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两会热点介绍
我国去年经济总体发展从各种指标来看相对比较好。GDP增长了10.7%，现在达到24.94万亿，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1.5％，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1%，基本上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财政收入、外贸增长也非常快，外资还是继续增长。城乡收入增长率去年都比较高，城市的收入增长达到10.4%，农村达到7.4%。另外去年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第一年迈开了一个比较好的步伐，有2897万农户已经用上了安全井水，几千万农户用上沼气，尤其是在农村教育和新形式医疗在中国开展的非常好。
但是与去年总理报告目标相比，有两个指标没有实现。第一个是经济增长10.7%，而不是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所讲的8%。第二个是在“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提出到2010年的时候能源的节能减耗要达到20%，按照年度分解开来每年每单位GDP能源使用量要下降4％，污染物每年要下降2%。去年没有达到，因为去年每单位GDP能源使用量只下降了1.2％，小于计划4％；而污染物排放量不是计划的下降2％，而是上升了1.2%。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2007年增长率8%的指标，大多的代表、委员相信可能会达到10%左右。很多人就问：既然能达到10%，为什么定8%？因为这是一个指导性的指标，就是说只是建议性的，而这个指导性只是从我们国民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和财政、就业需要来讲，8%会增加就业，对我们财政的增长来讲是需要，如果低于这个的话就业就会有压力，财政的预算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同时，这也可以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让他们更注重社会指标、环境指标、绿色GDP等，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而且对环境问题也提出了几个比较硬性的治理措施，在未来五年之内要把一些比较落后的生产能力提升上来，比如炼铁在未来十年要减少一亿，炼钢在未来五年要减少3500万吨。
今年总的来讲就是要达到在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国民经济应该“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又快”是指GDP增长的速度比较高，“又好”是说要同时达到科学发展观讲到的城乡的统筹、地区之间的统筹、以及经济发展跟社会发展的统筹、经济发展和环境承受能力的统筹、以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统筹。今年的政府工作安排主要是向这个方向靠。我提出几点需要大家关心的：
第一，今年预算赤字安排和国债发行安排下降了。今年安排2450亿人民币的政府财政赤字，比去年减少了500亿；国债安排是500亿，也比去年减少。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整个社会的过剩生产能力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已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从消费者价格指数这几年的变化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出来。
第二，政府整个财政预算更强调公共财政，这是市场经济当中政府财政的主要角色。所谓公共财政就是跟社会、跟农村解决地区差距各方面有关的。所以在今年的财政原则是三个“高于”，即：政府的公共财政支持投资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有关条件的融资要高于去年，用于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事业的开支要高于去年，西部大开发的投资要高于去年。体现了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地区差距的公共财政方向。
第三是房地产。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到要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政府要盖一批房子，以比较低廉的价格租给低收入者，这也是学术界共同探讨产生的一个政策。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五中全会的重要战略决策，是“十一五”规划当中的一个首要任务。去年总的来讲政府在有关生活生产上公共投资增加了很多。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实际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是统一的。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的目标是提高人民的收入、改善人民的生活、缩小农村的差距、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而“发展现代农业”是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手段，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目标的重要手段，而且也强调必须首先是要集中到发展生产力上来，避免一些偏差。因此即使政府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政府公共财政措施当中还是有很多的用于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很多的用于改善农村的教育、改善农村的卫生，这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里面的主要内容。
