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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体制改革方略:中国证券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理论研讨

  北大论剑金融改革前路何方
  近来,关于中国银行体制改革的讨论急剧升温,而关于是否要分拆央行成立专司银行监管的“银监会”,成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焦点。1月18日,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证券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二层如期举行。笔者有幸适逢其会,聆听了一批知名经济(金融)学家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真知灼见,特将研讨会期间有关中国银行体制改革的一些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发展民营银行能否解决中国银行体制的主要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吴晓灵副行长在主题发言中指出,近来在理论界和银行界关于民营银行发展问题有很热烈的讨论,很多人认为,中国银行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大力发展民营银行,以解决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以民间资本为主兴办的银行称作民营银行的话,那么,过去的实践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民营银行可以很好地解决对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举例来说,1994年我国就有5000多家以民间资本为背景的城市信用社,但这些城市信用社的发展并没有对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起到太大的作用(其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只占其全部贷款的8%———笔者注),并且还产生了很多问题。为了提高这些民营银行的信誉,国家不得不注资25%-30%,并把他们改造成城市商业银行。再举例来说,中国民生银行是由纯民间资本组建的银行,但统计资料表明,民生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并不多,反而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响应国家的号召对民营企业进行了不断增长的信贷投放。
  综合起来看,吴晓灵副行长总结说,由于经营环境的不同,我们并不能期望单纯的所有制的改变就能改变民营银行的行为,我们需要研究的是,除了产权之外,还有哪些改革是必须配套进行的,以真正改变银行的经营行为,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她进而反问道,大家都说中国的银行体系不合理,但正是这样一个体系支撑了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增长,这就暗示,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在我们的银行体系中,哪些是必须要改的,哪些是必须保留的?根据笔者的理解,吴行长的言下之意是,银行的产权改革以及民营银行的发展虽然是重要的,但笼统地把国有银行私有化、一味地强调发展民营银行,并不一定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因此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因地制宜,照搬国外经验可能是有害的。
  然而,在关于中国银行改革的小组讨论中,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易纲教授和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教授则从不同的侧面强调了中国发展民营银行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易纲教授指出,民营企业希望进入金融领域一般有三点理由,一是搭建金融平台,使
  其关联企业更容易地获得发展资金;二是做战略投资,以期在未来套现;三是介入金融行业,提供金融服务。对于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第三种想法,我们要积极地支持,对于第一种想法要坚决予以防止。为此,首先必须确立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并重的原则,只要我们给国内投资者以长期稳定的预期,城市信用社发展中的一些不规范行为就可以大大减少,民营银行就能较好地发展起来;其次发展民营银行在立法和监管上要有主导性设计,特别要注意限制民营银行向关联企业贷款,以防止金融风险的集聚;第三要加强监管,规范民营银行经营行为。
  汤敏教授认为,金融改革是中国下一步最重要的改革,考虑到金融业的特点,改革步伐过快、过慢都会出问题,因此必须谨慎从事。对于民营银行的发展,他的观点是首先要加快试点的步伐,在试点时政策上要有突破,以寻找多样性的发展模式;其次试点要有一个时间性的概念,最少要有3-5年,之后再考虑推广,大规模推广不能急,要大胆试点、谨慎推广;第三,要在准入、退出、监管、利率政策等方面认真设计,要规则先行,坚决防止通过民营银行“圈钱”和股东贷款。
  对上述学者的观点,笔者的评论是,为了在WTO背景下增强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民营银行的发展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以营造一个竞争性的经营环境,促进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和经营绩效;但是寄希望于民营银行的发展可以解决所谓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恐怕是不现实的,在缺乏政府信誉的前提下,民营银行的资金动员就是一个问题,更不用说在利率缺乏市场化的情况下的资金配置了,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相同的资本性质可以使民营银行天然地会有动力去满足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讲信誉(在相同的赖账风险下,有理由相信民营企业更愿意赖账)。因此,笔者赞成民营银行大胆试点、谨慎推广的思路,实践会告诉我们,淮桔是否会成枳。

