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韬（康奈尔大学硕士研究生）
央行研究局最近成了新闻关键词，先是德银首席经济学家马俊被调任央行研究局，又有消息称离开央行多年的经济学家、广州金融学院院长陆磊即将担任研究局局长。两位体制外经济学家被央行委以重任，虽不是什么爆炸性新闻，却至少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号，我国货币政策的决策体系，日渐向体制外的智力资源打开大门。中国经济运行日益复杂，宏观经济管理难度不断增加，货币政策制定对政策研究水平提出更高要求，这是大势所趋。
经济政策制定与学术研究向来不能分家。这一点在美联储体现的更为明显，整个联储系统内，学术研究与政策决策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方面学术研究为决策提供支持，而另一方面，政策实践也反向激发出新的理论成果。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体现出美国“政学结合”的独特制度环境。
虽然人们习惯将美联储当作美国的央行，与人民银行不作区分，但实际上二者在组织属性和运作方式上有很大的区别。美联储并非一个从中央延伸到地方的层级行政机构，而是相对较为松散的区域银行联盟体系。按照《联邦储备法案》的规定，美联储的决策独立于美国联邦政府，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有较大的独立性。我们通常所谓的美联储，是指联邦储备局，而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由12个区域性银行组成，这些区域性银行都是由商业银行作为股东，近似于一个地方性的非营利性组织。
地方储备银行和联邦储备局在组织属性上不同，无直接隶属关系，但是有一点却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整个美联储系统，都与经济政策研究和经济学术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体现在多个方面。
最重要的体现是，无论是地方银行还是联邦储备局，都养着一大批从事研究工作的经济学家。以华盛顿联储联储局为例，其网上公开的研究和统计部门有130多名经济学家，算上分布在其他部门的经济学家，总人数达到300多人。虽然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更具政策导向，但实际上广泛涉及到经济学理论层面的探讨，与大学之中的经济学研究无异。其研究成果首先会以工作论文形式对外发布，另一大部分则会同时投在美国主流的学术期刊上。许多文章不乏创新，亦被广泛引用。
与美联储类似，12个区域性联储银行也都设有不同规模的研究团队。纽约联储最大，达到70人左右。波士顿储备行的研究团队则大约有21位经济学家，外加其他各个部门的研究人员，大约有40人左右。其他银行的研究团队规模如下图所示。
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金融体系监管机构，联邦储备局需要大批政策研究者是很好理解的，但区域性的储备银行为什么也要养这么多经济学家呢？既然有这么多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将他们都聚在华盛顿美联储总部呢？那里启不是更需要他们么？
其实不然，无论是区域联储银行在自身辖区内的工作需要，还是区域联盟主席参与美联储公开市场会议决策，都需要高效准确的研究工作提供支持。
决定美国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是联储总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FOMC由12名成员组成，除7名联邦储备理事会成员外，剩下5个席位留给各区域联储主席。纽约联储主席地位较高，在FOMC自动获得席位，任期与理事会成员一样，剩余的四个席位由其余纽约以外的11个区域联储主席则轮值担任，任期为一年。FOMC每年召开8次会议，基于经济形势实施货币政策。对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轮值的区域联储主席的态度至关重要。因此，区域联储的经济学家们所从事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向本银行的主席进行报告，提供对于目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和政策建议。现代经济活动异常复杂，货币政策松紧，利率提高或降低多少幅度，公开市场操作规模何时减少，没有扎实的理论预测和分析，这些问题是回答不了的。
在这种机制下，各区域联储研究人员的规模也部分地反映出其在整个联储系统中的地位和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力。纽约联储地位高，其主席常驻FOMC，这当然是纽约联储具有庞大研究团队的原因之一。
美联储系统独特的货币政策形成机制，决定了研究机构在各个区域银行必不可少。这背后是一种通过信息多元化而分散决策失误风险的制度设计哲学，FOMC的的成员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基于各自的分析，不同的学术背景，自然形成不同的政策意见。不同成员间的异议虽部分地牺牲了决策效率，却保证了政策的相对正确。
研究团队对区域的联储银行必不可缺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点，那就是经济政策研究对区域联储自身的工作相关。如上文所说，联储区域银行带有社区性非营利组织的属性，在推动辖区内的公共利益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辖区内银行机构的行业协会，区域联储还承担着区域内的金融监管职能。有效的金融监管对于研究工作的要求，自然不必多说。
从更广大的方面看，区域联储银行与主流经济学界的互动十分深入。一些区域联储银行与临近的知名大学关系十分密切，明尼安那波利斯联储就是最好的例子，其现任主席Narayana Kocherlakota此前就是明尼苏大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该校的经济学系是美国经济学界的重镇。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这里都是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理论的主要阵地，早期引领这一理论革命的经济学家包括Thomas Sargent、Christopher A. Sims和Neil Wallace，这三位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曾在七十年代任教于该校。而将理性预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位诺奖经济学家Edward C. Prescott，也曾在此处任教多年。截至目前，他仍然担任明尼安纳波利斯联储的高级顾问。若是说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系与明城联储的研究部门“两套班子，一套人马“，倒也不算太过分，这一个例子是学术与政策联姻的绝佳案例。
不过略显讽刺的是，就在去年年底，身为联储主席和经济系主任的Kocherlakota解聘了两位在联储任职的著名经济学家同事Patrick Kehoe 和 McGrattan，在整个美国经济学界引起争议。被解雇的两人都是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广受尊敬的经济学家。这一举动被外界解读为是Kocherlakota不能容忍异见的结果。不过若按照他所在联储和大学的学术传统，真正的异见者或许是Kocherlakota自己。 目前他正好位列FOMC成员之列，是低利率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而被他开开除的两位经济学家则恰恰是理性预期传统的追随者，二人在此前的论文中批评了长期的低利率政策，认为其在提升就业方面无济于事。这段风波，为美联储特色的学术与政策的紧密互动做了个有趣的注脚。从种种事实看，区域联储银行似乎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公共政策机构或是行业协会，俨然成了一个一脉相承的学术共同体了。
除此之外，地方联储在整合学术资源、促进经济学研究方面也积极有为。比如，大多区域联储银行与本地大学合作开展经济学教育，举办学术比赛、提供访问学者机会，扮演着学术机构的角色。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圣特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圣特路易斯分行所主办的IDEAS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学文献和学者资料库。数据库对最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进行更新，还有所有经济学家的个人资料等等。IDEAS基于文献引用所发布的经济学研究者排名成为评价世界经济学家们最为权威的榜单。国内的邹衡甫教授之所以宣称自己是国内最好的经济学家，恰是根据这份榜单。
综合上述种种分析不难看出，研究在美联储整个决策体系中居于十分中心的地位。据笔者的估计，在整个美联储系统，至少有600多位经济学家在从事不同形式的研究工作。如此规模庞大的研究团队，成为整个美国金融决策体系的中心力量。不仅为联储系统的种种决策提供了扎实的支持，也将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实现有效的对接。此外，各个区域联储银行还成为带有社区公益性质的学术机构，与学术教育实现了良性的互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国内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借鉴和学习的。
截至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形成体系和其他很多政策体制一样，仍然是一个封闭的黑箱，在决策科学性和程序合理性方面都有不足。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央行体系中正在形成受过良好经济学训练、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团队，但是很难想象，目前的决策过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些研究成果有所考虑。在一个长期依赖官员个人判断和偏好进行决策的中国体制下，如何从根本上在整个体制内形成科学决策的习惯，建立起民主决策的机制，进而推动政策研究和学术双向促进的互动关系，是紧迫而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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