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NBER - CCER “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简报之一

2007年6月28日至30日，第九届NBER-CC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万众楼举行。来自NBER、CCER以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学者围绕有关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议题互相交流并进行讨论。本期简报将主要介绍年会第一场——近期经济形势发展内容。本场有三位报告人发言，他们分别是CCER林毅夫教授、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和哈佛大学Martin Feldstein教授。

从1978年改革开始，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GDP平均年增长率达到9.7％，28年间GDP增长了13倍。贸易年增长率达到17.2％，28年间增长了85倍。中国目前在世界的经济地位也有巨大提高：GDP排世界第四，贸易排世界第三，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排世界第二，外汇储备排世界第一。

但是，中国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各种内外不均衡。这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城乡收入差距大而且近年来有继续扩大的趋势。1978年，城乡人口收入比率是2.6：1。随着80年代出农村改革的深入，农村人均收入水平获得提高，1984年城乡人均收入比率下降为1.8：1。但此后该比率开始快速提高，到2006年达到3.3：1。据估计，到2010年城乡人均收入比率可能达到4.2：1。

第二，收入不平等。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分配相对比较公平。但随后收入分配开始恶化，到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而且还有继续增大趋势。

第三，投资过热。由于1992－1997年间的过度投资导致的过剩生产能力，中国在1998－2002年间经历了持续的通货紧缩。为了摆脱这个通货紧缩，中国经历了又一次的投资过热。从2003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达到25％。可以预测，等这些投资完成投产之后，中国很可能会经历另一次通货紧缩。

第四，潮涌现象（wave phenomenon）。与一般的过度投资不同，“潮涌现象”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集中于个别产业的过度投资。例如，2003－2005年在汽车产业、建筑材料产业和房地产，以及2006年的化工产业。集中于个别产业的过度投资会进一步恶化产能过剩状况，导致这些部门投资的金融回报率很低。

第五，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双顺差。经常帐户盈余的原因是中国国内存在过剩生产能力以及美国存在的过度需求。资本帐户盈余的原因是大量的FDI涌入中国。这些FDI涌入中国，一方面是为了将中国作为出口基地，另一方面是为了利用中国这个广阔的大市场。双顺差对中国有巨大的影响，它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导致大量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活动，以及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

这些内外不均衡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但主要原因在于尚未完成的改革。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中国采取了双轨制渐进改革的方式。这种方式保证了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动态增长。由于对金融结构、资源税和行政垄断制度的改革尚未完成，中国还存在上述各种各样的内外不均衡。而另外一些内外不均衡如潮涌现象和双顺差则是中国这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征现象。

首先是中国的金融结构改革尚未完成，金融部门仍然主要由四大国有银行主导。一方面，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这导致中小企业发展不足。中小企业应该是第三产业的主力军，但2006年中国中小企业占第三产业仅39.5％。中小企业发展不好也减少了就业机会，体现在二元经济、低工资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利率被人为压低，存款和贷款利率都很低，这是一种对企业和富人的变相补贴，因为他们是贷款投资的主要人群。这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其次资源税改革尚未完成。在中国，资源国有，在改革之前，采掘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资源价格被人为压低，对开采自然资源也不收费。改革之后，由于资源价格很低并且采掘企业背负社会负担，资源税也定得很低——仅仅占价格的1.8％。1980年以后，私有企业允许进入开采业，由于低资源税和资源价格的市场化，开采业成为暴利行业。这一方面导致收入差距加剧，另一方面也导致寻租盛行。

再次是对行政垄断的改革还未完成。垄断是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在能源、通讯和银行部门都还存在相当程度的垄断力量。这有三个方面的结果：垄断租金，垄断部门的高收入和收入差距，以及寻租行为。

