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最近对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了一次调查，就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和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一、从现在算起，75年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可能是美国、欧盟，还是中国呢？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经济学Koshland荣誉教授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欧盟。欧盟比美国人口多，但人均收入的差距却不像人口差距那么大。我认为目前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差距75年内可能是赶不上来的。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除非经济增长状况发生根本改变，中国将在75年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中国的人均收入可能还不及欧盟的一半。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经济学Clinton R. Musser荣誉退休教授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中国将在75年后超越美国和欧盟，我对此深信不疑。
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高级研究员密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中国。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格兰杰（Clive WJ Granger）：这三者在75年后的经济实力排序应当是：美国、中国和欧盟。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经济学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荣誉退休教授劳伦斯·R·克莱恩（Lawrence R. Klein）：75年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很可能是中国。这个回答不是基于人均收入。中国正在迅速增长，但人口数量庞大。而且，为了避免出现像日本那样的高赡养比率，中国有可能会放宽对家庭人口数量的限制。从人均的角度看，我觉得美国是75年后最强的经济体。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科研教授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 Markowitz）：中国。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高级科研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F. Nash Jr.）：欧元区所包括的范围还在不断的变化，如果到2079年俄罗斯也加入了欧盟，那它肯定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否则，尽管中国和美国的领土面积相当，美国仍将是最大经济体。
斯坦福大学金融学Stanco 25荣誉退休教授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中国75年后成为头号经济强国的概率是50%、欧盟是30%、美国是20%。
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及法学教授弗农·史密斯（Vernon L.Smith）：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学院荣誉退休教授和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按经济总值算，可能是中国。按人均值算，应当是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现在很难对75年之后的事情作出判断。首先，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国家会加入欧元区，欧元区会以怎样的速度扩张。其次，我们必须承认也许中国到时候不是人口第一大国，但该国的人口只会有增无减。不过，即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无法再保持像过去25年那样的势头，中国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也会大幅缩小。其结果是，很有可能出现另一种经济力量的均衡。
二、哪个国家或地区目前所采用的经济政策最合理？为什么？
乔治·阿克洛夫：瑞典。瑞典政府积极扶持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这个国家基本处于充分就业状态。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好的政策是一回事，效果怎样是另一回事。我们不得不说，从经验看来，尽管中国、台湾和韩国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有些违反经济学准则，但它们的政策的确是很合理的。
密尔顿·弗里德曼：香港，主要得以于英国遗留下来的管理体系。
格兰杰：挪威。尽管挪威有石油，但这个国家却能够很理智地管理石油收入。
劳伦斯·R·克莱恩：我选择挪威。这个国家所采取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让不同层次的人得到公正待遇。挪威有优良的天然条件和重要的经济资源。挪威政府从整体经济福利的角度考虑，很合理地利用着这些资源。
哈里·马科维茨：美国的“自由市场”是最好的政策，紧随其后的是中国。
约翰·纳什：当然是瑞士了。至少瑞士没有走错路，这个国家没有实施意在刺激经济增长但在长期却事与愿违的政策。
威廉·夏普：可能是英国，肯定不是美国。
弗农·史密斯：美国...拥有一定的自由度。欧盟越来越像是搞社会经济学了。中国向正确方向迈进的步伐非常缓慢。
罗伯特·索洛：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问题。美国在很多方面要比其它发达国家强，但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这样。很难说像丹麦或荷兰——两国整体上都非常不错——是否具有可比性。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每个国家的问题各异。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就好象它们都在考试，但考题却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打分的。最近三四年，美国所采取的政策显然很差劲。欧洲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太合理。稳定及增长协定（Growth and Stability）并没有发挥作用，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也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欧洲的经济发展一直不大稳定。
如果从经济的整体表现上看，显然中国的表现是最好的，而且在东亚经济危机（East Asian crisis）中也表现出了高超的经济管理能力。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总会有新的挑战出现——你得不断去衡量各国驾驭新形势的能力。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灵活性方面，中国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韩国从1997年的危机中复苏也令人刮目相看。所以，韩国和中国制定的政策应当说是很不错的。
