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10日至11月14日，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迟惠生教授率领的北京大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早稻田大学，并出席了“东亚经济圈”国际研讨会，本期简报摘要刊登会议四篇论文内容，另一期简报摘要刊登另外四篇论文。
东亚经济圈形成的前景与现实
日本经济新闻主编小岛明作了“东亚经济圈形成的前景与现实”的报告。他从国际政治和全球化的背景讨论东亚经济圈形成问题，介绍了日本的立场，并指出前景与现实的矛盾。
对于经济圈的理解在欧洲和东亚有着本质的不同。以欧洲联盟为核心的欧洲区域一体化有两个基础，分别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为教训形成的“不战”决心以及以永久和平为目的的“可以适当放弃主权”的政治意识。东亚区域一体化却主要是出于市场机制和经济规律的考虑。其原动力是直接投资和贸易，特别是通过直接投资实现的要素流动为最重要因素。
“9.11”事件彻底改变了世界。在地缘政治和世界安全保障方面变化最大的是美国，它调整了世界安全保障政策。另外，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世界经济进一步全球化。但是无论在地缘政治和世界安全保障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日本却都没有变化。日本继续奉行“关注内政”的外交指向，保持新孤立主义（并非新民族主义）的心理状态。
全球化的演进是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主要基调和时代潮流。WTO成立以来，反全球化呼声也渐趋高涨。但是无论是全球化主义者还是反全球化主义者除了反对和不满之外都无法找到第三种折衷的代替道路。与全球化相抵触的并非地域主义，而是具有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后者近期在欧洲有所抬头，已渐渐成为世界安全的不安定因素。而地域主义其实是消除这种隐患的有效手段。近年来，FTA（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一体化，有别于过去排他性关税同盟的做法，是WTO体系的有益补充。
从2000年开始，日本的政策立场由多国主义（以联合国，GATT，WTO为中心，反对地区主义）转向重视地区一体化。其背景是世界范围内的FTA急剧增加的现实。另外一个背景是，常年来，在日美两国的贸易摩擦中存在的“美国的压力”使日本越来越表现出逆反心理，但是，除了感情上的反思，日本并没有进行必要的国内改革。为了为打破这种状况寻找突破口，外务省和经济产业省开始重视FTA的作用并对其表示赞成。
中国在地区合作和地区一体化过程中所采取的积极姿态也加速了日本国内对于FTA进行研讨的进程。中国这种姿态的转换是真实的，实质性的如2002年中共十六大通过有关“优先发展经济”、“三个代表”、加速改革的决定，为这种政策的持久性提供了政治保障，这一政策也旨在推进“善邻友好外交”，回应“中国威胁论”。
根据关于全球化舆论调查，日本对全球化持消极态度。围绕农业的政策混乱和概念混淆，究竟是作为产业的农业政策，还是农村政策，或者农民政策，无法得到明确答案，使人无法思考下去。至于政治上的限制，从1993年细川政权以来，都是联合执政。在很多领域实施的改革政策因为政权更迭无疾而终，以维系政权为最根本目的而制定政策的短期现象一直持续。小泉首相的改革也不能超越“体制内改革折戟的戈尔巴乔夫”。联合政权要以相互的合作为基础，这使得可能伴随出现政治风险的领域成为禁区，形成一种“否决权政治”。在有关经济一体化与地域经济圈的政策中，“理论上成立的路线”和现实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和裂缝。实际工作中究竟应该怎么做，目前仍是一个未知数。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短期，中期和长期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施建淮报告了题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论文。他指出人们在讨论各种货币金融合作的方案的时候，似乎忽略了这些方案的时间的选择问题。为了提高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效率，区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合作内容和形式是重要的。他从时间的视角，评估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现状，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通过区域合作解决地区最后贷款人和紧急援助机制问题，这是有望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取得成果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1997-98东亚货币危机的表现形式是国际流动性危机，由于缺乏类似最后贷款人的援助机制及时有效地注入国际流动性，最后引发了连锁性的东亚货币危机。因此极其自然的，作为东亚货币金融危机的教训，首先要通过区域合作解决地区最后贷款人和紧急援助机制问题。
