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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界关于“自主创新”若干问题的探讨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基本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课题《经济走势跟踪与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海通证券有限公司《经济走势跟踪》联合课题组

    “自主创新”是当前各界关心的热点问题,近来,众多学者围绕“自主创新”的概念与内涵、自主创新的形式、自主创新中的成本和效率问题、企业自主创新中的制约因素和认识误区等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探讨。我们特将近期相关的文章资料进行了整理,以供读者参阅借鉴。

关于自主创新概念和内涵的表述
        理论界大多认为,191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他的德文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潜在的利润。上世纪90年代,我国把“创新”一词引入了科技界,形成了“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等各种提法,进而发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创新的说法几乎无处不在。
        中国工程院院士、通信技术与管理专家朱高峰认为,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谈到的“创新”,不是一般的泛指,而是专指经济、技术领域的创新活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技术创新。他强调,所谓技术创新,并非单指技术领域内的活动,而是涵盖了经济活动中能产生新效益的各方面。
    辛时在3月8日《经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介绍,自主创新包括3个层面,即以原始性创新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以集成创新把各种相关技术加以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在引进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这三者是一个完整有机的组成部分,不可厚此薄彼。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的,“发展创新文化,既要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要充分吸收国外文化的有益成果。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2006年3月10日《经济日报》上发表的谈话中特别强调了原始创新的重要性,他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很多,也很重要,我们必须给予足够重视。但是,我认为强调原始创新还是最重要的,因为往往只有原始创新才能引领新的突破,才能引领世界市场技术创新的潮流。原始创新往往是核心技术的创新和突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以DVD播放机为例,许多DVD生产厂家在中国,但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所以每做一台机器,仅专利费就要支付19至21美元。我们打的是苦工,赚到的盈利可能就是每台一两美元,大部分的钱给了原始创新专利拥有者。
    从人类历史来看,重大的原始性创新甚至能够带来产业的革命。比如瓦特发明蒸汽机、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使得整个时代都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原始性创新的力量。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是买不来的,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奋力突破。原始科学创新和核心技术的原创能力,是决定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核心,也决定着国家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培育原始性创新的主要任务当前主要落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身上,发展到一定时候也会出现在企业,但最主要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还将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业创新要人才,人才哪里来?当然要学校培养。企业要新知识,新技术的苗子哪里来?可以从国家和民间的研究机构和大学来。因此,必须建立起一个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我们才能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持续发展,也才能大有作为。
    2006年2月15日《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文章引述了经济学家梁小民的观点,梁小民认为,自主创新有两块主体,即国家和企业。根据梁小民的分析,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似乎更为重要,是企业自主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缺一不可。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比如说政府必须要保护好知识产权。”
    在自主创新中,国家的职责还体现在科学创新这一重要领域。“基础科学和重大的技术突破,必须由国家来完成,而要创新,国家首先要增加基础科研投入。”梁小民说。