第五，关于物权法。物权法是市场经济当中的一个基本法，但有些人有疑问，主要是认为在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认为有些人财产来源可能有问题，即前一段时间社会上流行争论的一个词“原罪”。我觉得必须用一个动态的法制国家应该有的观念来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按照法律的基本原则，如果已经过了追诉期，就不能再追究。第二，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有些按照改革前法律不合法但现在合法，有些则是改革前合法现在不合法，按照法治原则，现在这些财产都应该是合法的财产。
第六，关于两税合一。80年代给外资企业的这种优惠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所谓“双缺口”经济，既缺资金，又缺外汇，外资优惠可以吸引外资。现在顺差很大，流动性又过剩，自然应该统一税收，而改为对某些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业进行优惠，另外我们中西部比较落后，要鼓励投资，但不分内外资。因为对外资吸引最大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而且外国企业通常是在中国交了税回到本国是可以抵税的，即使我们让税无非就是把我们所得税的税收让给外国政府，所以这对外资企业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作为一个发展理念是我们这几年经济学界还有社会各界都在强调的事情，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以前在收入分配上强调一次分配重视效率、二次分配重视公平，现在讲和谐社会更多的是希望从二次分配来补偿一次分配所造成的不公平。但是，如果在一次分配上面不能达到公平跟效益的统一，在二次分配上面再来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很可能事倍功半，做的不好的话可能出现一系列的后遗症，甚至引发社会经济危机。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在一次分配上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然后有些在一次分配上面解决不了在二次分配上予以重视。
所谓一次分配达到公平跟效率的统一，就是在生产的时候各种要素的分配就达到公平的效率。但是在实现效率的过程当中怎么达到公平跟效率的统一呢？这就要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首先必须让低收入的人能够充分就业。同时必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让资本能够充分利用，由于资本的回报在下降，这样由于工资增长速度比资本家资本回报的速度更快就可以改善收入差距。这就需要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会变成竞争优势，不符合比较优势一定没有竞争优势，因为竞争优势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的。而且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积累的速度很快，劳动力积累的速度慢，在那个过程中劳动力的价格就会不断的上涨，资本的回报就会不断的下降，这样经济的增长必然在快速的增长过程中，同时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我们一般讲一次分配注重效率的时候，以为效率就是大型企业、高科技产业、大企业集团，这是一种误解。这些产业都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如果本国资源禀赋还没有达到发展这些产业的阶段，这些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需要从其他产业通过税收等手段对其补贴。而发展这些高科技产业的人主要有两种：拥有资本的很有钱的人和与政府有关系的人，总之都是富人。这样补贴就相当于其他人（穷人）补贴这些富人，收入分配当然会恶化。这样还会形成一个利益循环，出现寻租行为，出现我们经常批评的所谓“坏的市场经济”。拉丁美洲则相反，他们要走向民主化，然后要选举。政府为了选举开出很多政策，好像是保护那些弱势群体。但政府的财政收入非常少，开出那么多支票以后出现很大的财政赤字，导致高通货膨胀，引发金融等一系列的危机。所以，想一次分配达到效率，对效率的定义并不是针对市场竞争力的定义，想用二次分配解决公平的问题的话很容易造成坏的市场经济。经济上应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比较优势的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有价格信号，如果有这样的价格信号在竞争的市场当中企业家为了追求他自己的利润就会按照我们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所以我们应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市场经济改革20多年，收入为什么越来越恶化？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原来在计划经济赶超时代的很多扭曲现在还继续保留下来，造成我们现在收入分配越来越恶化。金融体系受原来赶超影响，现在利率仍然很低，大银行只贷款给很少一部分大企业，有利于这些大企业却损害了小存款者。矿产资源税收很低，改革开放后没有改变，私有化后矿产资源的收入就变成租，自然有一小部分人受益。现在收入差距越来越恶化，主要是因为原来的扭曲没有消除。
