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CCER论坛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召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模式的成功与前景”演讲。论坛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家祥教授主持，并邀请了四位专家评论，分别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独立学者秋风，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平教授。我们分两期报告论坛概况。本期简报将介绍姚洋教授演讲的主要内容，下期介绍评论人发言。
问题的提出
中国模式是最近大家讨论得较多的话题。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无疑是一个奇迹，那么中国是不是创立了自己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从经济领域、制度领域以及国家治理这三个方面考察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从国内和国际上来说都非常重要。国内的意义是为了总结过去、指导未来，过去三十年中的前二十年都在改革，而后十年改革的步调放慢，似乎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要探索下一步该往哪里走；而在国际上，这涉及到中国如何将自己呈现给世界，以及世界如何看待中国。中国将来二十年可能还会保持这种高速增长，中国需要对自己在世界上进行正确的定位。国际上经常会比较“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代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北京共识提倡政府干预，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把代表前者却失败的美国和代表后者且成功的中国进行对比则更加盛行。这种对比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市场化的改革，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实际上，华盛顿共识由约翰·威廉姆森提出，其本意只是新古典经济学告诉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所需要做哪些正确的事情；北京共识由雷默（Roma）提出，其中对中国的总结包括平等且可持续的增长、独立自主和创新这三点，而这些都是非常中性的评判。
中国过去三十年确实有一些值得总结的东西，但中国模式的说法可能不太准确，中国经验或者说中国道路也许更加合适。这里我总结了四个要素，它们对其它发展中国家都有借鉴意义。第一是社会平等；第二是贤能体制（meritocracy），有人翻译为精英主义或精英政治，而我认为翻译为贤能体制，也就是选贤任能的体制更加合适；第三是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第四是中性政府。下面是这四点的概述。
中国模式的四要素
首先讨论社会平等。这里我们要区分社会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不平等。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是暂时的：收入差距较大时，对富人多征税返还给穷人就能消除这种不平等；政治不平等也能通过很快的政策变化来消除，比如说这次人代会就修改了原来四个农村人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选举办法，一个农村人相当于一个城里人，这是比较容易改变的。而社会不平等的意思是社会被人为地分成多个阶层，而且处于最底层的人也认为这种分割有合理的成分，比方说种姓制度。中国二十世纪从辛亥革命到1956年工商改造、1958年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革命期间连续经历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强化了社会平等，把旧有的社会秩序完全打破了。易纲老师最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文字文章。过去文字实际上是给特权阶级用的，掌握了文字就拥有了学识，就能高人一等，这也是一种社会不平等，但普通老百姓却认可这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通过革命消除了。为什么社会平等对经济增长有好处呢？首先它消除了进入壁垒，第二它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大家更愿意发展公共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第三是它促进了我下面要讲的中性政府的产生。
贤能体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我们有两千年的科举制度。欧洲启蒙运动在反对封建体制的时候，包括英国的文官制度都借鉴了中国的贤能体制。今天中共的干部体制也可以看作贤能体制的一部分。过去通过考试选拔干部，但现要走上领导岗位需要从最基层做起，这实际上是用很长的时间来培养一个干部。如果对比东亚和西方的民主体制，就能发现在东亚体制里很少有年轻的领导人。在西方贤能体制传统比较悠久的国家中，像英国，也很难看到年轻的领导人，但在美国，四十多岁就可以当总统。贤能体制对其它国家有什么借鉴作用呢？第一，是驯服民主的民粹主义倾向，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的敌人不是专制，而是民粹主义，由于人民的政治文化或政治素养没有建立起来，提到民主谁都可以要求自己的利益，最终结果是没有办法做决策，而贤能体制能作为驯服民粹主义倾向的工具。第二是提高政府的效率。第三，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政府的德性，我们儒家的传统能在某种程度上对领导人有约束作用。
第三个要素是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制度是重要的，这个诺斯早就说过，但是一个好的制度的核心是什么？我个人觉得是提供正确的激励，而正确的激励就是让行为主体的追求和社会的追求尽量一致。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纯洁的制度就是在一系列标准的假设下所产生的最优值。林老师从世行回来聊起他在世行碰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与世行的专家交流时，他们总是拿最优的标准（first-best）要求发展中国家，所以他们永远认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好，但也永远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路径让发展中国家走向最优。还处于次优状态（second-best）的发展中国家，怎么可能一步就跨到最优？中国恰恰避免了这个问题，我们追求的是有效的制度，就是在特定条件下能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过去三十多年我们采纳的制度没有一个是纯洁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是有效的，比方说乡镇企业、财政分权。
最后一点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不长期偏向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政府，它不是隶属于某一个阶层的政府，这样它就不容易被利益集团所俘获。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比方说菲律宾，前段时间发生了一起血腥的屠杀事件，屠杀者虽被拘捕了，但他的父亲在选举时支持了阿罗约总统，现在大家都在看阿罗约总统将怎样处理。因为不受利益集团左右，中性政府更可能关心长期经济增长，即使是为了自己，它也更愿意把资源投入到生产力较高的部门，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平等，这正是过去三十年所发生的。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会成为中性政府呢？第一是政治基础，这其中首先是中共的自主性，跟前面所提到的贤能体制有关；其次是中共的去政治化，这是汪晖讲的，去政治化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它不再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真正成为了全体人民的党；再次是经济增长成为中共合法性的来源。第二是社会基础，主要是社会平等，只有当社会权力和政治动员能力比较接近时社会的产出才会最大。
