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10日至11月14日，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迟惠生教授率领的北京大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早稻田大学，出席了“东亚经济圈”国际研讨会，本期简报摘要刊登会议四篇论文内容，另一期简报摘要刊登另外四篇论文。
面向东亚经济圈的形成
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小岛清报告题为“面向东亚经济圈的形成”的论文。他首先探讨了“东亚经济圈”的理念和目标，然后提出在东亚进行产业协调分工的重要性，并分析了“东亚经济圈”的形成与产业协调分工之间的关系，他还谈到日中两国互补的核心领导作用和东亚的国际通货问题。
形成以“ASEAN+3”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发展共同体(Asian Economic Community：AEC)，追求东亚地区的和平与长期繁荣是东亚经济圈的理念。长期目标（20-50年）使东亚成为三极世界经济中对等的一极，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AEC成为一个紧迫课题的原因是外在压力。欧洲于1992实现单一市场，2002年单一货币——欧元开始流通。美国主导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与其对抗。两大陆经济一体化使建立东亚建立自己经济圈成为当务之急。
有研究表明泛东亚（东盟，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在世界贸易（出口）中的比重已成为三极世界经济中的一极，其中泛东亚内部贸易已超过区域外贸易。世界经济通过跨国公司的活动，不仅在贸易方面，而且在直接投资方面正在完成区域集聚。这将为全球化敲响丧钟。
“ASEAN+3”间应形成的不仅是自由贸易协定（FTA）这种废除关税的“低层次经济一体化”，而应该形成在物资，服务，资本自由流动基础上，进一步在经营，产业改造，经济体制，司法秩序方面一体化，实现名副其实的“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
日本依照雁行经济发展模式，带动地域奇迹般的经济发展，但是与它的深化伴随而来的是地域经济的同质化，于是引发矛盾并使经济一体化进程放缓。东亚经济摆脱地域经济同质化矛盾的方案有三： 1）加强技术革新，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在东亚经济圈内实现产业结构多样化，高度化。2）扩大和延伸火车头经济的地域范围，开发不发达地区。3）区域内协议分工（agreed specialization）。
考虑东亚经济圈内的两个国家，都能生产属于同一大类产业的相似品X和Y，这表明该两国经济的同质化。两国都分别生产这两种产品的场合，由于需求有限，只能导致高成本。如果第一国只专门生产Y，将第二国的需求也包括在内，由于规模效应，可以更低价格向两国供给Y。第二国只专门生产X。协议分工能带来利益。为此必须将第二国的Y需求委任给第一国生产，反之第一国的X需求委任给第二国生产。因此，双方必须达成相互间提供市场的协定。区域统合的自由化会促进这种协议分工。虽然在大类产业两国经济是同质化的，如在产业细部协议分工，将能够相互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新的比较成本差异，扩大双向贸易，这可称为“高度异质化”，它能够给东亚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为使“高度异质化”得以实现，各国一方面应该促进本国比较优势产业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对他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直接投资，这种直接投资称为顺贸易直接投资。企业直接投资在东亚经济圈范围内选择最适合的建厂地，建立生产，销售网络，这将提高企业内部化利益。为了推进东亚经济圈形成，必须建立不仅可以促进制成品，半成品的圈内自由流动，而且可以促进资金，人员圈内自由流动体制。
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短期内实现了雁行型追赶的工业化。现在中国已跃升为新的“世界工厂”。有人认为中国的跃升不是按照雁行型发展模式，在IT关联产业实现超过日本的跳跃性发展。但我认为这并不是雁行型发展模式的变质，而是表明发展过程的国际传播的成功，以及日中（进一步东亚）经济同质化阶段的到来。化解日中经济同质化引发的矛盾，激发东亚经济的灵丹妙药只能是推动东亚经济圈的形成，推进产业内贸易（协议分工）。
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威胁，而是一种商机。对于日本来说，邻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会带来投资和贸易的扩大，并给本国带来利益。“威胁论”来自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日本对华贸易赤字的担忧，但是事实上，中国为了维持高成长，对食品，能源，钢铁，基础化工原料乃至高档生活品的进口需求会喷井式增长。外资依存的工业化只有靠技术，原材料，部件，机械设备的大量进口才能维持。对于日本而言，在中间制品进口和制成品出口，廉价品进口和高级品出口等各种产业内贸易领域进一步扩大的余地仍然很大。日中经济通过贸易和直接投资相互一体化，将构成东亚地区和平和繁荣的基础。其创造的商机不仅蕴含在商品的生产活动中，而且也将蕴含在金融，流通，通信，教育，旅游等各个领域。中国可以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核心领导。
