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中与农村金融相关两点内容。一是适当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鼓励各级资本进入。二是解决“贷款难”的问题，其中提到三个创新：建立适合农村特点的金融体制、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服务的创新。
第一点讲放宽准入，这是打破垄断、增强竞争的一个措施。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谈到从两个角度放宽准入，首先从资本的角度，允许民资和外资进入县一级的金融机构，第二个在什么人来做这一点上有所放宽，大力培育自然人、企业法人、社团法人发起小的信贷组织。这是好事情，但是在放宽进入的同时一定要有很明确的退出机制。如果没有明确的退出机制，不知道怎么样让金融机构“死”，那么金融机构进入后就会有问题。
关于金融机构破产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鼓励金融机构进入的时候还应该订立并且执行一个破产标准，金融机构在进入之前就应该知道这个标准。第二，“死”是一个时间点上事件，但是这个事件的发生会是连续性的，是逐渐的进入死亡的过程，这就要求监管机构在此之前就知道它要死。这就强调了，在开始放宽金融机构准入的时候，就要加大金融机构的监管，要对金融机构的健康状况有很明确的了解。第三，完善信用制度，使金融机构之间能够很好的共享“坏”客户的信息，这样也能够减少金融监管的力度。谈到金融机构怎么样去破产这个问题时，我特别关心将要建立起来的邮政储蓄银行，它如果要破产的话到底会怎样退出。如果没有清晰的答案，那我对邮政储蓄银行绩效到底如何有比较大的保留。在存款机构、金融机构破产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要很强调怎么样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中国可能也要开始存款保险制度，使得金融机构破产对在该机构储户的冲击能够减到最小。总的来讲放宽准入自然是好的，但是要把一件好事办好，后面还有很多后续的工作要配套跟上来，这样才能够使竞争发挥它所应当发挥的作用。
第二点是讲“贷款难”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有两方面，首先金融机构本身有钱也不愿意贷，另外作为资金需求方的农户、企业贷不到。这个问题的边缘与金融组织的自生能力有关系，如果一个金融机构是健康的，是追求利润的，而且是有利可图的，它没有理由不把自己手上的钱贷出去。所以从根本上讲，贷款难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怎么样创造一个使金融机构有自生能力的生存环境。其中大概有几点：
首先，要去除不必要的重担。金融机构就是一个金融机构，不应该有财政上的负担，中央政府可能需要加大这方面的力度。其次，细一点看金融机构不愿放贷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现有的利率决定机制使利率上下限比较窄，利率过低让金融机构觉得无利可图，影响更多的资金进入。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政府确实在开放金融市场扩大准入，但是如果没有同时放开利率，那么尽管扩大了准入可能仍然不能吸引更多的资金加入。需要强调的是，扩大金融市场和放宽利率应该是同时做的。如果不切实扩大金融市场就放宽利率，可能导致垄断的金融机构通过高利率把自己的低效率转给客户。国外及我国的经验都证明低利率并不能有效配置资金，而相对扩大利率浮动的上下限可以帮助真正确实需要资金的农民、企业得到所需的资金。
第二，农村贷款的风险。农业生产面临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如果金融机构所需承受系统性贷款风险过大，也不会有贷款的意愿。其实温总理提到的一些创新，包括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创新等就可以产生作用。我们一方面可以发展农业保险，另外也可以在农业的生产方式上创新。比如
最后，从农户的角度来讲，他们面临的问题是贷不到钱。农户是较小的客户，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机构收集信息的成本比较大，而农户往往无法提供金融机构所要求的抵押。其实在抵押方面可以做一些创新，扩大有效抵押品，包括地上作物的收获权、牲畜，以及农民生产和销售方面的信息。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金融这一块笔墨不多，但是谈到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释放出的信息非常重要。金融不仅承担资金从储蓄主体到投资主体的传导，另外对经济增长也是非常重要。金融体系的效率对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非常有帮助。我国采用的是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体系，可以更好的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有利于政府利用资金在关键领域进行建设。但这种金融体系的效率有问题，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中小企业和民间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中小企业应该是靠银行取得资金的，但是中国的银行体系不能够解决问题，一种解释是中国银行业过度垄断，大银行在向小企业发放贷款方面具有劣势，所以通常解决办法是鼓励发展中小银行，这当然是一个方向。实际上从国外的经验看，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大银行也在增加对小企业的贷款，比如通过信用评分的方式。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社会上有一个信用记录的收接和披露的制度。有了这样的数据，大银行依然可以向中小企业贷款。但是中国在这方面还很落后。另一个例子是若干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当然是不断投资造成的，我们国家企业的投资特别是一些政府支持的国有的企业，这对金融体系改革提高效率是非常重要的。