构建和谐的社会分配方式，应该做到：第一，改善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决定最优金融结构，虽然中国也需要有股票市场、大的银行、债券市场，但现在更需要的是能够给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和农村里面的小额信贷。中国现在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中小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比大银行、股市、债券市场等更有优势。因此建议在试点的基础上往正确的方向，按照金融的特性放宽准入，但是提高门槛，加强监管。第二，矿产价格必须改。资源税应该按照市场应有的价格放开。当然目前在中国最大的困难就是，有些老的国有矿产企业有很沉重的历史负担，如果你不给他低的资源税费的补贴，也不好生存。问题是已经开放了民营经济进来、三资经济进来、外资也进来了，要求我们必须改。第三，劳动力和教育、卫生有关。按照比较优势，经济增长要很快，对高质量劳动力需求增长很快，劳动力才能进入到市场。第四，二次分配并不是不重要。我前面的假设都是每个人有劳动能力，而有些人不见得有劳动能力，这是二次分配应该照顾的对象。
Keith E.Maskus教授：中美贸易关系
我想借这个机会谈谈中美之间贸易关系问题。在过去几年，美国经济有减缓的趋势，我觉得这个趋势将持续，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只有过去几年增速的一半。减缓的原因有很多，我这里主要说三点。
首先，美国已经处于经济扩张期的末期，投资和消费，尤其是居民的住房投资和制造业的投资，都在减缓。其次，美国住房市场泡沫出现危机，很多人负担不起以前买大房子的贷款。美国35%-40%的财富是在房产上，这就减少了流动性。为了偿还住房贷款，贷款人不得不增加储蓄，这样就减少了整个国家的需求。第三，高能源价格提高了生产成本影响了投资。
这些意味着未来美国的进口增速较慢，而出口大量增加，使得美国的对外不平衡得到缓解。从长期看这使得美国经济更健康，但从短期看这使世界产品的需求包括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下降。
2007年一些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法律将被讨论。第一，由于很多民主党议员在选举活动中做出了反贸易承诺，将于今年夏天结束的总统“贸易促进权”很可能不能延续。自由贸易的前景在很近的将来并不明朗。第二，每五年表决一次的农业补贴法案会在今年重新提起讨论是否通过。这个法案是否通过既影响美国农业出口结构，也影响能源，因为法案会决定是否对能源尤其是替代能源研究机构进行补贴。第三，美国将考虑是否通过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法。我和很多经济学家一样，希望新法案能改变目前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高成本低效率的局面。这是美国国内的法律，对其他国家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它为国会议员提供了一个抱怨他国尤其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的机会。第四，移民方面的法案有可能改动。这将主要影响到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也会部分影响到来自其他地方比如中国和印度的学生、工程师能否获得绿卡。
现在民主党执掌着国会，因此会对中美之间的贸易，尤其是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有很多的抱怨。美国经济增长在今后几年会更加缓慢，这会对中国调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带来更大的压力。美国和欧盟将在近期考虑一个把童工、环境之类的社会标准、指标提到更优先地位的新贸易政策。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知识产权问题。我认为中国需要更多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需要对盗版和商标盗用采取更加强硬的打击措施。美国国会议员认为贸易机密的丧失会直接关系到技术的流失。这些贸易机密丧失使中国获得这些技术，增加了雇佣人的机会，这就使美国损失很多工作机会。虽然这个说法的正确性还没有获得经济学研究的支持，但是在政治上这是一个很有利的说法。在2007年或者2008年美国、欧盟、日本很可能都会向WTO提起法案，指责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采取的措施很弱。如果这个法案真被提到WTO，对WTO和对中国都很不利。我希望各个国家的政府在此之前能达成一个协议避免该法案的提出。
提问：目前关于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大小很有争论。认为影响大的是说美国是中国很大的一个出口市场，认为影响不大的是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商品都是需求弹性比较小的必需品，美国经济衰退不会影响到对这些商品的进口。请问Keith E.Maskus先生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Keith E. Maskus回答：研究表明美国进口商品的弹性确实是很小，但从货物和服务进口占GDP15%变到经常项目逆差为GDP7%，这个过程对其他国家的出口确实有很大影响。不过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很大，对东南亚的国家影响更大一些，原因是中国的贸易伙伴更加多元化，并且中国逐渐转向内需拉动发展的道路。
去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经超过1400亿美元，同时美国出现300万人的失业。这样一部分国会议员就把这些人的失业归罪于中国贸易顺差，进而在一方面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另一方面威胁将对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产品增收27.5%关税，取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
这就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中美贸易关系的现状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是坏事？第二，这300万人失业跟中美贸易现状有没有必然的联系？第三，美国国会是否会单方面的制裁？我们的贸易政策该做什么样的调整？