三、包括您在内，谁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
乔治·阿克洛夫：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些经济理论都是很多人的工作成果（比如：国民收入核算、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博弈理论等）。如果非要点出一个人，我会选择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和其它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开始将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结合起来，后者现在已经是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如果再点到一个人，那就是西门·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他将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发展到实际运用当中，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学领域的最受关注的问题。
密尔顿·弗里德曼：凯恩斯。
格兰杰：密尔顿·弗里德曼——他让所有的人清醒。
劳伦斯·R·克莱恩：我选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然后是凯恩斯。
哈里·马科维茨：密尔顿·弗里德曼。
约翰·纳什：凯恩斯。
威廉·夏普：肯尼斯·约瑟夫·阿罗或保罗·萨缪尔森。
弗农·史密斯：哈耶克（Hayek）。
罗伯特·索洛：凯恩斯。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你真想让人回答这个问题么？我觉得恐怕很难说出一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很多人作出了不同的卓越贡献。说到二十世纪，人们会想到凯恩斯、萨缪尔森和阿罗。他们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力。我之所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些犹豫，那是因为很多人在其各自的经济领域内都有重大影响力。
虽然谈不上是革命，但至少很多人都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新的理论得以建立。凯恩斯说，在有失业的情况下也能实现经济均衡。而在那之前，很多人都说只有充分就业的经济均衡。他帮助经济学家认识到了失业问题的持续性。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用凯恩斯的模型，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经济学上的重大突破。
凯恩斯的理论是在大约70年前确立的，从他的理论中发展而来的宏观经济管理，使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缩短，危害性降低。这一点对经济的影响最为深远。
四、哪位经济学家也应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却没有获得？
乔治·阿克洛夫：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阿莫司·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兹维·格里利克斯（Zvi Griliches）。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线性规划的创造者乔治·旦兹格（George B. Dantzig），还有博弈论者罗伊·哈洛德（Roy Harrod）和罗伯特·奥曼（Robert J. Aumann）.
密尔顿·弗里德曼：琼·罗宾逊和彼得·鲍尔（Peter Bauer）。
格兰杰：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
劳伦斯·R·克莱恩：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和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的经济学家埃蒙德·马兰沃（Edmond Malinvaud）。他多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可惜一直没能获奖。还有已故的罗伊·哈洛德和琼·罗宾逊，他们在有生之年也未能获奖。
哈里·马科维茨：乔治·旦兹格。
约翰·纳什：因为英年早世而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可不少。在经济领域，布莱克-舒尔斯（Black-Scholes）模型的创造者之一的弗希尔·布莱克（Fisher Black）就由于提早离开人世而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威廉·夏普：我还是不回答这个问题吧。
弗农·史密斯：西墨·班赛（Seymore Benzer），他现在正角逐诺贝尔生理医学奖（Physiology and Medicine）。
罗伯特·索洛：埃蒙德·马兰沃
五、在过去50年中，您认为经济理论界的哪一项突破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着最深刻的影响？为什么？
乔治·阿克洛夫：博弈论的应用。它使经济学家能够更细致的研究问题，使理论研究更好的符合实际情况。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我真不知道什么是“一项突破”。我认为，运用模型分析对不同政策的影响加以分析这对于制定政策最为有益，理论的发展、计算的革命以及数据量的增大已经使之成为可能。模型分析不一定可以制定出正确的政策，但至少可以避免做出错误决策的可能性。
密尔顿·弗里德曼：人们接受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观点。为什么是这个呢？因为以这种思想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已经使一些发达国家将低通货膨胀保持了20多年，同时有相对稳定的经济产出、高水平的就业和生活条件。
格兰杰：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
劳伦斯·R·克莱恩：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成为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并不奇怪。他在建造计量经济学模型领域的研究已经远远超出当时的时代，而那时几乎没有今天所使用的这些资源。他用公式来表达制定经济政策所依据的主要理论，并且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推论为它们在实际中的运用奠定基础。此外，他早期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建造的模型中包涵很多有关收入分配、财富效应和工资决定论的精辟见解。他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取得突破性进展，此后，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建造的模式在世界上得到广泛运用。
哈里·马科维茨：我认为是投资组合理论，当然我可能有些偏颇。
约翰·纳什：我不知道该如何做出选择；一项伟大的经济理论需要超长于50年的时间来证明它的意义。