温总理还谈到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这为金融改革指明了方向。我国的金融服务业去年已经全面对外开放，资本帐户的开放也在进行，并且金融服务业开放必然伴随着事实上的资本帐户很大程度的开放。金融开放使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面临很大的风险。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在金融领域的改革主要着眼于防范金融危机，主要的工作是剥离大银行的政策负担、减轻包袱，通过改革、上市、改善内部管理等等来防范金融风险。但是仅仅这样不足以防范金融风险，在金融开放的情况下，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制不可避免的存在“两个不匹配”的问题，这样就很容易造成金融危机。韩国发生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银行体系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资金来源，所以容易造成金融风险。韩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债券市场发展最快，也最积极。我国很多年前就谈到了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也取得了进展，这也是政府大力推进改革的领域，是大部分企业解决长期资金来源的渠道。
我们国家在债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的误区，比如有时候把债券市场作为一个发行额度的分配，作为支援一些企业摆脱困境的方式或者资金来源，这样跟银行融资就没有区别了，所以要加深对债券市场金融体系作用的认识。实际上债券体系非常重要，包括股票的合理定价，都和发达的债券市场密切相关。要发展债券市场，需要加大一些基础条件的力度，比如信用评级机构的建议，这种建议应该以市场为基础，而不是以政府为主导。曾经有这样一件事，国际上知名的评估机构对我国几大银行的评级都没有达到A，紧接着国内的评级机构也进行了评估，四大国有银行全部达到了
我有两个问题请教
发展债券市场有很多基础的条件，其中一条就是信息公开。东亚地区债券市场不发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东亚地区的企业不愿意通过这种方式筹集资金，不愿意公开他的信息。我只是说我们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是说方向，不是说明天就让全国的企业发行债券。债券市场在资本市场当中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进一步关心和发展债券市场。
中国企业不愿意通过债券市场发行债券，不愿意公布自己的信息，这与我们传统上过度依赖银行有关系。企业能够从银行得到资金，就不会通过发债的方式来获得，因为发债不仅要公布信息，而且成本更高。但从国家的金融体系规避风险的角度来说，不能都依赖于从银行获得资金，这种方式非常容易出问题。银行的特点是短期借贷，是商业贷款，而企业需求的资金都是长期的。如果在开放经济中出现经济波动，包括遭受一些以前没有的外部冲击，就可能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期限结构出现问题。譬如从国外取得商业贷款的东南亚企业，汇率变动就很明显的会影响到这些企业的资产，很容易出现类似于资不抵债的情况，或者导致现金流的现值下降，这样就会影响到银行的贷款，会加大经济波动的风险，经济波动又会使银行进入一种金融脆弱性。所以要想避免金融风险，除了对银行系统进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加强管理和监管之外，还需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内外资所得税合一是今年两会讨论的重大问题之一。1994年财政部就开始着手调研内外资所得税合并，但是1997年其他东南亚的国家为了吸引外资推出了很多优惠政策，两税合一就被搁浅下来。现在过了十年以后把这个问题提上日程，时间上我觉得很及时。原因不只是现在民营经济的地位在上升，我国国内资本已经很充足，还有一个，外资在东南沿海基本上是饱和的，我们想把外资从东南沿海引到中西部去。最开始给外商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缺资金、缺技术，但现在资金比较充裕了，技术我们也学习了很多，又在鼓励自主创新。十多年来又出现越来越多假外资，因为国内外税收的差额很大。2003年对华直接外商投资总额的14%来自于三个避税天堂：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和萨摩亚，到了2006年前十个月，来自于这三个避税天堂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总外商直接投资额的近25%。另外2006年我国银行业进一步开放。进入中国外资银行也属于外资企业，如果它们也享有这种的税收优惠，再加上它们本来就已经在管理经验、资本上有很多的优势，那么会给国内金融机构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困难。所以我觉得政府再次提出两税合一，并且正式提出来，在时间上很合适。
