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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亚洲证券论坛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编者按:日前,由中国证券业协会承办的“2010年亚洲证券论坛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年会的主题为“亚洲经济的发展新动力”,十二个亚洲证券论坛成员国的代表和中外经济学家以及国内证券管理人员,针对本国和本地区证券市场发展状况以及今后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证券业协会会长黄湘平日前在“2010年亚洲证券论坛国际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在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移向亚洲,新兴亚洲重要性日益凸显的同时,亚洲新兴市场依然脆弱,亚洲新兴资本市场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发展制度和发展文化。

  黄湘平指出,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正在强劲复苏和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动力、发展态势和制度机制正在发生深刻的、积极的变化,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初步具备了更加安全、更有效率、更高层面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他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发展保持了强劲的增长趋势,呈现强劲的发展动力,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的稳定作用,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之一。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相继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公共投资,取得了明显成效。

  截至2009年底,亚洲新兴市场GDP总额同比增长5.4%,在美国、欧元区等发达经济体GDP分别负增长2.4%和4.1%的情况下,有效对冲了其他市场的经济衰退,稳定了全球经济的复苏预期和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更加令人振奋的是,中国、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等4个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了2009年世界经济总量的前15强。

  黄湘平表示,亚洲新兴资本市场的估值优势明显,外部资本持续流入,市场功能迅速恢复,价格发现效率稳步提升。亚洲新兴资本市场相对发达经济体较快增长,证券收益的比较优势明显,据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亚洲资本市场监测》分析,以美元计算,2009年亚洲新兴市场的综合指数增长73%。这种比较优势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果,表现为强劲的羊群效应,2009年亚洲新兴市场私人资本净流入 2829亿美元、比2008年的1070亿美元同比增长164.39%。市场融资功能恢复,2009年亚洲新兴市场股权融资1499亿美元、同比增长 108.48%。市场交投活跃,2009年日均交易量最大的中国大陆市场达321.14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的705.74亿美元。这表明,亚洲证券市场的风险厌恶程度降低,投资风险偏好程度提高,价格发现效率逐步提升。

  黄湘平进一步表示说,亚洲新兴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建设发生重大变化,正在逐步完善,不仅服务本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功能不断增强,而且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定价权和话语权逐步增大,正在成为全球资源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

  以中国市场为例,2010 年中国大陆资本市场在全面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全流通的基础上,推出融资融券试点,引入现货做空机制;开设股指期货交易,实行期货做空机制;中国场外市场建设和引入国际板的改革正在加紧进行,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场边界和运行机制与成熟市场的差异正在逐步消除,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发生重大变化,正在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初步具备了在更高层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与此同时,黄湘平指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三,亚洲新兴市场的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等4个国家已经被吸收进入20国集团,G20已经或将取代G8主导的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等重要问题的对话平台。截止2010年4月30日,亚洲新兴市场的反弹幅度在9.1%到72.8%之间;证券总市值97.68万亿美元,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的第三大市场,亚洲新兴市场正在成为全球资源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

  黄湘平强调,我们在看到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移向亚洲,新兴亚洲重要性日益凸显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亚洲新兴市场依然脆弱,受2009年11月迪拜世界集团破产、2010年1月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等影响,亚洲新兴资本市场几次出现异动;目前市盈率、市净率处于较高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下一步的提升空间。世界经济已被不平衡的问题困扰了相当一段时间,随着全球退出应对危机刺激政策的预期强化,亚洲新兴市场投资环境趋向中性,市场弹性面临考验。所有这些都说明,亚洲新兴资本市场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发展制度和发展文化。

  首先,在内在价值的形成上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动力,重新思考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稳定的价值来源,经济和证券市场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全球经济增长正向零和博弈发展。亚洲新兴市场需要寻找新的内在价值发展动力,从外向型经济为主转向内向型经济为主,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培育亚洲新兴市场的内在需求,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消费需求,加快城市化和发展服务业等方面的结构改革来扩大内需。

