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29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三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报报道会议内容，本期报道张曙光、卢锋两位教授发言内容。
张曙光教授的演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两个问题以及原因、调整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关系、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调整内外经济的关系。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国内经济增长面临着外需过旺、内需不足；投资强劲、消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二是经济增长过于依赖高投资，高消耗。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该从调整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来着手。这几年政府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在20%以上，超过居民人均收入和GDP的增长速度；从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看，1995和1996年所占比例最低，这两年财政收入占GDP的10.2%，财政支出占GDP的11.7%；到2004年财政收入提高到GDP的19.3%，财政支出提高到GDP的20.7%，所占比重几乎增加了一倍。
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是依靠税收的增长，税收来源于居民和企业，这对经济是一个紧缩性的因素。如果把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建设联系起来，财政支出来自财政收入，而国家经济建设的支出又主要投入到国有企业，所以这个紧缩实际上是对非国有企业的紧缩，而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扩张。
调整政府和居民收入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减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和增值税转型应该尽快在全国推开。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也是一个好事，但是社会各界对这个问题讨论过多，而忽略了个人所得税中的扣除问题。现在的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而不是家庭为单位征税。例如，对于一个双职工没有人口需要抚养的家庭，和另一个是双职工但要抚养两三个人的家庭，这两个家庭的人均税收负担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不考虑这种情况，而只在起征点是1500还是1600的问题上吵了个不亦乐乎？因为按家庭人均税收负担征税会大大增加政府的工作量，所以才出现当前的问题。
其次要调整政府的支出结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增长而不是社会发展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政府远远没有承担起自己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就业、廉租屋建设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责任。以最近讨论的“医疗改革失败”为例，有人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市场化，我不这样认为。医疗改革之所以失败，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放弃了自己在公共医疗方面该承担的责任，把不该市场化的东西推给了市场，这才是问题的原因所在。又如，尽管这几年教育经费可能增长的很快，但是教育经费主要增长在高等教育方面，而基础教育的投入过低。基础教育中由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仅占总支出的2%，地方省市占11%，其它全部是县乡两级支出，而百分之六七十地方的县乡两级财政是赤字，所以所谓的“义务教育”的经费实际上还是由老百姓自己承担，政府并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如果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居民的收入和支出的预期都会稳定，消费就会增长起来。
当前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三项分别是：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和政府的行政经费支出。以2003年的统计数据看，政府经济建设的支出占总支出的30%多，虽然这个比例在近年来有所降低，但它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建设中政府主导的色彩还非常浓，政府主导的成分需要进一步减少。2003年社会文教支出占政府支出的26.2%，政府行政经费支出占19%。从1995年到2003年，社会文教支出在总支出比例中上升不到一个百分点，而行政经费在总支比例中上升了4.4个百分点。2004年和2005年情况一样，这说明政府的职能和行为依然是扭曲的。
最后，需要调整内外经济的关系。一方面要改变现行的片面重视经济增长、引进外资的政策以及对外贸易失衡的局面，另外一方面是要让国人增加收入，积累财富。这几年内外经济严重失衡，今年的贸易顺差将突破1000亿美元，明年可能达到1160亿到1200亿美元，但是对外贸易的增长只带来GDP的增长而没有带来没有福利的增加，原因是国内能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低廉，外资和外贸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造成了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负担，也增加了环境成本。每年的贸易顺差意味着我国的积累实际上给它国使用了，相当于中国每年对外资补贴10000亿人民币。虽然历史证明重商主义政策在国家发展的初期适用，但是任何一个政策长期实施都会出现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现在向外资开放的同时也应该向内资民营企业开放。外资企业投资国内的金融业有着丰厚的回报。以汇丰银行参股交通银行为例，据交行今年上半年年报披露，交行上半年净利润46.05亿元，税前利润68.84亿元，按此估计汇丰银行可以分得20亿元收入，汇丰银行的投资五年就可以收回。但是目前政府却对内资民营金融机构采取限制态度，例如政府拒绝新设内资民营银行。民营企业不怕外资竞争，就怕政策管制。如果不支持民营企业，开放以后就难以形成对于外资的竞争实力。总之，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应该同时推进，特别是在金融领域。