  分拆央行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吗?
  如前文所述,是否分拆央行成立“银监会”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焦点。从目前来看,似乎支持央行分拆、成立银监会的观点已占了上风,传闻中将出任银监会主席的热门人选甚至也已浮出水面。赞成成立银监会的学者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和金融监管职能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当单个银行或整个银行体系出现流动性困难时,央行以最后贷款人身份提供流动性支持,容易造成道德风
  险,也难以避免通货膨胀效应,而这一切与央行稳定货币的出发点并不相符;另一方面,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职能的行使都牵涉到大量具体、繁重的工作,把二者放在一起也难免分散精力。
  在关于中国银行改革的小组讨论中,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教授并没有直接
  对此做出正面的回答。他指出,从他的研究和观察来看,在全球范围内,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是分开行使还是结合在一起,并没有一个最优的模式。从实践上看,发达国家分开的较多,发展中国家结合在一起的较多。从发达国家来看,英国和日本是典型的分开模式,而美国则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介绍说,赞成分开的学者认为央行这两个职能结合在一起容易造成道德风险,而反对分开的学者则强调,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作用于经济的过程牵涉到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二者密不可分,结合在一起可以减少协调成本,提高货币政策效率。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不能先验地认为,分拆央行一定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香港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陆炎辉教授对此语焉不祥,他只是简单提及,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效果。
  笔者认为,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混业经营程度来看,考虑到商业银行改革的紧迫性和工作的复杂性,似乎分拆央行、成立专司银行监管的银监会是合适的,这样可以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至于银监会是完全独立于央行,还是相对独立于央行,则是可以研究的。为了推进当前的银行改革,防范因对内对外开放带来的金融风险,似乎先分开,再逐步建立协调融合机制为好。

  货币政策可否调控金融市场价格
  香港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陆炎辉教授在他的主题发言中重点阐述了货币政策的目标及其与金融市场的关系。他指出,一般认为货币政策目标主要在于稳定物价,减小产出的波动,它并不调控金融市场的价格。如果金融市场有效的话,那么金融市场的价格波动是不必大惊小怪的,因为它无非是基础性因素的变化在金融资产价格上的反映。但由于监管的不完善,由于投资者的非理性等心理因素的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就会发生与基础性因素变化不完全一致的波动,这进而会通过所谓的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影响实体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货币政策应对金融市场价格进行调控呢?陆教授认为,货币政策对金融资产价格的调控非常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无法确定泡沫的大小和来源,也缺乏有效的工具进行操作。不过,如果货币政策可以使经济不出现大的通胀,也没有通缩,那么这对金融市场的价格稳定也是有利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教授也认为货币政策是否可以调控资产价格,还是理论上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香港大学金融学院张俊喜教授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大大提高,但也面临严峻的考验,比如它对资产价格的波动、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就缺乏调控能力。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未来取向,他指出,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平均利率水平已处于亚洲区利率水平的低区段,货币政策作用空间有限;并且消费者价格指数2002年累计下降了0.8%,存在轻度通货紧缩;银行存贷差持续扩大,已高达4万亿人民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固定汇率,且人民币有升值压力;这就使得货币政策传导的利率、汇率和银行信用等渠道都存在障碍,因此,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是难以取得成效的。进而,他认为,中国未来的货币政策无须转向积极,坚持目前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组合方为上策。
  笔者认为,张俊喜教授正确地指出了中国货币政策效率低下的症结在于传导机制不畅,但造成传导机制不畅的根源除了银行体系的原因(表现为中小企业贷款难)外,主要在于市场消费低迷,以及由此导致的民间投资不旺。试想,如果投资者看不到具有市场消费支撑的投资项目,他又怎能贸然去借贷扩大投资呢?而导致消费低迷的主要原因则是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放慢,以及由于失业率上升、收入差距过大等因素导致的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寄希望通过降息等积极货币政策来拉动内需是难以奏效的,必须从治本出发,实行投资和消费的双拉动。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科研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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