  其次,在市场价格的发现上需要制度和机制的不断创新,把增长的潜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以中国大陆为例,从市场结构看,需要从服务外向型战略形成的“中国制造”为主的价格发现重心转向服务自主创新战略要求的“中国创造”为主的价格发现重心;从市场机制看,需要从服务外向型战略形成的“中国制造”为主的集约化竞价机制转向服务自主创新战略要求的“中国创造”为主的多元化议价和竞价机制。

  第三,在市场文化的选择上需要吸纳新的证券文化,通过多种形式加强新兴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需要以规范发展的共识加入到全球和亚洲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平衡和再平衡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亚洲新兴国家的合作存在巨大的潜力和业已存在的合作机制。只要我们加强共识,加强合作,争取一个更好的全球治理,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机构中就能获得更为合理的话语权和代表权。

  宋丽萍:

  创新应满足五个条件

  深圳交易所总经理宋丽萍表示,经过这次金融危机充分认识到创新是有前提条件的,市场的基础功能如果不健全的话,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的话可能会扭曲整个市场,全行业都要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她认为,创新应满足五个条件:一是市场买方卖方保持基本平衡。如果买卖双方不平衡,结果就是扭曲的市场价格;二是制度法规的适合性,市场制度不能成为短板,创新要往前走制度供给要跟上;三是强有力的市场中介机构,随着创新产品越来越多,证券公司能不能应对挑战满足创新需求的功能推动非常重要;四是创新时机的选择性,审批机制是不是应该也符合这样一个需求,避免产生审批出来产品已经过了最佳时期;五是市场信息的可接受性。现在市场信息其实不少,但其中有效信息有多少,即使信息发到投资者手里,有多少投资者利用吸收,能够运用这些有效信息指导自己的投资,这也是很大的问号。

  宋丽萍表示,深交所曾做过一些调查,有27%—30%的投资者将股评人士的意见作为投资决策,而不是看报表看核心数据,关注公开披露信息的投资人只有36%。投资者基数很大,去年有3200万投资者实际参与了深交所的交易,可能超过很多亚洲国家总人口人数。

  而且有一些令人担心的投资现象,就是换手率非常高,比如今年上半年个人投资者占流通市值比例将近20%,但是交易量占88%,每天交易的大部分是个人投资者在交易。去年散户新股上市首日买入股数占比56%,71%的买进投资者是第一次参与首日交易这样一个行为。“所以这个结果也令我们担心,整个市场连股票这样最基础的产品信息可接受程度都这么低的话,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再创新,再有一些衍生产品,有多少有效信息能够送到投资者手上、有多少投资者能够消化这些信息。”她表示。

  刘啸东:

  创新要处理好四方面关系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啸东认为,资本市场创新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法规体系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在创新过程中间有没有法律框架或者法律基础来做创新。二是市场需求,有没有买方有没有卖方;三是要控制风险;四是所有创新都需要有一个准入标准。而在创新过程中间如何平衡好这四个方面的关系是一个难题。

  刘啸东表示,证券市场最基本的存在原因就是要为上市公司、为投资人提供服务,提供服务就必须创新,不创新就不可能提供很好的服务,因此,证券市场创新不是目的,而是一个基本点。

  他认为,在一级市场,IPO定价需要有很多创新,目前的服务模式明显不能够为IPO市场定价提供很好的服务。因此,现在正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创新,例如,怎么让竞价的券商竞价的时候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让一些拟上市企业上市过程中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怎么样可以创新? 二级市场需要创新的夜很多,对于证券交易所来说技术创新永无止境,还有交易品种的创新,交易机制的创新等等。

  刘啸东还透露,目前上交所正在考虑一个创新的角度就是关于投资者教育问题,在投资者教育能不能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这也需要创新。“所以创新的理念不能特别局限于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点。”

  黄红元:提高证券公司监管有效性三要点

  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主任黄红元表示,提高监管有效性要做到三点:一是要保持监管适应性,在学习吸收成熟市场经验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本国本阶段的特点,要始终坚持监管的法制化,要求监管落到实处做到监管过程的透明;二是推动行业提高核心竞争力;三是充分发挥自律组织作用。