2000年5月东盟10＋3的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倡议》（CMI）。CMI旨在建立一种地区紧急援助机制，它有两个主要内容：1）扩展东盟互换协议（ASA）；2）在10＋3之间建立双边互换和回购协议（BSA）网络。目前，CMI已取得了实质的进展。例如中国已分别与泰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达成了总额为100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然而清迈协议实质上并非一种综合性的区域机制，它存在以下问题：它是一种双边协议而不是多边协议；它所能提供的紧急救援额太少，而且其中仅10%是无条件的，不足以建立市场信心；其90%的金额是与IMF的条件挂钩，降低了其区域性特征；为获得流动性支援，必须分别进行双边谈判，无法保证支援的及时性；其框架内并没有明确包涵能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目标。由于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CMI所取得的成果还是非常有限的，对于该机制能否防范危机或在危机发生时迅速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来化解危机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未来努力的方向是：进一步增加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数量，进一步扩大每一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金额；建立跟踪和监督体系，有效跟踪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否则不能指望危机发生时协议的贷款国会真正执行协议；使贷款条件与IMF的条件脱钩，此时建立怎样的条件或机制防止道德风险需进一步研究；必须明确CMI的前途，是仅仅将其发展成为地区流动性支持机制，还是将其发育为将来东亚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东亚各国必须进行并需要在中期这样的时间跨度中实现的区域金融合作内容包括亚洲债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在导致1997-98东亚货币金融危机的诸因素中，有三个主要因素与东亚缺乏完善的债券市场有关。这三个主要因素是：1）事实上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2）金融结构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3）国际借款存在严重的双重不匹配问题（币种上的不匹配和期限上的不匹配）。培育和不断完善亚洲债券市场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为什么要发展亚洲债券市场，一个十分流行的观点是要将亚洲地区的储蓄留在亚洲地区，用于亚洲地区的投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根据开放经济国民收入恒等式，一国经常项目恒等于国民储蓄减国民投资。东亚各国普遍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普遍存在经常项目盈余，这必然要持有区域外资产。
目前，发展亚洲债券的主要困难在于：1）亚洲存在银行借款和股权投资偏好；2）发行者和投资者都太少；3）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4）二级市场不发达。
目前取得的进展：2003年6月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与国际清算银行合作成立了亚洲债券基金（ABF），用于投资EMEAP成员（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除外）发行的主权美元债券。这是在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需求面取得的一定进展。不过，这与“亚洲债券市场倡议”之由亚洲居民发行和投资，以亚洲国家货币计值，在亚洲市场交易的理念还相差很远。
未来需要在下述方面进行努力：加强亚洲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颁行全球统一的会计和税收框架和相应的法律框架，建立合适的监管系统和清算系统；在需求方面，扩大ABF的规模，并以此为催化剂大力推动年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投资于亚洲债券；在供给方面，发展地区性担保机制和评级机构，加强对投资者的信息披露等。由于主权债券和公司债券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在发展阶段上，首先应发展主权债券市场，它可以为公司债券的价值提供一个基准，在此基础上发展公司债券市场。
随着东亚实体经济的一体化，保持地区汇率的稳定，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贸易与直接投资方面的障碍是非常重要的。这需要东亚国家和经济体之间进行货币或汇率合作。不过，货币或汇率合作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上的合作，它必然影响各国政策自主权。因此也是最为复杂和困难的。
关于东亚汇率合作，有意义的方案有两种：一是类似欧洲国家所建立过的欧洲汇率机制（ERM），采取盯住亚洲货币篮子的区域汇率机制，这本质上是一种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二是直接采取单一货币，实行亚洲货币同盟。
在国际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的情形下，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将不再是一种好的选择，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投机性攻击从而引发货币危机，所以不会是一种稳定的制度。因此，在目前和未来的国际金融环境下，东亚汇率合作可行的方案恐怕只能是采取单一货币。但是，单一地区货币，要求各国放弃更多的主权，在政治一体化方面达成一定的共识。考虑到亚洲的现实，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是难以实现的。因此东亚货币和汇率合作是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视野规划和实现的。