威廉·夏普：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
弗农·史密斯：哈耶克的理论谈到，管理经济所需要的各种信息是分散存在的，一个主体不可能全面掌握所有的信息；靠命令统一指挥经济的体系最终肯定会失败；这使智利、苏联、东欧和中国等都放松了对其经济的集中控制。
罗伯特·索洛：这不好说。对国际贸易、外汇汇率和开放经济的进一步了解可能算得上吧。（从数字上考虑。）
乔治·阿克洛夫：刑事和司法体系（还有军队）。这其中也包括私人运营监狱。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有很多，但从影响的规模和深度看，医疗政策领域受到市场力量的制约最大。
六、你觉得什么最能够限制市场的力量？
密尔顿·弗里德曼：人类的自主。
格兰杰：数学和科学的原研工作。
劳伦斯·R·克莱恩：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监管和领导，市场体系下会有很多市场失灵和腐败行为发生，这反映在很多地方，而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哈里·马科维茨：污染。
约翰·纳什：“限制市场的力量”的说法意思是要人为的安排而不是让市场平衡来决定事态的发展。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国家捍卫它自身的存在。这可能引出关于国家自给自足的众多概念，比如说，日本可能会选择不要让所有的大米都靠进口取得！
威廉·夏普：经济和政治力量的过度集中。
弗农·史密斯：没有，因为“市场”本身就承认信息分散于社会体系的各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找到、设计并发现下面这种制度：该制度激励并使人们能够在无需他人引导的情况下作出正确的决定。要控制市场力量的想法是源于一种对市场观念根本性的错误理解。这个提问本身就不对。
罗伯特·索洛：发达国家应当主要避免大范围失业、贫穷及不平等差别的扩大。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家通常会把收入的分配列在前面。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认为在市场力量驱使下形成的收入分配就是最合理或最能接受的。如果没有政府干预，任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那会造成大量人口难以生存。这就是需要政府有所作为的地方。我们知道，单单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会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这种状况。我们还知道，市场效应会造成环境污染--所以就要政府制定政策措施来加以规范。还有，公共设施通常都面临投资不足的困境。当想到创新经济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大多数私营领域的创新都是基于政府资助的研究工作成果，比如互联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七、你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经济挑战是什么？
乔治·阿克洛夫：如何应对全球变暖。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附属于撒哈拉沙漠的非洲地区以及南亚一些地区的极度贫穷。
密尔顿·弗里德曼：缩减政府机构的规模和权力范围。
格兰杰：以适当的速度用创新技术替代不断耗减的资源。
劳伦斯·R·克莱恩：在一个和平的政治环境中共同努力减少贫穷和疾病，将是我们所在年代的主要挑战。
哈里·马科维茨：降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税。
约翰·纳什：人们无法回避的一个挑战是在地球人均面积随着人口不断增长而下降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或至少是在感觉上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在很多方面，人们都感到生活水平正在提高，令人不可思议。
威廉·夏普：为医疗和养老支出融资。
弗农·史密斯：去除补贴和壁垒等所有阻碍自由贸易和资源流动的措施，以唯一可持续的方式最大化地创造财富和消灭贫穷。
罗伯特·索洛：世界上贫穷的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很难说哪一项挑战是最严峻的。保持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不仅仅是保证充分就业，显示是一项巨大挑战。除此之外，汇率和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也是棘手问题。
世界各个经济体之间已经更加相互依赖，因此更有必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合作体系。
第二个问题是贫富国家的发展和差距。在过去25年中，这个问题已经有所好转。但如果不能继续改善，它将对社会造成巨大影响。
八、您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成果50年后会更加平均地分配，还是分配更加不均呢？为什么?
乔治·阿克洛夫：更加均匀，因为中国和印度可能将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如果中国、印度和印尼等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国家，我觉得收入的分配未来会更加平均。
密尔顿·弗里德曼：更平均。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较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找到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的道路，这样国家之间的差距就会逐渐缩小。
格兰杰：不会有太大变化。如果不控制人口的增长，世界上的穷人总是很多。
劳伦斯·R·克莱恩：在全球经济中新出现的一些强国已经在为消灭贫穷而付出努力。印度和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增长迅速，已经大大减少了一部分贫穷人口。俄罗斯的经济实力正在增强，也在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贡献。
约翰·纳什：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效率的问题。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可能会使人类劳动成果平等分配，但是，其负面影响是产出数量可能会大幅减少，因为人们到时会缺乏劳动的动机。
威廉·夏普：60%的概率是更平均，30%的概率是和目前差不多。
弗农·史密斯：相对于人们为重新配置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以使收入分配更平均所付出的努力而言，收获总是不成比例地减少。要让创造成果的一方将成果分享给别人，这可能只有靠武力才能实现，而且这不管对创造者还是接受者都是一种危害和贬低。
罗伯特·索洛：这很难说。相对缺乏专业技能和教育的人的境遇可能会更差，但随着民主的发展，营养、人口控制和以及教育状况可能会有进步。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50年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将会追赶上来，但很有可能其它国家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除非我们为缩小非洲与工业国家之间的差距作出一些特别的努力，否则我们将看到一个贫富差距更大的世界。在中国，大部分人的收入会增长，贫富差距可能有所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