    对于企业来说,自主创新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梁小民认为,企业的自主创新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是运用的创新,也就是怎么样把一项技术转变成一种市场上的产品,二是营销的创新,也就是使得这个产品能够卖得出去。
    胡舒立在2006年2月27日《财经》上用事实分析了自主创新的科学内涵。他认为,自主创新属科学技术范畴,因此提及自主创新,很容易使人想到关系国家战略发展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例如人们熟悉的“两弹一星”。中国政府集举国之力,在应用已知技术攻克尖端项目上屡有建树,正是可以引为自豪之处。然而,我们理解,这一方面的科技活动,并不是亟待突破的“创新瓶颈”。在当前,谈企业的自主创新而且谈中国的缺憾和担忧,当指成千上万潜藏于经济活动中的未知技术的发现和发明,是指具有极高商业风险和商业利润前景的企业经济创新活动。
    这是一些无法由政府规划和设计的自主创新过程。如果不是市场肯定了微软,谁也无法塑造出成功的盖茨;如果不是市场培育了INTERNET,谁也无法制造出网络雄霸世界的今天。美国的硅谷有3200多家公司,雇佣了200万人,绝大多数都在做一些尖端的技术。据估算,硅谷公司的价值总和在1万亿美元以上。而“硅谷之魂”,就是不休止的自主创新过程。
    中国的众多企业,无论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现在“拿来”者多,自有核心技术者少;有些企业侵犯“知识产权”官司不断,有些行业在不断变更的国际标准面前徘徊。痛定之后也在呼吁自主创新,当然明白自主创新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尽管中国经过27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已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未来的可持续成长仍有赖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中自主创新正是无法回避的重要挑战。
    2006年3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文章《自主创新:迈向发达国家的必然选择》,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穆荣平对自主创新的内涵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从技术能力演进发展来看,就是从生产能力发展到投资能力,再到创新能力的演进过程。”
    穆荣平认为,可以从技术能力演进的三个发展阶段,也就是从生产能力发展阶段到投资能力,到创新能力这样一个演进过程来看自主创新。
    生产能力阶段,企业能够使用技术生产,能够做一些非常小的生产上的改进。在这个阶段上做的一些渐进式的创新活动,对应的是引进消化再吸收;投资阶段,企业根据发展需要,及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引进消化吸收的一些生产工艺进行一些改动,以提高产品质量。这个阶段对应的是技术集成,也就是集成创新;在创新阶段,是完全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开发技术。这个阶段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发展的最高阶段。
    当我们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阶段到完全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根据我们对于技术发展规律的理解来创新阶段,我们就从发展中国家走到了发达国家阶段。穆强调,自主创新强调的是以我为主,系统集成,但是它不是封闭,不是一切自力更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经部副部长吕薇3月18日在《人民网》上指出,“自主创新”并不是意味着排斥外来技术,也不意味着什么东西都要自己从头研究,因为现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应该是有效的利用国内外的科技资源。

制度创新是纲
    2006年3月6日《经济参考报》登载的李仁虎的观点认为,时下,创新成为当前中国最热的词汇和最热门的话题。有关创新的文章比比皆是,有关创新的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强调技术创新是根本,有人高喊人才创新是关键,有人提出理论创新是前提,有人疾呼管理创新是要害。李仁虎认为,在各种创新中,制度创新是纲,其他创新都是目。制度创新是其他创新之母。改革开放以来,每一项制度创新都必然带来经济的巨大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自主经营给国有企业和其他各种类型的企业带来了一系列的巨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巨变的根本原因。某一方面的创新,如科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人才创新等等都不能达到和实现这些巨变,只有制度创新才能达到。
    李仁虎指出,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制度创新在他的视野中处于核心地位。在邓小平看来,改革改的就是制度、体制,改革不是细枝末节的修剪,而是对原有制度、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即以制度创新作为最高形式。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推动社会主义全面改革,是邓小平改革理论与实践的显著特点。邓小平的制度创新思想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深入理解之上的,是对具体制度的创新。
    李仁虎认为,制度创新作为其他创新的纲,其本身应该是科学的、合理的、实事求是的、符合发展潮流和规律的,否则就会影响其他创新的方向、路线和正确性。
    胡舒立在《财经》2月号上发表文章,从回顾国外经济技术发展历史的角度指出了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他强调,必须关注推动创新的制度土壤。著名经济学家波特在其1990年的著作《论国家的比较优势》中,把创新和发展能力作为一国经济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并从更深层次上,把完善的经济制度归纳为确保自主创新的前提。历史的经验证明,近现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兴衰无一例外地与技术创新相关联,而技术创新优势的前提是制度优势。