  他指出,二十多年来证券行业在我国证券市场改革开放和发展中承担了重要职责,发挥了积极作用,业务量和资产规模也得到了极大发展。证券公司管理的客户账户从3500增长到1.26亿户,股票金额从6.9万亿元增长到16.5万亿元,截至今年5月底证券净资产增长了14倍,证券规模和风险承受力大大增强。

  黄红元还分析对比了本轮美国金融危机和中国2003年行业出现的危机的成因和措施。他指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和2003年行业出现危机导火索都是流动性枯竭,美国由于交易对手停止交易因素导致华尔街投行濒临困境,最终导致雷曼垮台。在中国实际当时情况更加严重,全行业三分之二公司出现危机,三分之一公司资金链有可能断裂。这两次危机成因也有相同因素,一是杠杆过高;二是业务规模扩大;三是风险控制失效;四是信息失真;五是定位偏差。

  但是,两次危机中美国和中国监管机构采取措施有同有异,危机面前美国政府采取了注资、引导企业相互兼并以及让一些公司破产的方式,相比之下中国制订总体方案分布实施,首先通过公司自查、监管机构复合、注册会计师机构审计摸清全行业分布规模和分布情况,根据公司风险状况采取分类处理措施,一是给定期限鼓励股东公司自救;二是注资对市场影响力大,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公司;三是严肃市场纪律,关闭了不能化解风险的公司共31家。

  黄红元指出,经过多层次治理,行业发生巨大变化,全行业连续四年盈利,目前证券公司总资产超过2.2万亿,综合治理之前的问题彻底解决,有效化解了历史遗留风险,改革完善一批基础性制度,进一步健全法律体系和监管机制,为证券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祁斌:应对PE市场进行适度监管

  鹫见周久:希望能够提高QFII额度

  日本金融厅副长官鹫见周久表示,目前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QFII向中国投资,但是QFII的额度是分配给各个企业的,总额是300亿美元,有一些企业已经用足了他们的额度。如果能够提高企业QFII额度,使更多的外国投资者进行投资,这些QFII投资者的长期投资理念也会有助于中国市场的发展。

  他指出,中国市场换手率比较高,如果市场上短线投资者比较多,这样不利于市场稳定。因此,他提建议说,中国证券市场是否可以引进一些除了中国国内投资者之外的投资人参与进来,因为国外投资人可能跟国内投资者理念不太一样,这样的话也有利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能够让中国的企业获得更为稳定的股权融资。

  鹫见周久还指出,中国外汇储备居世界之首,解决这么庞大的外汇储备的一种方式是让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内地股市上市,这样能够让中国的投资者更方便地通过国内股市投资于境外企业。除了在中国国内证券市场让外国企业上市也可以让国外的ETF在深、沪两市上市交易,这样中国投资者就有一种方式能够一揽子的把资金投给国际上比较领先的大企业,而不需要费力气研究个别企业的财务状况和报表,这样也让中国散户们有一个资本出口,他们能够方便地向全球企业进行投资。这种方式也能够让中国的资金平稳地流出。

  此外,鹫见周久还透露,亚洲新兴国家正在筹建亚洲证券市场,随着这个证券市场的形成中国投资者可以逐渐实现对中国以外亚洲市场的投资。随着市场条件的构建,这个市场也会给亚洲证券界整体提供一个更大参与资本流动、资本投资的机会,特别是中国日本的投资者能够更好地为亚洲投资需求贡献力量。

  “目前中国的PE市场发展的非常火热,但有点走偏了,因此既要推动PE市场健康的发展,也要把这个市场适度监管起来,让它有创新活力又能规范发展。”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表示。

  他表示,正在进行的资本市场改革,正在努力提高市场效率,包括继续推动发行体制改革、推动并购机制完善、鼓励金融创新等。他指出去年推出创业板,未来要推动OTC市场、债券市场、要推动PE市场健康发展,还要把这个市场适度监管起来,让它有创新活力又能规范发展。同时还要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包括探讨国际板的引入。

