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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ER中国经济观察”2005年秋季报告会简报之三

 

20051029日下午,“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三次报告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本期报道平新乔、林毅夫两位教授的发言。

平新乔:增长方式转变与政府行为

平新乔教授讨论了政府的预算外财政和加强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两个问题。政府在这些方面的行为转变将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目前12万亿元左右的GDP中,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由政府所支配。2004年的税收收入是2.5万亿,这属于预算内资金,还有一块预算外财政,据平新乔教授估计大概为8000多亿元,还有既不在预算内又不在预算外的8000亿左右非预算资金。所以地方政府有总计1.6万亿左右的预算外和非预算资金,加上税收收入,大概有四万亿的资金掌握在政府手里。怎么把这一块资源用好,和我们国家增长方式的转变很有关系。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地方预算外的财力又达到了预算内规模的一半左右。2004年,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大概一万六千亿,除此以外,还有八千亿左右预算外支出是由地方自己解决的。

预算外财政规模的扩张在中国有其刚性,数据表明,预算外支出和预算外收入基本上是平衡的,1996年以后预算外收支的规模有一个下降,以后又上升起来,到2003年达到现在的规模。这是总的趋势。

预算外财政对我们国家的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地方预算内财政并未起到本应具有的改善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功能,而地方预算外财政与非预算财政则显著扩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2002年各省预算内财政的差距比1998年略有减小,而预算外支出的差距在扩大,各地之间教育基金、公路基金等各种基金规模的差距比预算外支出的差距还要大。

预算外支出主要用于招商引资等和工业有关的支出,而预算内财政主要和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有关。目前,我们的教育、卫生、环保等公共品提供严重不足,但是工业发展、招商引资的投入猛增。对支农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政府公共事业支出等领域的分析表明:(1)目前的教育主要靠预算内而不是靠预算外财政解决;(2)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预算外支农支出减少;乡村规模越大,预算内支农支出减少,预算内支农资金有规模效应,而预算外支出没有;政府对预算外资金有机动权,可以比较主动的对自然灾害做出反应;(3)预算外的道路交通建设投入和人均GDP以及外资投资增加有显著正向关系,表明政府对道路建设反应比较敏感;城镇化水平越高,政府对地方道路交通方面的建设投入反而越少,这说明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是脱钩的。(4)地方政府可能有把预算内的经费和资源转移到预算外的行为,把本可以列入预算内的资源转移到预算外,因为预算外受人大的监督比较少;人均GDP增加以后,预算内的行政管理费用增加不多,而预算外人均行政管理费用增加的非常快;预算外的行政管理费用没有规模经济,乡镇规模越大,预算内人均行政管理费用递减,但预算外行政管理费用上升,效率不高;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预算内人均行政开支减少,而预算外人均行政开支增加,这说明预算外支出有效率递减的问题。

预算外财政和增长方式有什么关系?我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上一级政府用GDP考核下一级政府领导,导致领导人往往只考虑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需要资源,预算内资源有限制,只有通过预算外来解决。结果中国预算外财政的规模膨胀那么快,难以缩小。平新乔教授认为,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本能上就是粗放式的,只有市场主导的增长方式才有可能走上集约化高的、自主创新的道路。因此,政府应该带头集约资源。要转变增长方式,地方政府这只手要进行适当的转变。

下面谈的是技术创新的问题。我国国有企业占有了大量的技术创新的资源,从80年代到2003年,我国99%的政府科技投入都投向国有企业、国有部门,而从专利申报情况看,国有企业的创新仅占60%,还有40%来自非国有部门。国有部门利用资源的效率较低,国有企业不光垄断了市场,还垄断了知识产权,垄断了创新的资源,如果科技体制不改变,如果技术创新不向民间转移,很难提高我们国家的创新能力。

技术推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国企业卖给我们技术;另一种方式是我们政府把专利买下来。专利发明者希望企业买专利之后垄断,然后把获得的利润差额给专利发明者,垄断的后果是技术创新的速度变慢。就我们自己来讲,我们的国有企业得到大部分科技创新的资源,推广又局限在国有企业内部,导致创新的激励不足。如果要改变我们的增长方式,从根本上启动我们国家的创新能力,那就应该从科技体制上下工夫。