    2006年3月18日,吕薇在《人民网》上指出,目前情况下,中国政府应该在制度建设上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就是要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来鼓励和促进技术创新,因为从知识产权制度的本质,实际上是在保护创新者的利益和积极性的前提下,有偿的扩散技术。两个方面的内容都有。如果没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在市场上不会获得价值,就没有人愿意去创新,没有人愿意进行研究开发投入。
    第二、坚持市场为导向,即坚持市场为导向,要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要明确政府干什么?企业干什么?政府主要应该在企业不愿意进入,或者企业没有能力的领域发挥作用,政府的投入,要重视社会效益,就是不要想着我这笔钱投下去,能够带来多少效益,而是更多的注意政府投入的社会效益,重点应该是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要支持公共技术平台的建设,这是政府的一个任务,主要是提供一些共性技术和共享技术的供应能力。要支持一些产学研联合的开发体。特别是目前应改进政府资助配置机制,即政府科技资源的配置机制,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益。
    第三、分类进行科研机构的改革和重组来优化科技资源的配置。科研机构的改革不是仅仅把它变成企业,或者进入企业,而是应该分类进行改革,根据它的特点进行改革。因为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特点,所以我们应该根据行业的技术经济特点和产业组织的特点分类改革和重组科研机构,要发展一些能够提供共性技术和共享技术的研究机构,在行业具有带头作用的研究开发联合体。目前中国科研机构的主要的关键问题,是它的功能、机制、制度设计错位了,比方说我们有一些要提供共性技术的研究机构,它让它自己盈利变成企业实际上很难和别人进行共性研究,我想这个关键是要从机制设计和制度安排上使它研究机构的功能相吻合。
    第四、加强市场环境和制度建设,促进创新。这里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就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另外就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发明人和创作者的积极性;再次就是加快技术市场和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建设,促进技术的转移、转化和利用;最后就是改变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实际上目前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不太利于企业创新。

有关自主创新的部分观点争鸣
    关于如何走中国的自主创新之路,理论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争议,最激烈的当属中国新闻网2005年11月刊载的,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三次报告会上,林毅夫提出了一个问题:“十一五规划有一个亮点,就是强调必须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这到底是动力还是陷阱?”他说:“当然自主创新是经济动力不会有什么疑问。但是技术创新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有两种方式。一种当然是引进技术,一种是自主研发。到底哪一种比较好,这其实是成本跟效益的关系。”林毅夫认为,如果一个后发国家在有可能引进技术的时候,技术创新的成本会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成本。因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表面上看起来是收入水平高,但是背后的原因一定是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高,因此收入才会高。实际上,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下,引进技术的成本远远低于自己发明技术的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亚洲四小龙”在追赶的阶段也都是靠大量引进技术,然而它们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8%、10%左右。他说:“我们现在的水平,从财富来看,从人均收入来看,跟发达国家既然有那么大的差距,就代表我们的产业水平,我们技术水平还是跟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实际上还有相当大的空间靠引进技术作为我们创新技术的来源。”林毅夫强调,靠引进技术为主,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自主创新,其实,自主创新可以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流程创新。因为外国的技术可能更适合外国的国情,适合外国的资本和劳动力成本,而我们的劳动力成本比外国低得多。因此我们应该增加劳动力的使用,增加劳动力的使用本身也是一个创新。其次,我们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在这个产业上面没有优势。比如像摩托车,现在中国是全世界生产摩托车最多的国家,而且过去生产摩托车的国家都已经退出了这个领域,比我们发达的国家在摩托车方面,并没有我们拥有的优势。因此,如果摩托车要创新,当然需要我们自主研发。
    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披露以后,立即引来了众多的质疑和反对声。2006年1月4日的《经济学家》网站发表承谕、新宁评林毅夫“自主创新陷阱论”的文章。文章从四个方面抨击了林毅夫的“陷阱论”。