两税合并会带来很大成效。一个是可以发展民营企业。重庆力帆董事长
除了前面提到的银行业，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批发零售业。近几年很多国外的大连锁超市进入我国，比如家乐福、沃尔玛、麦德隆，它们首先在物流上、管理上有丰富经验，还由于是外资企业享受大幅税收优惠，中国的零售企业是微利的企业，很难跟他们竞争。所以这次国家的财税改革会给国内的企业带来更好的发展环境。
另一个成效是把外商投资引向中西部。过去外资企业不愿意去中西部，不仅因为那边的基础建设不好，可能人力资源也没有那么好，更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透明度等各个方面都不是很好。前两天《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说美国企业已经准备大举进入中国腹地，因为那里有很大的竞争力。有一个报告把中国的城市分为五类，第一类城市外资已经饱和，第一、二类城市共有25座，有1亿5千万人口，三到五类的城市的总人口是2亿。虽然第三到第五类城市的人均收入比一二类城市的人均收入要低大概30%，但是随着中西部开发、新农村运动、农村人入城、包括东部人才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去，报告预期未来五到十年会有1亿5千万人转入第三到五类城市。所以不只是中国政府一厢情愿的想把外资请去西部，外资也看到中国的中西部不仅有资源，不仅劳动力比东部沿海更加廉价，甚至有比周边其他国家、非洲国家更好的劳动力资源，也有政府更好的配套措施和政策，所以外资愿意去。
凡事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税收改革降低了国内企业税负，增加了外资的税负，总的税收可能还差不多，一个代价是政府花钱买公平。外资的避税动机会增加，外资是跨国公司，可以通过价格转移和其他方式避税。比如，以前在中国进口原材料十块钱，卖到自己国家十二块，现在可以只卖十一块，这是不采用市场价格的内部交易，可以把利润转到自己国家去。
中国企业面临强大的竞争，大家希望通过重组、强强联合使中国企业更有竞争力。央企重组特别是行政重组能否起到预想的效果，很值得考虑。最近，央企的赢利能力大幅度增加，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央企的竞争力上升。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如果赢利能力上升，一定是竞争力上升了。但是央企更多的是在垄断性行业，而垄断性行业利润上升很难说是竞争能力上升还是由于垄断地位导致。因为垄断性行业能够通过调整价格攫取其他行业的利润变成自己的利润。如果加强了垄断性行业中央企的垄断地位，会减少今后这些行业的进入和竞争，从长期来看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非常不利。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来源于各个行业的创新和整个的产业集群发展的国家竞争力。一旦允许央企有更大的垄断能力，其他行业的空间就非常有限，对整个国家的竞争力是重大打击。
先说说户口问题。寒假去温州做了一个小调查，发现农民子弟读书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尽管取消了很多的学杂费，也对移民子弟在当地读书给了很多优惠，特别是瑞安有阳光工程，给这些打工子弟免学费。但是最终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还是取决于户籍制度的改革，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看高考制度。因为哪怕12年书都在温州读，但是还必须回到老家参加高考，这样会影响到父母的稳定性，会影响到孩子的上学，对移民子弟是非常不公平的。这种不公是人为制造的最大的不公。户籍制度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改革的一个方向是，以现在户籍人口分配高考资源转向以常住人口分配高考资源。比如浙江、广东这样的移民接收大省，就不应该以户籍人口来计算，而是应该以常住人口来计算高考资源。
为了减缓开放人口户籍控制带来的冲击，有很多变通的、过渡性的办法。户口也不需要非黑即白，要么是北京的要么不是北京的，应该做一些改革。比方说如果一个孩子在一个地方上学上满一定年限，期间父母在北京有固定的工作、有固定的住所，那么这个孩子应该被允许在北京参加高考。这个实际上影响了很多孩子，不只是农村人进城的问题，而且还包括有城市户口但不是北京本地的户口。这些移民的子弟是绝对不可能回到农村去的，已经变成当地人了，如果还把他们排除在外，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
再谈谈新农村建设。我们现在又走回头路，又是片面地强调农业，尽管加了“现代”二字。我们的政策永远没有跳出一个禁锢，这个禁锢就是农村等于农业。就像黄宏的小品说的，农民不种地干什么，生在农村为什么不种地。这是不对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松动。现在又加了一点，农村等于劳动力蓄水池。我认为农村应该成为除了城市之外另外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中国的城市化可能会走出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所走的路。也就是说我国城市人口比例也许不会达到像发达国家那样90-95%，也许会稳定在比方说70-80%，农村人口占20%也是很大的数了，3亿人口还在农村，这3亿人肯定不都是种地，也不需要3亿人种地。如果今年还要这样强调农业，那是对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倒退。