长期经济增长背景下，依据国际经济学标准理论，一国货币实际汇率会表现出升值趋势。但是1979年以来有关我国估测数据显示，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以及对13个主要OECD国家加权实际汇率，在1980年代有一个持续下降的趋势，90年代这个下降趋势发生改变，但也没有持续升值。这就提出三个问题：中国8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为什么人民币实际汇率在上世纪80年代会持续下降？90年代为什么会有一个趋势的改变？近来人民币汇率是否存在低估失衡压力？现存理论和观点还不能逻辑一致地解释这三个问题。卢锋教授讲演简略系统考察了这三个问题。
理论分析认为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追赶对实际汇率具有最重要解释意义。卢锋教授首先以最具可贸易性的制造业作为可贸易品部门的代表，观察1979年至2004年有关数据，发现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基本走势是：80年代前后增长得很慢，90年代中期开始增长比较快，特别是过去10年前后增长更快。将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发达国家比较，在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增长，甚至还略有下降。这一情况到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开始发生转变，特别是在过去十年前后发生稳定快速的相对增长。如果把工资增长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扣除掉，来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发现在80年代中国劳动生产率相对下降幅度更大，但是在过去十年中也有较快正增长。综合劳动生产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情况，我们发现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对增长时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比较快时，贬值趋势发生了变化。
那么为什么80年代人民币持续的贬值？过去几年劳动生产率增长这么快，但为什么实际汇率还没有持续升值呢？卢锋教授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汇率实际上是高估的，在80年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消化汇率高估的这个压力。对此我国改革大致采取了两步骤进程。首先利用双重汇率、出口补贴等形式，使计划时期体制设计所暗含的汇率高估问题明显化和外在化，然后在推进和配合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开放进程中，改变这些扭曲形态影响，这一改革过程客观上导致实际汇率的持续贬值。
近几年汇率还没有升值的原因可以分两段考虑，第一段是1998年到2002年，主要是内外部短期特殊因素导致的。内部因素就是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意味物价相对发达国家比较低，其他条件给定时会导致实际汇率贬值。还有一个是外部的经济危机影响，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对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通过短期改变外汇供求关系对人民币汇率造成贬值压力。这两方面短期因素影响，暂时屏蔽了因为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增长带来的实际汇率升值趋势作用。
2002/0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逐步走出通货紧缩，随着新一轮宏观景气形成和加强，一般物价逐步回升。从外部环境看，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开始烟消云散，爆发危机国家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局面得到改观。内外经济环境变动，使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强劲增长派生的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表现为实际汇率均衡水平升值趋势，需要名义汇率适当地升值或物价适当上涨来体现或释放。然而受种种复杂原因影响，到今年7/21汇改政策之前，盯住美元汇率制度未能较快改变，同时采取强势宏观调控措施，实际汇率升值压力未能得到较好释放，形成目前明显低估失衡问题。
无论从理论和经验看，有理由推论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和追赶，会派生出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升值趋势。卢锋教授认为，这个分析结论在逻辑上可以事先给出三种未来检验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有幸言中”：中国经济持续成长并且人民币实际汇率较大幅度升值。第二种是“经验证伪”：中国经济持续成长但是人民币实际汇率没有较大幅度升值。最后一个是“不幸言中”：中国经济成长严重受挫同时人民币实际汇率没有显著升值。
卢锋教授最后强调指出，人民币升值趋势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成功的客观要求，也是将来经济持续成长的前提条件。在政策面上，需要调整我国汇率制度和宏观调控政策，对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给以呼应和配合，因而“7.21”汇改是一个具有重要积极意义的事件。如果相关政策组合作用在客观上不让实际汇率升值，可能会对中国经济成长带来负面影响。
（周东海、刘鎏整理 唐杰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