潮涌现象和双顺差是重要的发展经济学问题。发达国家的产业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最前沿。多数情况下，对于哪一个产业是下一个新的有利可图的产业，企业很难形成共识。而发展中国家产业处于世界产业链内部，对于哪一个产业是下一个新的有利可图的升级产业，企业更容易形成共识。这类似于公地的悲剧，许多企业同时涌入这个新的产业，导致在这个新的产业形成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而高度集中的银行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都会加剧潮涌现象。经常和资本帐户双顺差是中国另一个重要的发展问题。如前所述，经常帐户盈余是由于中国过剩生产能力以及美国的过度需求，与美国的双赤字并存。资本帐户盈余则是由于大量FDI流入中国寻求出口基地以及中国广阔的大市场。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解决内外不均衡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政策。首先是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一方面需要发展中小银行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这可以降低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并可以降低银行集中度减少潮涌现象。另一方面提高资源税到国际水平并减少行政垄断，以降低收入差距并减少寻租行为。

其次是实行必要的应对潮涌现象和双顺差的政策。为了解决潮涌现象，可以加强政府在指导投资方面的提供信息、协调和规制的功能。这可以降低投资过热，分散投资的行业分布，减少产能过剩，并有助于降低贸易盈余。为了解决双盈余问题，需要降低甚至取消对外资的税收优惠。

 

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严格中央集权经济过渡到一个新兴市场经济（改革）；从一个封闭经济过渡到开放经济（开放）；从一个贫穷的农业经济过渡到低中等收入水平的工业化经济（发展）。可以说，中国经济在这段时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从改革的角度看，所有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有经济的增加值贡献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稳步下降，私营经济的贡献占比快速上升，外资经济的贡献占比也略有上升。从开放的角度看，中国外贸增长较快，建立了一部分外向型产业。2006年，对外贸易达到1.76万亿美元，贸易盈余177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630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1.06万亿美元。从发展的角度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发生的明显的变化。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二、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

关于中国经济，传统上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中国经济是“奇迹”，第二种认为中国经济存在许多不健全的基本因素，例如不健全的制度、不平等、环境问题等，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必然会崩溃。但是，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提出另一种更合理的观点，即认为，中国经济既不是奇迹，也不会必然崩溃，它只是“正常”，只是它比其他经济体都大，而且很开放，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与众不同。下面提出四个观察来论证这一观点。

第一个观察是中国经济增的长是惊人的，但并不是奇迹。首先，中国经济增长率非常惊人。从1978年到2001年，平均维持了超过9％的增长率，甚至远远高于中国台湾、日本等被认为已经是快速增长的经济，和韩国基本持平。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率并不让人惊奇，因为已经有很多国家在历史上都经历过如此快速增长的时期。例如台湾（1958－1987），日本（1950－1973），韩国（1962－1990）等都经历过像中国一样的高速增长，增长率甚至超过中国。

第二个观察是中国经济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腐败、法律不健全、收入分配不均等，但他们不是中国特有的，更不会导致中国经济走向崩溃，因为根据其他国家发展经验，这些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必然要经历的阵痛，需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据研究，中国的腐败指数仅仅排名全球71位（从好到坏排位）。而法律治理指数仅仅在中下层，远远差于新加坡、日本、香港、韩国等，甚至不如印度、巴西和墨西哥；只是好于秘鲁、俄罗斯等。收入分配情况更是严重，1988、1995、2002三年，农村基尼系数分别是0.32、0.38、0.37，城市基尼系数分别是0.23、0.28、0.32，而总基尼系数分别是0.39、0.44、0.45。可见，不仅农村和城市收入分配都很不均，而且城乡收入差距也非常严重。但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这些问题都很正常。因为根据历史经验，随着经济增长，腐败问题会减轻，法律治理也会改善，中国基本处于“腐败－人均GDP”，“法律指数－人均GDP”两条正常线上。收入分配也是如此，世界经济发展经验是随着经济从极穷向富裕发展，收入分配会先趋向不均，然后回复公平，表现为基尼系数会先上升后下降。而中国正好处于“基尼系数－人均GDP”的回归轨迹上。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的这些问题都是世界其他国家共有的现象。