林毅夫:解读“十一五”规划建议

林毅夫教授主要谈了“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挑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自主创新是动力还是陷阱、人民币升值空间等四个问题。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面临多方面的挑战:第一,生产能力普遍过剩,通货紧缩的短期压力仍然存在。实际上,2005年9月份,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幅已经低于1%,商品零售价指数已经到了零,而且这个趋势还会延续。按照经济学定义来讲,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通货紧缩背后的原因还是生产能力全面过剩的情形没有完全消除。即使在2003、2004年走出通货紧缩的状况下,商品物价指数包括的16类商品当中,分别有12类和10类的价格一直在下降。一旦导致那几类商品涨价的短期因素消失,通货紧缩就会重新出现。

第二,经济体制当中“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现象还没有消除。2004年3月份开始,政府提出宏观调控,要控制几个部门投资增长过快的情形,今年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减小到最低,而3月份、4月份以后又开始上升,5月份、6月份、7月份一路走高,这和过去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类似。

第三,外贸增长非常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非常大。第四,经济发展当中资源消耗比较大,环境恶化,可持续发展的情形令人担忧。第五,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低。第六,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收入差距大,各项社会事业的欠账多,影响社会的稳定,也可能影响将来经济继续发展的可能性。第七,财政、金融、国企改革还不到位。一些研究表明,现在地方政府的负债已经达到8000亿。第八,政府、市场关系尚未理顺。如果完全靠市场的话,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已经出现各种混乱的情形;如果政府加强干预和控制,又和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违背。

“十一五规划”的主要特点是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未来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科学发展观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十一五”规划和过去相比,有两个亮点。第一个亮点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二个亮点是强调必须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不仅大大有利于解决当前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措施。作为“新农村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林毅夫教授在1999年提出“新农村建设”,这是和当时的通货紧缩的形势有关的。从1998年开始的通货紧缩,最重要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能力全面过剩。由于中国是转型中国家,不少政策限制让一些需求没有办法实现,要把过剩的生产能力存量消化掉,最有效的办法是找到一个既有需求的愿望、而且有支付能力、但是尚未释放出来的存量需求。当时考虑了四方面的存量需求:一是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第二个是民间的投资;第三个是城市的商品房、汽车消费;第四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农村的需求,占58%的农村人口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的消费水平。当前,启动存量需求的前三个方面都已经解决了,并取得很大的效益,唯一没有真正启动的是农村消费。

限制农村消费的因素有两点,一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太低;二是农村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例如电网、电视节目信号、自来水、道路、商业网点等。如果财政支出能够用更多来支持农村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话,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本身是投资需求,同时会创造很多消费需求出来;同时农村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一般是劳动力密集型的,所选用的原材料也都是当地产的,可以给农民创造很多就业的机会,这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方式。当然,新农村建设还能缩小城乡的差距,只有农村的生活也能够现代化,我们才能够说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自主创新”是“十一五规划”的又一个亮点。毫无疑问,自主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引进,一种是自主研发。到底哪一种比较好,需要通过成本和效益的比较决定。在绝大多数的情形下,后发国家引进技术的成本远远低于自己发明技术的成本。因此,能够比较好的引进技术作为技术创新动力的发展中国家,有办法维持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每年2%的增长速度。

中国现在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还有相当大的空间靠引进技术、消化技术作为技术创新的来源。而自主创新可能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外国的技术实际上适合外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中国劳动力成本比外国低得多,在引进外国技术时,生产流程中很多步骤必须改造,增加劳动力的使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有比较优势,并且比中国发达的国家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国必须自主研发。

林毅夫教授认为,在强调自主创新的时候要非常谨慎,不要变成新的赶超。如果在没有优势的产业上赶超,政府必然通过价格信号的扭曲进行保护和补贴,价格扭曲以后就是靠行政的方式来配置资源,结果原来讲的“科学发展观”的目标无法实现。必须确实落实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避免拔苗助长。

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林毅夫教授认为,从长期来讲,人民币实际汇率会升值;短期来看,今年贸易顺差估计可以超过一千亿,很可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贸易顺差扩大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因为对于采取管理浮动汇率的国家或完全浮动汇率国家,像日本、欧盟国家等,对美国的顺差也是加大的,因此不能简单认为,我们对美国顺差加大就是采取固定汇率和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的。采取有管理的浮动,小幅度波动是最优选择。

(江宇整理  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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