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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6次报告会快报通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6次报告会于2009年2月14日下午在中心万众楼召开。本次报告会对货币政策、宏观形势、税制改革和美国新政等主题进行探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摩根斯坦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宋国青、平新乔、卢锋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

卢锋首先点评上季度和本季度“朗润预测”。比较2008年第4季度朗润预测值和公布实际值,可见预测观点发生与第3季度类似的高估经济增长或低估经济回落走势的预测偏差,并且偏差幅度进一步增大。依据2009年第1季度最新朗润预测结果,经济学家对目前宏观形势观察大体可概括为:增长下调近底,轻度通缩再现,外贸跌幅加大,银根或许更松。从朗润预测提供信息看,虽然外部经济环境仍然严峻,我国前一段宏观经济猛烈下跌势头将得到遏制,政府刺激需求政策正在产生初步成效。

易纲:零利率和数量宽松货币政策是否有效?

全球经济正在经历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所不同的是现在社会保障和宏观经济政策比1929-1933年改进和成熟一些。目前形势对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提出了一系列需要重新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我在去年9、10月份曾讲过一个存货模型。现在看来存货调整按照模型逻辑进行: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存货相对增加、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存货会减少。这次经济周期下行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叠加在一起,使得存货调整比较剧烈。中国工业占GDP比重比较大,而重化工业比重又很大,这样一个结构就使得相对其他国家而言存货调整更加剧烈。存货调整是顺周期的,在剧烈调整阶段以后存货会在一个相对低水平的水平上进入平稳期,存货调整所带来工业下滑会有所缓解。依据库存数据推测,今年二季度存货调整将在较低水平上进入平稳期。

现在有些人对中国经济比较悲观。我强调从居民、企业、财政、金融业四张资产负债表看,中国经济从世界范围比较看都是相对健康的。中国居民长期有储蓄传统,债务负担较低。企业资产负债率比较合理,总体上盈利能力较强。中国财政状况稳健。当前中国金融业资产负债表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关于零利率和数量宽松货币政策,最著名分析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02年的讲话。他说即使在零利率下也可以通过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继续放松银根,一个果断政府能够创造出更高的支出和随之而来的正的通胀。我相信在2002年伯南克绝没有想到美国会面临零利率局面,他当时主要针对日本案例。他强调零利率和数量宽松在日本运行效果不好不能证明这一政策是失效的。

我想说的是零利率和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局限性。日本境内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通过日元套利交易将持有的日元资产兑换为外汇资产,降低了日本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导致境内流动性向境外市场漏出,削弱了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若以日元套利交易余额/货币供应量作为衡量套利交易导致的货币政策耗损指标,2007年日本货币供给漏损率高达18.6%。当然,将持有日元资产兑换为外汇资产也导致了日元贬值,具有货币放松效应。总起来看,我认为日元逃离交易的紧缩效应大于放松效应。这个分析背后道理还是不可能三角形,即在资本流动环境下一国中央银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按照他的意图来解决他的问题。

现在零利率的命运落到美国头上了。美国一样会遇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难题。如果我们把美国和日本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他们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点。相似之处就是美元和日元都是可兑换货币,但美元是世界经济中的主币,日元的地位比美元要差很多,美国实行零利率就意味着向全世界提供流动性,日本实行零利率还要通过日元套利交易才能对全世界流动性产生影响。其它不同点还包括日本外汇储备多、存在贸易顺差,美国没有外汇储备、存在贸易逆差。另外两国风险溢价不同。日本这个国家可以把很多事做得非常精细,真的能把利率打到零附近,存款利率、贷款利率都很低。美国市场是高度分散化的,各种各样金融产品风险溢价不一样,风险溢价要反映在利率上。

中国的特点是人民币不可兑换、巨额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考虑一下因素,零利率或者是准零利率政策不一定是中国的占优选择:中国储蓄存款余额占GDP比重非常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还在不断提高;平均资本回报率和边际资本回报率都不支持零利率政策;商业银行收入主要来自利差收入,中间业务比重小、收费少、业务结构亟待优化,如果没有收费业务单靠不到1个百分点利差银行经营是没法持续的;中央银行反通缩和维护币值稳定的决心是坚定的,完全可以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最优组合(包括较低的利率)来有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接近零,有人说中国降息空间还很大。对此,我认为要“苹果比苹果、桔子比桔子”。比如同样是一年期存款利率,中美并没有太大差别。

王庆:2009-2010展望——复苏之路如何走?