第三个观察是中国的投资率非常高。从物质资本投资的角度看， 1980以后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尤其是电力、天然气、水等的投资增长非常快。交通运输、通讯的投资也有较大增长。1988年，中国高速公路只有147公里；2005年达到41，000公里；计划未来达到85，000公里。但参照美国的情况，这些投资增长就并不过分令人惊异。另一方面，教育投资也急剧增长。年新生入大学人数从1997年的大约100万人，到2005年超过了500万人。大学在校生人数也从1995年的大约300万人，增长到2005年超过1500万人。增长速度非常之快。但中国的大学生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并不高，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因此，大学入学率的快速增长也是比较正常的。

第四个观察是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非常高。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从1820年到现在，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从1820年占世界的越三分之一，将到1950年最低4.5％，然后逐渐上升到2001年达到12.3％，预计2005年将达到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考虑到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GDP近年来的增长势头是比较正常的。但中国的进出口水平却非常高，2006年中国进口占GDP比重为30％左右，出口高达35％。这虽然不是说非常不正常，但比许多国家要高得多。例如，美国大约是出口占GDP10％，进口占15％。因此，中国经济非常开放。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既不是奇迹，也不会必然崩溃，它仍然只是“正常”的经济发展历程，它看起来与众不同只是因为它比其他经济体都大，而且很开放。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传统的激励机制仍然是提高生产率的有效手段。例如，促进研究和开发、加速采用新技术以及提高企业和投资者的风险投资收益等。中国20多年来，产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内消费水平也有增长，但与产出增长率相比，消费增长率较低。这是中国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必须是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目标。经济增长政策的目标必须是消费，而不仅仅是产出的增长。

中国在经济增长中，目前应该追求三个特别的目标。第一，应该通过降低过度储蓄和投资，以及鼓励国内更多的消费而不是出口，让消费比GDP更快的增长。第二，中国必须解决收入和消费不平等问题，提高弱势群体的消费水平。第三，提高非农业就业率。

为了达到上述三个目标，有三个政策可以尝试。首先是利用新税收制度降低企业储蓄，刺激家庭消费。毕竟中国接近50％的储蓄率是世界罕见的。在降低企业储蓄方面，一方面提高对私有企业征收的未分配利润税率（高于对红利征收的税率），鼓励更多的企业支出；另一方面命令国有企业动用他们的剩余，而不是用于储蓄。在刺激家户消费方面，用工资税代替增殖税，对税收导致价格在未来将上涨的预期会提高当期的消费；在当前补贴特定的消费，然后逐步取消这些补贴，这样家户对未来价格上涨的预期会提高当期消费。其他提高消费的办法包括：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消费者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信心；发展医疗保险市场，降低消费者对医疗费的个人储蓄。

其次，增加政府对健康、教育等的补贴。健康、教育等是优先的消费部门。这些政策已经开始实施，但力度不够，政府可以加大对健康和教育消费的补贴。实际上，健康和教育服务上投入一美元比生产工业品上投入一美元能产生更多的就业。中国可以通过适当增加健康和教育等服务来提高就业率。提高就业率的其他政策还包括：对服务业免除增殖税（因为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税收优惠鼓励其发展比资本密集型企业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工资税以及对提供新就业机会和就业培训的企业工资补贴等。

最后，在提高消费的过程中，可以允许政府有适当的更大的财政赤字。对中国来说，连续一段时间增加财政赤字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目前的赤字很小，而且政府有足够的收入并且经济增长速度足够快。只有对于储蓄率低，而且为赤字融资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国家，财政赤字才会带来问题。而中国不仅储蓄率高，而且为赤字融资也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因为政府有足够的能力用其他温和的方式为赤字融资。因此，适度的连续几年的财政赤字不会对中国带来大的问题。这些财政赤字可以有多种使用途径：用于资助社会保障帐户，补贴健康保险，暂时降低增殖税率，以及补贴农村地区医疗和教育等。所有这些用途都能增加劳动密集型企业，从而可以提高就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