东亚经济圈的基轴货币为何，汇率体系应是怎样，日本对此赋有重大责任，必须加以考虑。但是鉴于欧元诞生经历五十年，我们也需要理论上和实证上认真调研，耐心等待时机。各国在金融财政等方面达到统一的高水平以后才是我们考虑通货圈问题的时候。但是为了应付货币金融危机，有必要建立区域内货币间互换协议和紧急融资制度等。股票和债市的建立也是必要的。共同篮子货币的构建也应逐步推进。日元和人民币会成为东亚经济圈的基轴货币。两国应尽早建立汇率协调体制。用30年到50年的时间东亚统一货币体制或许会建成。
中日韩经济合作之路：现状，前景与对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胡坚报告了题为“中日韩经济合作之路：现状，前景与对策”的论文。她分析了中日韩经济合作的现状及背景，探讨了中日韩合作的特点及问题，并就中日韩合作模式提出了建议。
作为东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国家，中日韩之间存在着开展广泛制度性经济合作的基础，但也面临着不少实际存在的困难。目前政府之间的合作进程在加快，而地方之间合作快于国家之间合作。中日韩内部一些条件较为成熟的次区域率先开展经济合作，较为突出的是环黄渤海区域和图们江地区。就与经济合作有关的因素而言，中日韩同世界其它地区相比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1）互补性强，经济合作潜力巨大。2）贸易结合度高，经济合作条件优良。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表明中日韩三国间的贸易结合度不断提高。
中日韩之间的经济合作，由于上述特点和问题，决定今后的发展道路必然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合作模式和趋势将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合作过渡，先易后难，从小规模开始。贸易便利化是加强三国间经济合作的一个良好切入点，也是发挥比较优势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贸易便利化的基础上，向自由贸易区努力。可以预料，如果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能顺利建成并保持稳定，必将极大推动中日韩与东盟这两大板块的结合而形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模式。此外需要实施广泛的，面向未来的合作。一般，地区合作大多发展的是一种广泛的“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其合作范围超过WTO，中日韩的合作也是这样。不仅限于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还包括宏观政策对话，金融，技术，环境，人力资源，制度法规等方面的合作。最后实施货币合作计划也是必要的。东亚金融危机在本地区的迅速蔓延充分表明了本地区相互依赖的程度之深和地区货币合作的必要。中日韩积极参加“清迈倡议”货币交换机制，一方面形成了本地区的金融安全网，另一方面也为建立地区性货币基金以及最终形成“亚元机制”奠定了基础。
具体的合作途经是：一是在10＋3和WTO两个框架下进行合作；二是加速三个“10＋1”合作进程；在区域金融合作方面目前面临两大切实任务：一是进一步落实“清迈倡议”，巩固“10＋3”金融合作业已经取得的成果。二是建立发展区域债券市场。三国资金实力雄厚，外汇储备合计高达6148亿美元，相当于北美的5倍，但却没有一个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大量资金流向了欧美债券市场。东亚国家不但要支付高额筹资成本才能借到这些资金，而且还有可能承受这些资金冲击本地区金融市场的后果。所以建立区域债券市场对亚洲的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迈向经济一体化的东亚：前景与挑战
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安中荣作了“迈向东亚：前景与挑战”的报告。他重点谈了东亚经济一体化面临的经济和非经济的挑战以及韩国的立场。
东亚各国由于地理邻近和转向市场经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尽管如此,东亚各国并没有一个有意义的经济合作规划或者时间表,直到最近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最近几年,东亚诸国出于以下原因开始不约而同的关注区域经济一体化。防止类似1997年的金融危机,需要建立有效的金融合作机制；区域优先的贸易安排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共同现象；中国进入WTO以及持续的高增长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大推动力。
东亚在过去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我想要归功于对美国的“无限制的”出口。但是，考虑到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因素以及当前美国贸易赤字，21世纪的东亚不能仅仅依赖美国市场，东亚诸国应该寻求创造更多的内部需求，并且实施经济一体化来保证地区的经济增长。在此情形下，东亚各国已经认识到应该促进区域内贸易的自由化。因此，今后东亚的自由贸易必将促进区域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进一步深化。
2000年清迈倡议尝试金融合作之后,在过去的三年对于自由贸易协议（FTA）的兴趣日益浓厚。中国在2001年倡议建立与东盟的贸易自由区，并且提出了农业的一揽子协议。日本与新加坡在2001年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并且致力于和别的东盟成员国达成FTA，韩国和智利的FTA谈判于1999年实施，并且与2002年顺利完成。韩国决心首先缔结与新加坡的FTA进而推展到全部东盟成员国。日本和韩国的首脑在2003年的峰会上决定近期内启动双边FTA谈判。在不久的将来，中日韩三国需要建立一种三角的FTA才能巩固“中日韩+东盟”体制, 加速中日韩+东盟的经济一体化.