中国模式的问题
我想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是中国模式现在是否存在问题，未来又会如何。我个人觉得这个模式存在负面的东西，这些负面的东西现在已经显现出来。首先是贤能体制有威权的一面，使得大家容易认为中国模式主要就是威权，实际上它比威权多得多。第二是务实主义导致原则的丧失。讲求有效的制度是对的，但是我们往往缺乏原则。比方说户口问题，我听到最多的说法是“农民要城市户口可以，但是要把土地交出来”。我觉得这就缺乏原则，农民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写入了宪法，那为什么变成城里人后就该把土地交出去？城里人已经得到那么多，是不是也应该把所得交出去才能换来城市户口呢？
我这里主要想讨论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政府过多地参与经济活动，二是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过高。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比较严重。中国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政府占总支出的40-50%，而政府收入占GDP的24%。政府把将近一半的钱花在投资上，这在别国是从来没有的。第二高的是新加坡，也只有25%。好的方面是我们的政府真是为了中国的长远发展着想，把资源投到基础设施、投到生产上，但是坏的方面也在慢慢体现出来。
经济结构失衡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90年代中期的68%急剧下降到目前的52%，下降了16个百分点。别的国家在发展初期也有这样的下降，但是像中国这么剧烈的下降很少。第二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60%以上下降到了目前的48%，这也是非常剧烈的下降。这两点说明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没有赶上GDP的增长速度，换言之就是老百姓在相对地变穷，反过来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在增加。大家想到的主要是国营企业的收入在增加，其实私人企业的收入也在增加，且增加得比国营企业还快。第三是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10%，去年少一些，但是今年看情况可能还会上升。经常项目盈余意味着我们创造的GDP既没有消费掉，也没有投资掉，成为净储蓄，而这个储蓄要给别人花，这就是我们经常所抱怨的。
导致结构失衡的原因当然很多，我这里要讲的是政府行为加重了结构失衡。第一是政府权力的过分集中侵害了民众的权利。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以经济发展的名义，做出很多损害民众基本权利的事情，比如征地、城市改造、限制移民等等。特别是移民，我记得1954年宪法第90条明确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选择自己居住地的权利。1958年出台户口条例之后，这一条就从宪法里删除了，当然现在有很多人赞成户口制、限制移民，可见我们不知不觉地就会认可一些侵犯基本权利的事情。过度参与经济活动还导致忽视民众改善福利的基本要求，当然有些基础设施使老百姓受益，但也有很多基础设施并不能造福百姓，比如上海的磁悬浮。磁悬浮其实就是个大玩具，35公里花了100亿，现在天天往里贴钱，听说还要把它延长到杭州，那会不会盈利呢，很难说。第二是政府的投资偏向生产者，我和一个合作者初步的研究结果发现，如果省政府投资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高，那么该省老百姓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就越低，消费占GDP的比重就越低，显然是因为政府的投资更多地补贴了生产者。此外，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投资，压低要素价格、土地价格、环境价格以及劳工标准，这些都是对生产者的补贴。第三是给利益集团影响政府以可乘之机。既然政府从某种程度上变成一个公司了，那么它很容易跟利益集团结盟，最终使得社会变成拉美式的社会。
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
我们知道曾经有过巴西奇迹。上个世纪60-70年代，巴西的年均增长率也超过7%。巴西当年也跟中国一样，贫富分化剧烈。随之而来的是二十年的高通胀和经济停滞。这当然不能排除债务危机等其他原因，但社会不平等的恶化可能是一个关键性因素。我们看一下韩国和我国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台湾1986年开放党禁，它当时的人均GDP按照2000年PPP美元计算是6600美元；韩国1992年开始民主化进程，当时人均收入按2000年计算是10000美元。大陆现在的人均GDP按2000年的价格计算是7200美元，按现在的PPP计算是8000美元，基本上处在两者之间。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就是一个例子，韩国和台湾则成功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当然成功有很多原因，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们刚好在那个时候开始民主化，这种关联至少值得探讨。
目前，更广泛的民众参与政治至少有以下三方面作用：第一是降低政府支出中投资的比例，缓解经济失衡。老百姓不一定要这么多投资，而可能要更多的教育和保障；第二是建立公共财政型的政府，现在的政府太偏向生产型；第三是化解社会矛盾。现在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紧张，像救火队似的，哪里出了问题就去救火。如果让大家有自己的决策，矛盾就化解了。Acemoglu和Robinson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讨论西欧为什么在19世纪就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其中提到到西欧的民主不是很早就有的，它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他们认为民主是一种可信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它实际上是让老百姓自己做决策，而精英们放弃自己的权利，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民主是有利于矛盾化解的。民主是化解社会矛盾很好的手段，同时也弱化了政府合法性的难题。合法性难题永远伴随着经济增长，这增加了政府的压力，而民众的政治参与是为政府减压。
总结
中国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道路，值得向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推介。同时中国的很多经验和经历对世界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提出了挑战，这也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中国形成伟大的理论。反过来说，既然中国有一部分经验可以推广到世界，中国是不是就可以保持这种独特性，中国是否就可以摆脱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也是未来二十年决定中国经济走向最重要的问题。
（魏旭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