综上，当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应将讨论和努力的重点放在完善和发展清迈倡议的各种机制，努力建立紧急援助机制和能发挥地区最后贷款人作用的区域稳定机构，同时着手规划和培育亚洲债券市场。当这两方面取得成功之后，并且东亚政治一体化有了一定进展，才是我们进行区域汇率合作的时候。当然，这不排除目前东亚各国就本国采取何种汇率制度问题进行讨论，但这不是东亚区域合作层次上的汇率问题。
为什么中日间FTA是必要的：发挥互补优势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报告了题为“为什么中日间FTA是必要的：发挥互补优势”的论文。他首先从日本国内关于产业空洞化的议论谈起，指出日本对华投资可分为生产成本和出口重视型企业和贸易壁垒回避型企业两大类而后者更容易造成产业空洞化。然后从理论上分析了日本在产业空洞化问题上的误区，最后提出日本和中国应发挥互补优势先行一步缔结FTA的主张。
日本在考虑自身产业空洞化和竞争力等问题的时候越来越多地注意后来居上的中国。后者正以低工资为武器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中日两国在经济发展的阶段上是有很大差别的，两国经济具有极强的互补性。日本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也同时刺激了中国经济，并有助于改进中国经济的弱点。为了充分发挥这种潜在的互补性，中日两国必须通过建立FTA，撤销妨碍贸易发展的规制。促进日中经济一体化，不仅能加速中国的发展，对日本经济起死回生也是一针强心剂。
在日本一直存在这样担忧：日本对华投资的增加有可能带来产业空洞化。本来，市场机制顺利运转的话，企业进出海外能够促进资源配置的效率。 之所以会产生产业空洞化问题，原因可能是国内过度的规制增加了国内生产成本，也可能是贸易对象国设置非关税壁垒导致市场准入障碍。
日本对华投资可分为生产成本和出口重视型企业和贸易壁垒回避型企业两大类。两者差别很大。后者更容易造成产业空洞化。生产成本和出口重视型企业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利用海外有利的生产要素，削减成本，强化出口竞争力，许多日本企业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生产产品再返销日本或者第三国。它既有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又带来了被投资国的受益，是双赢的结局。与之相对，贸易壁垒回避型企业的直接投资是为了回避贸易对手的进口障碍而不得不在当地生产，这样形成的分工体系由于颠倒了投资双方的比较优势，使资源配置产生扭曲，所以是坏的结局。
贸易壁垒回避型企业直接投资的典型例子是日本的汽车厂商在中国的投资。这并不是怀疑中国汽车市场今后的急速成长。然而为了进入中国市场，除了在现地生产外，还可选择从日本出口。只是由于贸易壁垒的存在不得已而在现地生产。
与生产成本/出口重视型直接投资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的“好的” 直接投资相比，贸易壁垒回避型直接投资是“坏的”投资形式，遗憾的是在日本关于空洞化议论中，完全相反的认识恰恰是主流。即他们错误的认为，如果将日本已经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向中国转移，会引起日本工人的失业导致空洞化问题。而将日本目前世界领先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汽车）向中国转移，却被认为是开拓市场的努力而赞成。这种对于直接投资本质的认识误区，使得靠进口限制保护的夕阳产业继续存在，延缓产业升级。日本政府要做的，应该是建立能够保护“好的”直接投资，防止“坏的”直接投资的FTA。日本为了将有竞争力的产业留在国内，避免产业空洞化，也应该尽早与中国缔结FTA 。
近年来，包括日中两国在内的东亚贸易合作势头增强，可是与中国积极的姿态相对，日本总给人踌躇不定的印象。政治上的领导能力，政治体制不同，以及经济上发展势头差异是其中原因。关系到中日的FTA的路线计划应该是以日本－新加坡经济合作协定，日本－东盟，中国－东盟等小的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过渡到ASEAN+3自由贸易协定的形式。但目前仍旧没有一个有关达到最后目标的顺序的理论依据。
根据国际经济学原理，FTA经济效果有正的贸易创出效应和负的贸易替代的效应，相对于竞争关系的两国，有互补性的两国之间更容易获得创出效应而避免替代效应，在他们之间建立FTA是可以获得很大利益的。一般，经济发展阶段越不同的国家互补性越强，在日本的邻国中，中国与日本的互补性最强，是最应该缔结FTA的国家。
日本和新加坡先行签署贸易协定是出于难易程度优先考虑的政治行为，与经济效率理论无关。但是如果根据缔结贸易协定的难易排定缔结顺序，势必最终留下相对困难的贸易对象不能解决，使得广泛的贸易自由化构想夭折。从分工效率角度日中FTA是日本经济上最需要的却是政治上最困难的。一方面，即使不考虑农产品问题，日本国内的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反对日中FTA，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没有比较优势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反对的呼声也会很强烈。此外还有日中人民的长期不信任，历史问题等都是障碍。
希望日中政治家高瞻远瞩，将政治经济分开，努力使日中两个占东亚GDP八成的大国先行一步尽快缔结FTA，其他东盟国家也会积极要求加入其中，从而使整个东亚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
倡导东亚经济圈：日本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
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综合研究所所长谷口诚教授报告了题为“倡导东亚经济圈：日本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的论文。他首先探讨了东亚经济圈经济层面可能性和政治历史方面的障碍，然后分析日本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最后探讨了“东亚经济圈”形成上日本应该做出的贡献。