    第一,计算成本不应只看每一项具体科技成果的价值比,还要算相关后果的总账(综合成本)。比如,单看某个项目由国外引进似乎是合算的,但一切关键技术为人所控制,其相关的技术、配套设备、维修的零部件等都要依赖于人,等于拴在别人的“战车”上,其投入会越来越大。如由于交大笔专利费给外国公司,我国大批VCD企业纷纷倒闭;国产MP3每台售价79美元,交给外国专利费45美元,制造成本32.5美元,中国企业只得1.5美元(占1.9%)。汽车行业更为突出,90%钱让外国人赚了。
    第二,就目前的技术引进来说,所花成本并不算低。不少引进设备不配套,技术未得消化、改进,闲置或效能低下,甚至有的砸了进去。
    第三,计成本还要算长远的经济账。如果科技都靠吃现成饭,就会使我国的科技事业患上软骨病,就会把人养懒,自己永远没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条件。制药行业的“仿制”惯性,就是一例。培育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就可以使我国有不竭的“财源”,这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第四,更重要的一点,要看到一些发达国家决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卖给社会主义国家,有的还专门设置了技术陷阱,利用知识产权卡我们的脖子。在少数人看不起中国的科技事业的同时,却大谈“中国科技威胁”论,这不仅反映了他们的险恶用心,而且表明他们对中国的科技创新有多大的敌意!事实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一心靠专利引进技术很容易钻进圈套,我们已经吃了很多亏,长此下去,就有可能变为“技术殖民地”,那才是真正的“陷阱”。
    文章表示,我们并不排斥技术引进,对我们有利的一定要引进;同时应注意:一要认真选择,“货比三家”,减少单项成本;二要学会消化、善于吸收,注意配套、大胆引进,但要避免重复,避免国际上经常出现的技术“追赶陷阱”(能力型、投资型等),降低综合成本;三要着眼于长远发展战略,必须把着力点放在自主创新上。
    另据2006年3月21日《经济参考报》报道,针对部分经济学家“自主创新需要支付成本,当创新的收益不足以抵消创新成本时,创新是无效的;中国应该发挥劳动力和资源等比较优势”的观点,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以事实予以批驳,他说,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
    在20日举行的中国科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上,路甬祥说,发展中国家要想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建立自己的创新体系,因为核心技术是不可能通过引进得到的。中国特定的国情和需求,决定了不可能选择高污染、高消费的资源型和依附型发展模式,而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只有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培育出大批有创新活力的企业,才能与发达国家取得平等地位。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附庸。
    在2006年1月18日新华网上刊登的《学习时报》章武的文章中,作者认为,多年来,关于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问题一直存有争论,中国正在建立的国家创新体系很显然是一种新的战略安排。那么,怎样看待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中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
    过去27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以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突破口的一些条件开始形成,应当说,这些就是我们发展的比较优势:一是大规模制造能力的形成。大规模制造能力意味着巨额研发费用能被分摊,从而使自主创新在投入上有了可靠保证,这是产业发展中从事关键技术研发的重要条件;二是配套产业能力提升。较高水平配套产业群的形成,是一些技术复杂、零部件较多的产品在核心技术突破后能够迅速产业化的重要条件;三是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提高;四是自主创新的人才队伍得到贮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和要素供给,我们还面临许多困难和约束条件。但我们也要看到,近些年,在一些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关键战略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形成了一大批自主知识产权,如“神五”、“神六”的成功等,这对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会有突破性的重大带动作用。
    美国、日本和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表明,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引进、模仿、消化和自主创新时间链条,可以最节约时间实现科技的起飞。我们在此方面要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必要的技术引进仍要坚持,在引进中消化吸收。同时又要看到我们的后发优势,比如路径选择、技术选择、新技术应用等,我们的信息产业不必从头干起,“落后假说”理论也说明相对落后很可能有助于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力争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国家创新体系的推动作用,积极谋求竞争优势,在某些看得准的重要领域和区段尽早实现突破。我们要把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竞争优势紧密地结合起来,不割裂三者之间的关系,不脱离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去追求竞争优势。在发挥好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的基础上,把追求竞争优势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企业自主创新中的制约因素和认识误区