我认为，中美贸易现状对美国而言不是坏事。一国贸易的逆差相当于这个国家从国外借入钱或者融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贸易逆差，而在于如何使用这笔钱。如果用于投资，那么对一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有很大正面作用。美国80年代贸易逆差是由财政赤字引起，到90年代这个贸易逆差是为了国内融资，到本世纪前几年又变成了财政赤字引起。所以说美国300万人的失业不是因为对中国贸易的逆差，而是由于2001-2003年经济萧条造成。中国的出口品绝大多数是东亚其他国家出口品的替代品，中美贸易逆差只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一小部分。最近一个权威机构的研究也表明，中美贸易逆差事实上对美国的长远发展是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就是说贸易逆差对美国是好事情。
贸易顺差对中国不一定是好事情。顺差一方面能够促进GDP统计上的增长，可是更重要的问题是，能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促进行业增长率的提高。严格限制中国纺织贸易品的出口的多边纤维贸易协议在2005年终结，导致了这两年中国纺织品大量出口，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贸易顺差。
既然贸易逆差对美国不是坏事，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还要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要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这是美国国会各个利益集团争夺利益的结果。国际贸易能提高一国的净福利，但是在贸易过程中各利益集团损益状况不同。受损的集团会游说国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贸易方式。我认为，增加27.5%的关税不可信。如果美国单方面采取关税制裁，首先违反WTO原则，中国完全可以采取关税报复行动。退一步说，即使中国不采取报复行动，贸易理论说明制裁国不一定能从制裁中获利，这主要取决于各种贸易品的供给和需求弹性大小，制裁的结果有可能是损人不利己。历史经验表明美国不敢这样做。2002年布什政府对进口钢铁征收30%的高关税，导致欧盟、日本、中国、韩国诉讼WTO寻求反制裁，使美国付出了沉重代价。
最后一点，多哈回合谈判导致各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将有所增加。2006年7月的部长会议没有打破多哈回合谈判在农业和市场方面的僵局，以失败告终。这个谈判的失败一定程度上会降低WTO的地位，相对提升其他组织的作用。长期来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关键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提升我国的出口能力，使我国经济长期稳健的发展。
90年代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有过非常激烈的辩论，每年都会对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审批。当时美国贸易赤字很大，国会有很多反对意见，但仍然每年都给予了中国最惠国待遇。2000年中美建立了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入世以后美国要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已经不容易。现在的情况比10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全球化进程走得越来越远，尤其是外包情况的出现和发展。很多美国劳动密集型企业都转移到了中国，中美贸易关系更加复杂，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也会损害美国利益。再考虑到生产专业化分工更细的情况，制裁对美国自身的损害非常大。这也是90年代每次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议案都有惊无险通过的原因。现在美国国会有人主张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实际上不会有太大动作的。
刚才
Keith E.Maskus教授认为美国国会不会对美国总统进行贸易谈判的权利进行延期，理由是现在民主党控制国会。但是昨天有报道说，据美国贸易谈判办公室一个负责谈判的官员透露，美国国会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磋商，该官员认为美国国会可能会对美国总统进行贸易谈判的权利进行延期。Keith E.Maskus比较悲观，我觉得这个问题还不能下结论。
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是在事先没有计划好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得到了很好的结果。我谈一下计划不准确性或者是说矛盾性。过去两年GDP增长率目标都是8%，而实际增长在10%以上，这是第一个计划赶不上变化。第二个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是节能减排问题。发改委主任马凯称，今年不再设定节能减排的年度目标，而把五年的节能减排标准在五年以后一起算总帐，为什么，因为去年我们的节能减排目标没有实现。第三个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加强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引导竞争机制，实行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又提到“深化电力、邮政、电信、铁路等行业改革，稳步推进供水、供气、供热等市政公用事业的改革。”据我了解，电力、邮政、电信、铁路目前还没有准备市场化，这两句话前后矛盾。第四个矛盾是农村金融改革主轴是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以及邮政储蓄银行为农村金融做贡献。我觉得，也许这三个银行都不会发挥这样的功能，也许只有当另外一些农村商业银行或者中小银行进入，新农村的金融改革才能比较好的落实。
（张红松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