新农村建设需要转变。第一个转变是要改变这种单纯农业的思想，从单纯农业向多元化农村的转变。第二个转变是从穷乡僻壤向安居之所转变。其实我国绝大多数农村都是不适合人居住的，因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特别是老年人生了病之后就是等死，其次，农村公共品，道路、水、卫生设施非常缺乏。有人一说到新农村建设就说地方干部是搞新村建设，我倒是挺同情地方干部的。农村的新村建设要做，你不做农民也会做。即使很穷的地方，人们有了钱就乱占耕地建房子，老村在那儿空着没人住，全废弃掉了。这样的情况下村庄的重新规划、重新改造是必须要做的，当然怎么做需要另外讨论。第三个转变，从原则化社会向良序社会的转变。中西部农村不只是道德瓦解，而且整个社会在瓦解，成了地痞流氓当政。因为没有组织了，以前有公社，再往前有家族，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能靠拳头。希望能通过新农村建设，通过新农村建设资金的使用和分配把农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让农民重新走向组织化，当然这个载体一定是新型的以选举为基础的村民自治。
总结一下，新农村建设应该转变观念，实现低度发展、高度和谐。低度发展就是少工业，在农村建厂开工，成本远远大于收益。第二个是精农业，农业要精，但是不以它作为主要的收入手段，因为就全国而言非农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农业作为收入来源在农村的地位已经下降得非常多了。第三点就是多样性，要鼓励农村的多样性，不要单纯的片面强调农业，将来农村会是一个很多人居住的地方，这些人未必都是农民。高度和谐就是要有适宜的比较健康的生活环境，消除农民对生活的恐惧。中国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和妇女的自杀率非常高，原因在于对生活的恐惧。生活的恐惧来源于社会保障的缺乏，还有对良序生活的缺乏，对社会没有认同感，因为整个社会没有给他提供保障。我们看到基督教在农村的发展速度非常迅猛，因为宗教给了农民一种平安。要在农村建立良序的社会，应该考虑到发展社会底层的力量，包括宗教，让他们尽情的发挥自己的力量，把我们的社会尽快组织起来。我不同意收入高社会就变得良序的观点，现在我们收入比以前高了很多倍，但是现在的农村并不比过去好得多。我们要趁着新农村建设，建立高度和谐而不是高度发展的农村社会。
2006年12月中国第一次发布了《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并且政协今年专门就老龄问题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这表明我国开始认识到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两会上有一个提案要求在农村实行养老保险。这方面一直在试运行，但这么多年来还没有发展起来。有种观点认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在农村搞养老保险的风险太大。这种观点是错误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丹麦、瑞典的人均收入还不到我国现在人均收入可比价值80%，但他们在那时就建立了涵盖城乡包括农民的全民养老保障。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还把农民排除在基本养老保障之外是一种社会不公，是对农民的歧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养老保险退休金面临着缺口，而未来劳动力会减少，缺口会更大，政府承担不了。我在2005下半年做了一些测算，只要把退休年龄缓慢提高，一年提高几个月，这么做上10年、20年，慢慢变成国际通行的65岁退休，就不会出现退休金缺口的问题。所以这种观点也是一种借口。
中国养老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男女性别比上。2005年我国男女性别比例达到了118：100，是全世界男女性别比例最高的国家，并且比排名第2的韩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男女性别比如此之高，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没有养老保障，农民只好养儿防老，所以采取种种不人道的手段，包括女孩出生前做流产或者女婴有病后不治疗导致死亡等。一般来说，男孩的死亡率比女孩高，但中国现在女孩死亡率比男孩高出50%多，男女性别失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养老保障不到位造成的。虽然解决养老问题后，性别失调问题很可能仍然存在，但是会得到很大程度的减缓。最后提一点，有29个两会委员联合提案，要求尽快修改现行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个政策也是国家需要考虑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李旻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