摩根斯坦利是第一个预测美国经济会在2008年陷入衰退的华尔街投行,我们在2007年底提出2008年中国会出现输入型软着陆。这一判断直到2008年9月份还基本正确,但9月份后中国工业生产大幅下跌,贸易活动大幅萎缩,经济出现硬着陆。分析2008年4季度情况可以帮助我们预测2009年经济前景。

次贷危机使美国采取了危机处理式货币政策,表现为注入巨额流动性、大幅度降息和美元明显贬值。超宽松货币政策造成大宗商品价格迅速走高。由于很多国家都要进口大宗商品,大宗商品价格迅速走高导致通胀压力,各国的政策反应就是紧缩货币政策,比较活跃的经济活动开始放缓。现在来看,2008年世界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欧洲央行在内很多央行货币政策都错了,只有美联储方向没有错,一直在减息。微观层面上大宗商品价格迅速走高会造成存货增加。 

全球包括中国的经济活动直到2008年8月份只是缓慢而有序放缓。9月雷曼兄弟破产这一标志性事件成为全球危机发展过程的一个分水岭,造成去杠杆化的迅速加剧。贸易融资是商业银行的一个基本功能,雷曼破产造成贸易融资开始减少,这直接影响贸易活动和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去杠杆化造成大宗商品价格泡沫破裂,引发去存货化过程,造成工业生产崩溃。

摩根斯坦利对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的预测是5.5%,很多人会说过于悲观。我认为并不悲观,而且相对来讲还很乐观。根据摩根斯坦利对2009年经济预测,全球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都会出现负增长,只有小部分国家有正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意味着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0%。即使按照我们的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贡献率也超过200%。现在发生的是全球危机、全球衰退,对中国经济形势判断必须在此背景下进行。

分季度来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在2009年1、2季度同比增长率会很低,即3-4%,但是下半年会有强劲反弹,3季度达到6%,4季度超过9.5%。

上半年很糟糕原因是出口和房地产销售表现比较弱。出口是领先于制造业投资走势的,出口表现比较弱最终会在制造业投资中显现出来。房屋销售面积是领先于开工面积的,从2008年初以来房屋销售面积一直是负增长,随后开工面积也开始出现负增长。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加在一起超过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50%,对经济整体举足轻重。

下半年经济活动会有明显起色。信贷增长与投资之间有六到七个月滞后关系,现在信贷速度增长较快最终会体现在实体经济活动上。此外我们预计全球经济会在3季度企稳,4季度有些微复苏,会对中国出口以及信心形成支撑。

但也不能过度乐观。我认为整个信贷增长趋热过程是不可持续的,除了大家讲的短期贷款、票据融资这些原因,还有两个更基本因素。1998年中国开始刺激经济的时候信贷的确加速增长,但八九个月以后触顶后又一路下滑。2000-01全球经济衰退过程中也出现类似现象。此外,约束银行信贷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本充足率。

关键要看财政政策。对于政府4万亿投资中有多少属于真正的财政刺激,有不同理解。我的理解就是有多少财政赤字就有多少财政刺激。两会将公布财政赤字,我的猜测是1万亿。

当前危机逼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从出口投资驱动增长转到消费驱动的增长,而且有很多人呼吁这么做。但在讨论过程中大家自觉不自觉地都做了一个假设,即中国能够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前提下实现经济方式转变。这个假设是很难实现的,各国历史数据显示,当一个国家采取消费推动型模式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下来。如果中国经济真正由消费推动,我们必须习惯比较慢的即5-6%的增长,那么中国的股票估值水平就要有一个重新估值。目前为止这还只是一个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值得大家关注。

卢锋:奥巴马新政四大看点

目前美国经济面临金融危机深化和实体经济衰退双重打击。金融方面,美国“次贷-次债-金融危机”经历2007年7月和2008年9月两波冲击和全球扩展后,仍面临第三波冲击风险。市场流动性依然紧张,房地产价格调整尚未见底,经济严重衰退给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带来新的压力。实体经济方面,2008年4季度GDP环比下降3.8%,失业率已达到7%,可能出现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衰退。尽管布什政府已采取提供流动性、注资金融机构、减税和产业救助等应对措施,美国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奥巴马新政大体会围绕整肃金融、刺激经济、慢攻财政、护卫美元四个主轴展开。美国金融系统现面临两大急迫问题:因坏账增加美国众多银行面临倒闭风险,信贷和流动性紧张。新政一项当务之急仍是对金融系统实施“急救”。推测美国政府后危机时代将从激励机制、经营方式、组织价格、高管行为、货币政策对金融体系加以监管整肃,试图修复导致目前危机的体制和政策漏洞。