    据2006年1月18日《经济参考报》报道,中国企业联合会在日前于北京举行的“自主创新与企业发展高层座谈会”上发布了“中国企业500强科技自主创新问卷调查分析报告”。调查报告显示,七大因素制约我国企业自主创新。
    调查报告显示的七大因素为,一是我国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不突出;二是激励制约机制不完善、高素质技术人才缺乏、创新意识缺乏,这是阻碍企业进行科技自主创新的主要内因;三是缺乏创新的社会氛围和技术市场不健全,这是阻碍企业科技自主创新的主要外因;四是企业科技自主创新相关的政策环境不完善;五是近半数企业遭遇知识产权纠纷;六是产学研缺乏沟通;七是我国技术创新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能力有限。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大部分500强企业的科技自主创新体系比较健全,其科技自主创新动力主要来自市场需求和自身发展需要,实现形式主要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科技奖励、岗位技能工资是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主要形式,奖励创新人才政策、产业引导政策、新产品减免税、科技引导政策对企业科技自主创新的影响较大。
    报告提出了提高企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期望和建议。被调查的企业认为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是企业创新成功的关键。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科技自主创新,企业不仅希望政府以及包括金融和科技培训等在内的社会服务体系为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希望政府和相关单位帮助他们排除科技自主创新的主要外部阻碍,妥善解决各种妨碍科技自主创新的问题。
    2006年2月8日《中国财经报》刊登了邓昌华的《别叫自主创新步入误区》的文章。文章指出了人们在认识上和做法上的四大误区:误区之一:自主创新就是拒绝引进,一切从头做起。误区之二:创新不允许失败。误区之三:自主创新是高级科研人员的事情。误区之四:只有大企业才进行自主创新。
    作者认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任务重、涉及面广,绝不能一蹴而就,必须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稳步推进,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2006年2月13日《市场报》发表的一篇署名向寒松的文章,以汽车产业发展的问题为例,论证了由于缺乏自主创新给行业发展造成的窘境。作者指出,上至中央下到地方,都在提倡自主创新,汽车行业更是万众瞩目,各路专家都来发表观点,好不热闹。其中有一种论调甚为“主流”:跨国巨头通过合资企业把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大半壁江山,以奇瑞、吉利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正在奋力自主创新,但一直得不到政府和公众的支持,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错误地选择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合资政策,结果市场丢掉了,技术却没换回来。
    简单一句“以市场换技术而不得”,不仅轻而易举地抹杀了合资企业在促进我国零部件产业发展、壮大方面的作用,同时也掩盖了部分汽车企业在自主研发方面集体不作为的事实。
    我们回头再看一下上世纪80年代初,就会发现在当时汽车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形势下,“以市场换技术”的合资政策是我们惟一的选择,同时也是最有效的选择。当时所有的国营汽车厂家没有什么实力,能拿什么和老外来换技术?资金、厂房、人才?显然不入老外的法眼,惟一吸引它们的也就是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再说,政策制定者们也不是没有眼光,他们希望换回来的是“技术”,但没想到在实践操作中,好经却被歪嘴和尚们念歪了:所有的合资企业都热衷于“以市场换车型”。随便引进一款新车便可赚得盆盈钵满,谁还愿意干自主研发的傻事?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没有换回技术,就说“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错了,我们要追究的是技术没有换回来的真正原因。在上世纪80年代,家电、摩托车等行业同样采用“市场换技术”政策,也建了一大批合资企业,为何人家最后真正换回了技术呢?问题的关键还是汽车行业集体不作为,只顾赚快钱去了。
    此外,还要特别警惕那些打着“自主创新”旗号,谋取私利的“创新”。针对这些问题,2006年3月22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曹增光的文章特别列举了“汉芯造假案”的事例。他指出,“自主创新”在本土市场还面临着众多“疑难杂症”的困扰,“汉芯造假案”已经为自主创新谨防掉进误区敲响了警钟。据调查,“汉芯一号”发明人、总体设计师陈进弄虚作假,骗取国家上亿元无偿拨款。汉芯一号在问世3年时间内,向国家各部门成功申报项目40多次,累计骗取无偿拨款1亿元。给国家本就不“宽裕”的科技资金投入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文章指出,目前,“自主创新”已经是露面最频繁的词汇了,企业在谈,各地政府在谈。一些城市已经开始为成为“技术创新型城市”而大呼特呼了。显然,当“自主创新”的热潮此起彼伏时更值得警惕,一股脑地搞自有技术并不是说不好,但自主创新并不是城市和企业标榜的口号,而是需要踏踏实实地去完成这样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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