基还比较浅，带动作用也就比较小。
Roger Farrell教授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对比研究。他发现对于日本和中国而言，其海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力都包括获取原材料、能源、技术和管理技能。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还有助于其促进贸易和扩大海外市场。事实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日本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很多相似性。就制造业部门对外直接投资而言，2009年中国的投资存量仅占其投资总存量的5.5%，这一水平低于60年代日本和80年代韩国的投资水平（大约为10%-15%）。同时，日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驱动力是越过贸易壁垒，但这样的动机是否适用于中国还有待考察。就资源类对外直接投资而言，2009年“采矿，采石业和石油”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17%，与日本相比，中国资源类投资项目大多位于风险更高、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非洲、南美），或者澳大利亚。就农业部门对外直接投资而言，中国和日本的投资都不多，但比较敏感，因为涉及食品安全问题。汇率的影响则是显著的，与1985年日元大幅升值后类似，人民币的升值使得很多中国企业，尤其是服务业领域的企业（例如金融，银行，房地产），更有能力购买海外资产。
最后，来自新加坡的Chia Siow Yue教授介绍了中国在东亚的投资经验。她首先回顾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以下特点:(1)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很低，但大量的海外投资已经涌现，甚至有赶上外商对中国投资水平的趋势；(2)一个重要驱动力是寻求自然资源，先进技术和品牌声誉;(3)虽然由国有企业主导，但私有企业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从地理分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多位于亚洲，尤其是集中在香港。亚洲各国和地区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各有特点。从对来自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态度来看，香港和新加坡是非常欢迎和开放的，其他东盟国家也比较开放，而台湾、日本和韩国则有所限制。从各投资目的地的资源禀赋来看， 东盟国家（除了新加坡）都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拥有大量资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劳动力丰富；日本、韩国、台湾和东盟市场规模较大；香港和新加坡是很好的服务中心和分销渠道。然而，中国在东亚投资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保证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保证中国的投资不会对东道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形成挤出压力；三是中国企业也应在东道国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