在这一过程中，东亚各国要面对许多经济和非经济的挑战。在经济层面，各国在发展程度，贸易壁垒，和农业问题上具有本质差异，而非经济因素也许比经济因素的困难更加棘手。不管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区在经济利益上多么重要，三国在政治，社会和历史方面具有不同的观点。因此，三个国家应该统一思想。而且，中国和日本对于区域一体化的支配权争夺也将不利于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
在建立正式FTA之前，东亚各国也可以通过引进广泛的合作机制来促进多边关系的发展。例如韩国和日本可以首先统一贸易法规，简化贸易手续，鼓励双边人员流动。在两个国家缔结FTA前，韩国希望日本在这些领域能够负起更多领导职责。另外，为了更好的将FTA推向泛区域性的层面，有必要建立并命名一个组织机构，如东亚经济合作组织（OEAEC），并使其成为“东盟＋3”体制的一部分。最后，构筑相互间的信任机制也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工作。
东亚经济整合的挑战与愿景：台湾的观点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理事长 萧万长作了“东亚经济整合的挑战与愿景：台湾的观点”的报告。他分析了东亚经济整合必须达成的共识以及如何具体落实共识，并重点谈了区域经济中台湾的角色和东亚经济一体化问题上台湾的立场。
亚洲各国有意愿参与经济对话平台，但是，这种意愿还是很空泛的。如果让区域的成员共同接受一个具体明确的规范，困难又很高，各国都有自己的发展日程表，这个日程表是和自己内部的社会政治等情况相关的。因此，我们必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东亚地区成员怎样协调不同的发展阶段下的目标与战略，制定让各国都能共同接受的东亚经济整合计划。
如果要更进一步落实区域经济合作我们还需要更明确而具体的共识：（1）在理念层次，必须接受区域内各成员平等，尊严，正义与自由的共同承诺。（2）就务实面来说，大家虽然接受贸易自由化，但是对于资本与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还存在许多歧见。九七金融危机让许多国家受伤，最近人民币问题让大家想到80年代的“广场协定”让日本经济受到长期打击。这些教训让各国对外汇问题不敢大胆松手，也说明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安全机制。（3）制度方面问题，要持续区域内长期稳定，并有效解决区内争端，必须建构一个有效，而且制度化经常性运作的决策与执行机制。（4）许多非经济因素，如SARS, 环保，劳工及跨国犯罪等问题，给整个区域造成重大伤害，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或愿意独自承担。（5）如何协助成员解决各国内部因为自由化造成的危机。区域合作机制的一个重要考验就是：个别国家利益和区域共同利益的矛盾。
要让上述共识出现并落实，必须设计一个制度能符合下列两个要求： 区域内成员无差别待遇，享有平等的权利义务，不因为政治，宗教，和其他因素被排斥在外；能让成员国有效地共同承担，防止区域内的风险。具体可以从以下着手：（1）要承认区域内的多元体制，并尊重区域内的多元性与竞争性，包括经济面和政治面。成员国在竞争中求共存共荣，尊重与确保区域内所有成员平等参与的权利。（2）建立机制分担因自由化带来的外部风险与成本。（3）建立常设性机制协助成员解决内部因为资源移动造成的劳工，阶级，环境问题。（4）长期而言，更重要的是协助各国达到立足点的平等，其方法是加强人力资源，教育投资。成员国的社会经济条件越接近，合作的机会越大。
台湾贸易快速增长对于世界经济有相当大的贡献，台湾贸易的增长，带动了亚太经济的增长，事实上目前台湾在全球国际分工的角色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际生产供应链上，处于关键地位。自从1997年金融风暴侵袭后，东亚国家意识到东亚经济的一体化关系，台湾也感受到与东亚经济不可分的关系。在东亚经济中，台湾与日本的产业分工，一直是国际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生产机制，近十年来，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分工网络的建立，也是国际经济的另一个重要新网络，此外，台湾也是东南亚各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者。现在，台湾要把自己定位为亚太营运中心，要强化自己在高阶加工，研发，管理，金融与贸易等方面的功能，台湾在亚太经济中扮演一个整合，中介枢纽的角色。在未来的亚洲经济整合中，如果没有台湾，会让整个分工结构出现重大缺憾，这对台湾，对东南亚，对中国大陆都没有好处。
日台合作是东亚经济整合的重要支柱。本在东亚经济区域内的GDP占60％，居领先地位。所以东亚经济整合，日本应该扮演积极重要的角色，台湾占东亚经济GDP的4.5％，台湾与日本经济分工关系密切，今后日台合作也将是东亚，甚至亚洲经济整合最重要的支柱与轴线之一，相信台日双方能禀着开放平等的精神，共同为东亚经济合作贡献力量。
（整理人：施建淮，刘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