21世纪初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一个独特现象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以欧盟 (EU)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加速的趋势。可是，东亚在这方面却步伐缓慢。由于常年的经济不景气，日本已经无法独自承担世界经济的一极。而随着中国经济和东亚经济的迅猛发展，日本经济与东亚的联系变得愈加紧密起来。最近虽然日本出台了重视东亚的政策，但是在政治，经济，外交，安全保障方面全方位亲美的原则并没有改变，还不能说已将重心转向东亚。
东亚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庞大，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惊人。据世界银行分析，202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占世界20％。中国为了顺利发展经济，必然加强与身为发达国家又是近邻日本的经济协作。日本的直接投资和先进技术是中国发展必要条件。反观日本，中国优质且廉价的劳动力对日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为激活日本国内低迷的经济，有必要加强中日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加上与韩国的合作，东亚三大国将组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成长的经济体。
随着日中韩FTA的建立，相互间贸易额会增加。并且伴随关税下调，贸易手续简便化，较之从北美，欧洲的贸易，日本从东亚经济圈会获得更大收益。企业为了在全球化的激烈成本竞争中生存，将生产地转移至中国为首的东亚地区将给日本经济带来莫大好处，赋予长期停滞的日本经济复苏的机会，日本有可能由此走向经济复兴的道路。在直接投资方面，在日中韩之间的直接投资水平相当低，日本由于顾及中国的投资环境问题，立法司法问题，使得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尤其少。直接投资是比贸易更加有效的经济活性剂，中日应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中日之间存在历史认识问题，教科书，靖国神社问题等历史遗留问题。东亚各国应参照欧洲的模式，以长期战略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不仅限于经济，在环境问题，人才培养等广泛领域加强合作，以政治家的眼光推进信赖关系。冷战后，美中关系在政治经济方面紧密，日美同盟想要维持，加强安全保障的同时，与日益强大的中国构筑良好关系也势在必行。日本应实行多角外交，赢得东亚和世界各国的信任。
到目前为止，日本在OECD等场合一直致力于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反对区域主义。然而OECD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几乎全是EU或NAFTA成员，因此日本也慢慢转变立场。90年代末期日本开始讨论与东亚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可行性。2002年11月30日日本与新加坡签订排除农业的FTA。与韩国的谈判却举步维艰。对于中国韩国以及东亚的经济一体化呼声，日本表示欢迎但是动作迟缓。2002年日本为应对中国与东盟的进展，在日本－东盟领导会议上仓促提出“日本、东盟经济合作联合宣言”，但是内容过于抽象,实施有难度。日本谋求的是与东盟各国双边层面的经济合作，而不是多边自由贸易。值得注意的是在双边经济合作中日本最敏感的农业问题上日本很难让步。最近，对于中国提出的双边自由贸易区计划，日本反应也相当冷淡。
日本态度暧昧的理由：1）日本一直有脱亚入欧的梦想，没有理由以东亚为轴心制定政策。2）顾虑美国是日本迟迟不进行东亚经济一体化实质操作的大背景。3）日本对东亚一体化态度不积极的最大国内政治经济问题是农业问题。在日美安保条约下的日本，安全保障方面不可否认自主性欠缺，但是日本在经济上不应过分顾虑美国，应该更广泛地与各国合作。作为世界第一债权国日本应充满自信地为东亚经济圈的形成而努力。中国独自无法建立健全的经济圈，日韩的加入必不可少。这也是担心中国独自主导东亚经济圈的东盟所希望的。美国也顾虑中国独主导东东亚经济圈，成为超级大国，要求日本牵制。因此在东亚经济圈形成上日本不必顾虑美国而迟迟不愿出头。
东亚经济圈的成立，不仅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在粮食供给安全，环境，能源，货币金融等广泛的领域存在协力的可能，这些也是日本能够做出很大贡献的领域。日本具体的贡献：1）环境保护方面：随着工业化，中国环境污染严重而且危及日本韩国等近邻，在环境领域，中国，日本，韩国，台湾需要进行合作，形成信赖关系。这是东亚经济圈形成的基础之一。日本拥有世界领先的治理技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2）能源的供给保障：东亚将成为世界最大石油纯进口区域，有引发石油价格恶性竞争的危险。日本可以利用经验和技术，对东亚地区能源安全和供给保障做出贡献，还将努力与新能源供给基地－中亚各国促进合作，发展和东盟的良好关系，保证石油航线的通畅。3）东亚债券市场和东亚货币圈的培育：东亚货币危机以来，东亚开始摆脱货币与美元挂钩的体制。新宫泽构想中的互惠信贷政策进展顺利，最近泰国提出东亚“债券市场”构想，根据该构想将来亚洲债券的发行不以美元，而是以亚洲各国货币或共同篮子货币计价，为东亚货币圈打下基础。日本应该积极推进这一政策，结合外汇储备丰富的中韩，为最终创建类似欧元的亚元做出贡献。
（整理人：施建淮，刘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