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7日上午9:20—11:35，2010年制度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主题发言之一在邵逸夫馆报告厅进行。本场主题发言由英国哈特福德郡大学商学院杰弗里•M•霍奇逊教授主持，下分四个主题。
制度和习俗的演化：一个拉马克的实验方法
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院安德鲁•肖特教授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基于拉马克试验方法对制度和习俗的演化过程的分析。
首先，他介绍了研究制度的两种视角，一种是将制度看作规则的集合，另一种是将制度视为自发形成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即社会习俗或对社会问题全社会在行为规则上所达成的一致结果。基于第二种研究视角，他对制度和习俗的代际演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由此他指出：社会习俗是通过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递建议的社会学习过程中进行演化的，而这一社会演化过程具有拉马克式演化的特点。
随后，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一过程，他分别对习俗和代际博弈进行了定义，进而设计了一项特殊类型的合作博弈实验来探究习俗演化过程并陈述了实验结果。
最后，他总结到习俗是随着时间不断传承的行为规则，但是其演化路径却是随机的。这些指导人们当期行为的习俗是过去创造并用于解决一贯的经济社会问题。人们遵守这些习俗是因为人们相信其他人也会遵守，这些信念构成了习俗行为的重要部分。习俗可能会随着时间发生突变，但是习俗一旦确立便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惯性。建议对行为的影响是随机的，即便与他们的信念背道而驰，人们也往往倾向于接受代际建议。
转轨失衡与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增长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教授对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转轨失衡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首先，他对演讲论文中“转轨失衡”的定义、论文研究背景以及“短期”和“长期”的界定作了说明。他指出转轨失衡是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步，论文研究的主要背景是理解和评价俄罗斯“大爆炸式（big pang）”的转轨改革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经济绩效的短期和长期差异，并说明论文中的短期和长期是以十年而非以年来计数的。
紧接着，他回顾了演讲论文问题提出的过程，在博士生的课堂上他曾就转轨失衡导致腐败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呈现出了高速增长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政府官员一方面关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他们贪婪和腐败。原因是官员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才能贪腐的更多。而GDP成为评价政府官员政绩的最重要的指标。因此，即便是贪腐的官员也会努力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成为了中国广泛存在的现象。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他通过针对政治体制根本性质不变、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改革的转轨经济系统，构建了一个寻租模型，发现在生产资源分配权力被政治家垄断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短期内，除政治体制外，市场结构和需求弹性等市场约束也决定着厂商的最优租金，使得经济系统在出现大量租金耗散的同时，也出现了短期经济增长。然而带有租金耗散的索罗经济系统表明，长期内寻租约束使经济增长无法实现稳态均衡，并只能在一个低人均资本存量水平的区域内进行生产。由此他解释了为什么在政治体制转轨明显滞后的情况下能实现短期的经济较快增长却不能保证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探索了转轨失衡的原因及同步转轨的可能性，并试图寻求“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
中国通往法治国家的道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维森教授在演讲中就中国通过法治国家的道路这一议题分三个部分进行了阐述：首先，他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市场化进程和中国法律体系进行了阐述，他指出：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程度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同时对当代社会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主要表现在收入分化和贫富差距不断加剧、官员腐败程度不断加深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否可持续三个方面。随后，他对依法而治（Rule by Law）和法治（Rule of Law）的概念进行了区分。最后，他在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指出了制度变迁的三条路径，即革命、演化和内卷。
从快乐机器到道德团体
英国哈特福德郡大学商学院杰弗里•M•霍奇逊教授从快乐机器、人的博弈、合作的解释、道德情操、达尔文和道德团体及经济学的重构六个方面进行了回顾梳理。
他首先通过分别引用了边沁、杰文斯、艾德沃斯等的话对快乐机器进行了说明，随后他介绍了囚徒困境博弈及其实验结果，并对这一博弈中出现的合作现象进行了解释。他指出目前一些经济学家对人们是自身效用最大化者这一基本假设产生了质疑，例如通过引入利他效用或社会偏好还改造效用函数等，但这样是不够的。由此，他对道德情操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根据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利他倾向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巨大。社会心理学家提供了丰富的实验证据表明了社会环境对偏好和信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这基础上，他对达尔文和道德团体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解释，进而引申出了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不断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