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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政策评论》征稿启事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的日益分化,公共政策的辩论和选择对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我国当下正处在社会矛盾多发期。之所以有大量社会矛盾的聚集,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当前我国的公共问题主要集中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方面。可以说,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公共问题之繁多、社会矛盾之尖锐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公共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暴露、甚至恶化,迫切需要我们对现行政策进行反思,推动公共政策创新,从而有效地回应社会的挑战。2005年以来的关于改革的大争论表明,中国的公共政策面临着目标调整、工具创新和范式转移的新挑战。

  中国的公共政策学酝酿于上世纪80年代,起步于90年代,并在21世纪初随着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学科的带动下得到迅速发展。自90年代后半期以来,我国学界开始大量译介西方公共政策教科书和学术著作,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出版有关公共政策的专著。在公共政策学术活动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政府也开始重视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各级政府每年都推出公共政策研究课题,推动了我国专业性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咨询和发展。

  解决各种公共问题的实际需要和政策决策的实践的现实要求推动了我国高等院校的公共政策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是我国行政管理研究的重镇,不仅有我国行政管理领域唯一的国家级研究基地,也是公共管理专业教育的中心之一。中山大学还是我国最早开办公共政策本科专业的院校。目前,中山大学不仅设有公共政策的本科专业,还培养公共政策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随着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中山大学聚集了一批公共政策研究者,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有较强研究能力的公共政策研究团队。

  为推动中国公共政策的研究,提升公共决策的质量,解决公共问题,创建和谐社会,推动人本发展,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公共政策评论。

  本刊的编辑方针是:推广政策科学的概念和理论,以关注中国公共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为依归,既重视理论发展,又关注实际问题,集学术性、应用性和批判性于一体,探索中国的公共政策理论和规律,推动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升公共政策的品质和公共治理的质量。

  编辑设计:《评论》暂定每年出版一卷,每卷的内容大体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政策科学的概念和理论;第二部分:中国公共政策的实践和发展;第三部分:年度中国公共政策进程和研究述评。

  本书编者: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所。

  人本发展观与中国公共政策的范式转移

  “政策范式”概念是英国政治学家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研究公共政策制定的学习过程中,借鉴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范式概念而提出来的。一般来说,范式(paradigm)指的是一个学派或学科据以建构理论、规律、概念的哲学和理论框架。广义而言,任何一种哲学的或理论的框架都可以称为范式。根据霍尔的定义,政策范式是镶嵌在决策者头脑中的知性框架(intellectual framework),它不仅支配着政策目标和达致这些目标的工具选择和设置,而且决定着他们对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看法。一般来说,政策范式代表着政策行动的框架,可以根据决策者如何设定政策目标(policy goals)、如何选择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 和如何界定政策问题(policy problems)来加以鉴别。除此之外,政策范式也可以根据政策取向、决策风格和政策语言来加以认识。政策范式可以在一个国家一定历史时期的整体政策中发现,也可以在某个特定的政策领域中发现。

  虽然政策范式有其完整性、价值和假设,但是它并非不受挑战。一个稳定的范式如果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当方式,它就会变弱,从而出现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按照库恩的定义,范式转移就是新的概念传统,是解释中的激进改变,科学据此对某一知识和活动领域采取全新的和变化了的视角。 通常,范式转移是一个由某一特别事件引发的过程。所谓特别事件是指在现有范式中被证明是反常(anomalous)事件的增加,为了纠正问题,决策者需要改变工具设定,并尝试新的政策工具。如果这些努力不能奏效,就会出现政策失败(policy failure),进而打击旧的范式,促使人们去寻找新的范式,进行修正政策的试验过程。政策范式转移过程的核心是政策权威中心的转移。权威中心的转移可以说是政策范式转移过程的一个关键点。导致这一重大变化的过程不只是局限在国家自身的范围之内,它最终会通过选举竞争和更广泛的社会讨论而得以实现。

  自2003年以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对公共政策影响深远的事件,如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形成,非典疫症的暴发与蔓延,孙志刚事件,收容遣送条例的废除,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决定,“十一五”规划的通过等。这些事件的发生,不仅推动了而且也表现出中国公共政策范式的改变(paradigmatic change)。

  非典疫症的爆发与蔓延,尽管只是公共卫生领域中的突发事件,但对中国的公共政策发展来说,却是具有深远影响的焦点事件(focusing event)。可以说,她是引发中国一系列公共问题的触动枢纽(trigger),暴露了中国公共政策传统范式和风格的各种问题。非典对中国公共政策的挑战,不仅仅涉及中国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和应对能力 (governing capacity),而且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关系到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为应对沙士的挑战,中国政府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采取了行政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法律的各种措施,及时响应了挑战,化解了危机,同时也带来了中国公共政策的革新。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非典危机的爆发,为中国政府和人民提供了政策学习(policy learning)的良机,也展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政策学习能力和推动政策变革(policy change)的决心。中国政府延续了非典危机中的政策学习精神,痛定思痛,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战略。这种新的发展战略系统地展现在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决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明确了“五个统筹”(five unified arrangements)的新发展方针,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我国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基本指导原则。

  我们认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新范式。这种新公共政策范式将彰明中国政府所倡导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公共政策价值观,凸现中国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人民性,体现公共政策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本质要求,从而对中国的公共政策发展和政府施政带来深远的影响。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众多公共政策领域,如三农政策、劳工政策(农民工政策)、教育政策、医疗政策、住房政策等,都出现了新的变化,预示着一种新的公共政策范式的形成。可以说,中国的公共政策正在从单一经济增长(GDPism)的范式转向以人为本的(people-centered)新范式。

  第一卷主题:科学发展观下的中国公共政策:政策挑战与范式转移

  鉴于我国政府执政理念和决策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实际,《中国公共政策评论》2006年卷拟根据政策范式及范式转移的相关理论,尝试对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中国公共政策演变的总趋势及主要公共政策领域的具体变化进行分析,探讨中国公共政策范式转移的特点、动力和一般规律,从而推动新政策范式的制度化。

  第一部分:政策范式与范式转移

  这一部分将对政策变革、政策学习和范式转移等西方政策科学理论进行介绍,为本卷提供理论框架和分析视角。同时,利用上述理论分析非典危机带来的政策学习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了使读者对政策范式概念有清楚地认识,本部分将刊登彼得•霍尔的文章(Hall, P. A. (1993),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25, 3: 275-96.)。

  第二部分:科学发展观下的中国公共政策:政策挑战与范式转移

  这一部分将选择若干政策范畴进行系统分析,梳理其变化过程,找出政策变化的特点,并探讨是否出现了范式转移,以及可能的范式转变。讨论可以涉及所有重要的政策范畴,如教育政策、住房政策、医疗政策、劳工政策、新三农政策等。

  第三部分:总结: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的结合

  第四部分:2005-06年中国公共政策的发展和研究综述

  2005-2006年中国主要公共政策其相关文件

  2005-2006年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概况

  热忱欢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同行、专家不吝赐稿。

  截止时间:2006年8月1日。

  稿件长度不超过15,000字,请注明资料来源和参考书目,文献引用体例请参照《经济研究》。

  来稿和查询,请致函 klngok@126.com, 岳经纶博士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

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所

2006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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