  祁斌指出,中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资本市场发展目标是一致的,中国要建设创新经济必须让中国更多科技产业跟资本市场结合;中国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是以资本市场为先导;中国西部地区要向前跨越式发展,也可以借鉴美国硅谷的经验。

  祁斌认为,中国目前要做的就是要把现有产业进行整合,包括钢铁、化工还有汽车。中国的钢铁产业,去年全球产量第一,但是去年全年进口钢铁平均价格是出口钢铁200%,中国进口的都是特种钢高附加值的,出口的都是低附加值的。另外,他认为还应竞争一些新经济,因为在金融危机最深重的时候以Iphone电子产品销售增加47%,说明经济恢复期有技术含量的还是比没有技术含量的要厉害。“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加速中国重工(8.99,0.13,1.47%)业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全球竞争高科技新兴产业。”他指出。美国历史上这两个事情发生在两个阶段,一个是1900年之后,另一个是1980年之后美国出现大规模PC、网络、电信、生物医药四大产业。“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现在是美国这两个阶段的叠加,我们在未来三十年完成这两件事情,加速重工业进程,发展高科技新兴产业。”祁斌表示。

  此外,祁斌还指出,美国刚刚颁布的金融监管法案,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有非常有益的借鉴作用。因为世界上金融发展的模式和最终状态应该是一样的。他认为,从这次美国的改革中能够提取出来为中国所借鉴的一些经验或者教训大概是三个方面:一是这次金融危机证明了现代金融体系扩张速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与此同时它也变成了一个双刃剑。如果风险控制不住的时候带来的危害灾难也是一百倍,为此必须降低杠杆率提高金融市场安全性;二是监管的真空要弥补上,尤其是对对冲基金的监管;三是看到全球化市场进程加速,倒逼得全球金融市场合作。

  陈共炎:发挥自律组织

  在风控防范中的作用

  中国投资者保护基金的董事长陈共炎提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反思证券市场风险控制与防范机制,加强监管已经成为后危机时代总趋势,但是中国同西方国家证券市场监管模式不一样,所以在加强证券市场监管路径和重点也应当有所区别。

  他认为,西方国家总体上来说自律组织的管理应该说还是比较充分发达的,行政管理相对不足,所以应当重点强化行政监管。中国行政管理应该说相对有效相对充分,甚至有一种议论说过度监管,自律管理相对不足,所以应当进一步强化自律管理作用,充分发挥自律组织在证券市场风险控制与防范过程中的作用。

  陈共炎结合保护基金公司这几年的实践,提出了在证券市场风险防范过程中自律组织可以做的三件事情:

  一是加强市场监测是证券市场风险控制与防范的基本前提,这也是自律管理应该做的一项重点工作。证券市场风险监测机制的缺失和有效监管的缺位,将对包括投资者在内的投资主体带来难以预见的风险,因此加强市场监测和潜在风险的预演预判,建立一套风险监测体系,对风险监测、衡量、控制的工作贯穿在风险防范之中,这项工作是自律组织能够做也是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第二,行业评估是证券市场风险控制与防范的有效方式之一,也是自律组织可以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开展行业评估科学评估和披露各类市场具体有关行为和信息,将各类行为至于社会公开评估之下有利于社会监督,形成市场化引导各类市场行为的机制,最终通过各类市场主体直接强化自己的行为约束,达到有效防范市场风险的目的。

  第三,要建立证券投资者代表制度,这是证券市场风险控制与防范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证券市场监管基本目标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这也是证券市场风险控制与防范的根本目的。证券市场目前还缺乏投资者代表机制,在国际上代表机制分为两类:一是以律师为中心的模式,另外是以投资者保护机构等非盈利为主要的诉讼模式,在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制度。这几年保护基金公司从自身职能定位出发也进行了一些探索,比如说在08年金融危机比较严重的时候建立了投资者呼叫响应机制,投资者有什么问题、想法、建议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反映上来。

  陈共炎强调说,自律组织的工作是没有边界的,能不能做好、能做什么,主要看监管部门能不能赋予你这些职责。证券市场风险防范控制是长期系统工程,需要行政监管与自律管理有效配合,需要有关各方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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