新政重头戏是刺激经济计划。2月10日参议院通过8380亿美元经济复苏计划。新政府希望通过实施规模庞大的刺激方案创造300万至400万个就业机会,促使经济复苏。由于危机前美国国民总消费过度,减税提振消费作用比较有限,提振经济更多寄托在于投资支出增加方面。

由于目前美国困境兼有周期性衰退和结构性危机双重特点,投资被赋予双重使命:一方面要刺激总需求使美国经济走出目前深度衰退,另一方面还要启动新能源等目标领域技术和产业突破,创造在开放环境下具有竞争力新产能,达到产业结构调整和调节外部失衡目标。试图通过一个政策工具同时实现两大目标,美国新政注定面临很大挑战和不确定性。

此次危机大大使美国财政困境雪上加霜。美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09年财政联邦财政赤字将达到1.186万亿美元,占GDP比率为8.3%,达到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最高水平。联邦债务总额超过10万亿美元,占GDP比率82%,在美国建国两百多年历史上仅次于二战时期。此外2007年起婴儿潮一代开始领取社保基金,所谓“银发海啸”将给财政平衡逐步带来巨大压力。如何应对财政困境和潜在危机,将成为制约美国经济政策中长期选择的关键因素。

美国巨额财政亏空情况下仍能大手举债实施投资振兴计划,凭借的是美元特有的强势国际货币地位。美元地位是其综合国力历史演变结果,由于国际货币与国际语言类似具有需求面网络效应,强势货币地位一旦确立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英镑历史演变经验提示,美国不能无限期透支其货币地位,本次危机已清晰展现可能导致美元崩溃的机制和路径。取决于美国振兴计划实施和应对财政难题的情况,未来美元地位可能有三种演变前景。美国政府会全力维护美元地位,然而并不存在独立于其他经济政策的美元战略!

从“三大领域十项议程”看,形势发展可能推动中美经济关系出现新议程,或为已有议程注入新因素。在宏观与国际收支领域,两国宏观刺激政策时间匹配应能较好合作;有关中国在美投资、人民币汇率机制和外部失衡调整问题两国仍存在深刻分歧,但是对话内涵由于双方应对国内问题需要会发生微妙变化。在产业合作领域,中美在能源部门和环保部门合作问题上具有较多利益交汇点,较有可能取得具体成果。在全球治理领域,合作组织架构建设、应对气候变暖、银行金融国际监管与金融自由化关系、应对保护主义挑战和WTO多哈回合谈判僵局等问题,将构成两国继续和将要长期探讨和推动的新议程。

平新乔:关于增值税与营业税及个税起征点的研究

这个题目跟当前启动消费、启动内需有直接关系。第一个问题是增值税改革。为什么要改增值税?这涉及到企业负担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过去资本品价值不进入税基抵扣。增加值是新创造的价值,资本品价值不应该进入税基核算,1994年税改以来一直不能抵扣。2009年开始可以抵扣资本品价值,但资本品还不包括厂房。

其次,大部分服务业不实施增值税,仍然按计划经济时代“工商税”的办法,以服务业全部产值为税基征收营业税。营业税税率是5-6%,相当于增值税税率的三分之一。其假定是服务业产值当中增加值占三分之一,但这并不科学。

最后,增值税的“门槛”设计存在很大问题。一般来说,只有年产值高于100万元的工业企业和年销售额大于180万元的商业企业才具备申请增值税的资格。在这样的税制格局下,中小企业和服务行业实际税负比较重,这是对服务业和小企业的歧视。

利用全部企业平均增值税税负和规模以上企业增值税税负可以间接推断小企业增值税税负。全国来看,从1997年到2004年,全部企业平均税负都是低于规模以上企业税负的,2005年二者持平,2006前者开始高于后者,说明近年小企业税负高于规模以上企业。分省市来看,北京、上海全部企业平均税负长期高于规模以上企业税负,江苏、宁夏、新疆最近也出现了上述现象。

还可以对增值税税负和营业税税负进行了比较。在2004-2006年,全部企业增值税税负和房地产企业租赁营业税税负都是10%左右,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营业税税负高达25%。分省市来看,北京的全部企业营业税税负在1999-2004间一直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值税税负。上海从2004年开始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上海、北京率先发出改革营业税的要求,其背后有服务业提升的需求。

现在有认为增值税改革有可能鼓励使用资本,对就业不利。这种效应可能有,但只是次级效应。而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存活并且多雇工人是一级效应。此外,增值税改革还要考虑到对老百姓的伤害程度。对比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福利效应可以看出:增值税和营业税都具有累进意义上的“公平”的性质,即富人税负的福利减少影响较大,但是营业税对每个阶层带来的福利减少影响都比增值税类似影响更大。

依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改革建议。第一,将“进项抵扣”推广到全部服务业,即改“营业税”为增值税,把增值税改革推广到产品与服务生产的所有企业。第二,免征小企业(年产、销值低于200万元)的增值税,让他们只缴纳所得税。

另一个问题是个税起征点。相对应我们国家发展水平,每个月两千块钱的起征点应该说不算太低。至于怎么计算科学的起征点,我们计算出工薪收入分布曲线函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基本分析思路是,提高起征点以后工人所得增加,但这个所得增加好处并不是由工人独享,企业会相应压低工人工资,工资降低有可能提高就业,那么低保补贴也会下降。我们的结论是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有提高的空间,但空间不大。按照现在的收入分布来估算,大致可以提升到月薪2800-3200元。

我们认为个税改革不应该强调起征点,而应以家庭为单位减少老百姓的税基。老百姓现在支出最大的是上学、看病、买房,要把这些支出抵扣掉。比如有一个小学生上学每年抵扣一千块、一个中学生抵扣两千块钱、一个高中生抵扣三千块钱、一个大学生抵扣一万块钱。买第一套房子的部分利息支出也可以抵扣。

宋国青:需求快速回升可能性增大

2008年12月,钢材产量在连续四个月快速下降后强劲反弹,引起发电量和工业反弹。重工业同比增长率由2008年11月5.3%回升到12月5.7%。2009年1月统调电厂发电量同比增长率与12月持平。同比增长率持平说明环比增长率与去年1月份相当,而去年1月份是正常增长的。现在的情况下只要不下跌就已经是好消息。但由于重工业产品出口继续大幅下降,基础设施投资尚未进入高增长,钢材产量反弹可持续性仍不确定。

从2008年7月至2009年1月,出口额下跌21%,进口额下跌43%,顺差名义额大幅增长。今年1月顺差424亿美元,如果今年下半年内需没有急剧增长,估计全年货物顺差达到50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0%。2008年下半年进口价格大幅下跌,出口价格没有下降。由于贸易条件改善,尽管经济增长率下降,2009年国民收入增长率将高于2008年。2008年下半年顺差名义额大幅上涨,按不变价格计算的顺差2008年下半年对经济增长贡献为负。

过去几个月商品住房销售趋于稳定,2008年12月可能出现小幅反弹但难以确定。由于房屋存量很大,销售轻微回暖短期内难以引起投资回暖。最近旱灾对全年粮食产量不会太大,从历史数据看,较大旱灾对年度粮食产量影响大约3%。此外,尽管旱灾可以增加抗旱就业,但不能增加收入,也不能增加社会福利。

过去几年外汇占款占货币比例持续上升,外汇占款占货币比例近似等于准备金率,外汇占款比例上升导致准备金率上升。准备金由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构成,去年7月央行停止提升法定准备金率以来,外汇占款比例上升导致超额准备金率不断上升。目前超额准备金率达到5%,远高于2%底线。在超额准备金率过高的情况下,银行资金的边际收益等于超额准备金利率0.72%,扣除风险因素后,银行愿意以高于0.72%利率贷出资金。

央行控制利率结构时,很难把所有利率都调节到恰到好处。采用贷款额度数量控制手段时,利率不当可能引起的问题被隐藏起来。贷款额度取消后,所有利率在扣除风险贴水后会趋于一致。去年10月取消贷款额度控制后贷款猛增。在控制贷款利率的约束下,票据融资由于利率灵活成为银行寻求躲避利率管制的避风港。如果票据生成不存在问题,最后均衡贷款增长率等于外汇占款增长率,超额准备金率将下降到底线。

今年1月新增贷款1.6万亿元,6000亿是票据融资,非票据融资增量也很大。2009年全年5万亿元新增贷款基本可以消除通货紧缩,1月份新增贷款远超出政策所需。由于目前还处于防通货紧缩阶段,贷款猛烈增加基本上可看作正面消息。

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预测是9%,比2007年18.1%大幅下跌,但远高于1998年3.7%。目前看来,净资产收益率还没有出现下降趋势。中国率先走出通货紧缩,只能靠内需强劲增长。如果不能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消费率,就需要进一步提高投资率。由于投资报酬率较高,加上人民币升值期望,中国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保持较高投资率。

 

(唐杰、刘鎏、卢锋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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