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增选工作实施细则》等规定，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学部委员增选工作。经提名、评审、公示和院外学术评鉴，最后由学部委员大会选举产生12名学部委员。经院党组批准，现予公布。

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增选学部委员名单（按姓名笔划排序）

冯　时　邢广程　刘跃进　孙宪忠　张宇燕　陈众议

陈星灿　陈　甦　赵汀阳　彭　卫　谢伏瞻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8年9月1日

从名单上看，有三位学者来自经管领域，让我们一起了解他们的故事。

（按姓名笔划排序）

2018中国社科院新增选学部委员张宇燕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会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员。他于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获得经济学学士；此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经济学硕士学位及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担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长期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领域研究，著有《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全球化与中国发展》《国际经济政治学》《键盘上的经济学》等。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增选学部委员。

人物小传

张宇燕：探索“李约瑟问题”，聚焦“中国主张”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一问题影响了许多中国学者的学术路径，张宇燕亦不例外。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张宇燕就开始思考：从18世纪开始，为何西方世界经济突飞猛进，但同时期中国的经济则增长缓慢？

探索“李约瑟问题”

带着对“李约瑟问题”的思考，张宇燕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1991年底，张宇燕将论文修改成书，书名为《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全书用八个章节探讨了一个宏大的问题：国家因何兴衰。在该书中，张宇燕给出了自己对“李约瑟问题”的解答：“就国家兴衰而言，唯有制度在起作用，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人类行为以及什么样的经济结果。”这本书的出版，让张宇燕成为国内第一批深入研究“李约瑟问题”的学者。此后多年，该书内容被广为引用。

对李约瑟问题的探索，也决定了张宇燕此后的研究方向。“中国曾长期处于人类文明顶峰，但工业革命后走了下坡路。到了近期，中国又开始民族复兴，进入历史上升期。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这需要解释。”2017年，《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重版，张宇燕在跋尾中写道：“我过去10年来的研究重点之一，即18世纪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东方世界的停滞，追根溯源，就是这篇博士论文开篇便提到的所谓‘李约瑟问题’的后续研究。”

近年来，张宇燕的研究重点侧重于用经济学理论研究国际关系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依然与他早期的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大国博弈，决定博弈结果的基础是国家经济实力，而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又涉及制度选择等问题。”张宇燕说。

张宇燕希望能够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作出一些理论贡献，“能不能建立起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来研究形形色色的国际问题？能不能提出一些可供检验的理论命题？”

在张宇燕看来，博弈论可以作为分析国际问题的思维逻辑。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诉求，最后要达成一致，就涉及偏好合成问题和集体行动问题。“在多边场合，各国都在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讨价还价，同时各国也都明白，没有别国的合作自身利益也难以实现。这一现实为我们构建理论框架、促进共识形成、确立全球治理规则奠定了基础。”张宇燕说。

聚焦“中国主张”

近年来，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系列有关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引发了全球关注，这顺理成章地成为张宇燕的一个研究重点。

“‘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当前最关注的题目。‘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手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张宇燕说。

张宇燕认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阐述和践行这些“中国主张”过程中有大量的工作可做。“‘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价值是什么？怎样推进？风险在哪里？面对一些对‘一带一路’的误解甚至恶意曲解，我们应该如何晓以大义，怎么讲好自己的故事？这些都是我们学者要做的工作。”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张宇燕对如何认识中国的影响力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体现在物质层面、全球治理层面、货币层面和发展道路层面等四个方面”。

张宇燕认为，所谓的物质层面包括资源、基础设施、制造能力、科技等。在物质方面中国崛起的速度很快，对世界的影响非常显著。“比如中国向世界出口了很多商品，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一些国家针对我国屡屡实施贸易保护政策，这既出于偏见和短见，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些国家感受到了中国崛起的影响。”张宇燕说，一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能购买多少商品与服务。

规则制定是决定国际竞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宇燕乐意引用与博尔特赛跑来说明规则的重要性。“在现行规则下，一位理科大学生与牙买加飞人博尔特百米赛跑必输无疑。但如果规则改为在跑完50米后做两道数学题，裁判确认答对后继续跑，那么输的就很可能是博尔特。”张宇燕表示，以往的全球治理规则许多都是非中性的，也就是说对一些国家有利会对另一些国家不那么有利甚至有害。“国际规则是国家之间博弈的结果，最终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总体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了战后国际秩序并成为这一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改革开放后中国从适应规则到支持和维护规则，再到改进规则和完善规则，一直努力使其朝着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得到了多数国家的支持和响应。”

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影响，在张宇燕眼中举足轻重。他认为，美国凭借美元取得了货币霸权，可以少生产多消费，享受金额巨大的国际铸币税。一张100美元的纸币，其生产成本为6美分。美国“用一张特殊设计的纸，实现了全球消费，同时美国的金融危机也会迅速地危及世界”。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元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成为了国际储备货币。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和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交易、结算和储备中地位的持续上升，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趋势定会不断增强。

“第四个方面的影响力表现为价值理念，或者说是发展道路。中国强大了、成功了，很多国外人士开始讨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我们对道路的自信以及道德感召力，都体现了中国日益增强的软实力。”张宇燕说，“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曾经提出过‘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是人类发展的重点和唯一方式。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的成绩证明了这一学说是错误的，通向繁荣与稳定不只有西方民主这一种方式。去年6月份，在非盟总部举行的中非减贫发展高端对话会上，几十个国家的代表人手一本《摆脱贫困》。非洲国家学习借鉴中国的减贫做法和经验，这就是中国道路影响力的体现”。

学以致用方得始终

在课堂上张宇燕经常这样告诫他的学生，我们日常的学习和思考需要有一个基本出发点或价值基础，那就是要思考和心系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安危与福祉。相对于个人层面的“义”而言，这是一种大“义”。作为个人，我们做人的底线是不能让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糟；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绵薄之力。

从“李约瑟问题”到当代的“中国主张”和“中国影响”，张宇燕的研究一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国家情怀。作为一位在国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他又是如何做到将自己的研究学以致用？

在张宇燕看来，要做到学以致用，首先要学，学是基础。所谓的学，包括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愿望等，有了学作为基础，才有可能去解决现实问题。

“国际问题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其中特别突出的特点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应用性成果，其‘使用者’或‘需求者’主要是政策制定者。要让自己的研究有价值，就必须以问题为导向。要找到‘真’问题或有意义的问题，一个恰当的出发点是要站在政府立场，解决现实问题。”张宇燕说。

“站在政府立场，解决现实问题”这个被一些人视为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张宇燕看来不无道理。“我们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就是要想党和国家之所想，急党和国家之所急。只有这样，学和用才能互相推进。回顾一下思想史我们就会发现，理论的进步大都与人们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息息相关。”当今世界面临的三大挑战，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如何弥合这三大赤字，如何成功应对这些挑战，便是我们这些国际问题研究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

思国之强盛民之富安者集大义。张宇燕的研究，重心始终于此。

（本篇人物稿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徐惠喜 袁 勇 原标题：张宇燕：心系国之强盛民之富安）

2018中国社科院新增选学部委员 谢伏瞻

谢伏瞻，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1991年、2001年分别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6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特殊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先后主持和共同主持了《东亚金融危机跟踪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政策研究》、《经济全球化与政府作用的研究》、《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问题研究》和《不动产税制改革研究》等重大课题研究。

人物小传

谢伏瞻：执掌社科院的经济学家

与上一任社科院院长王伟光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基本理论不同，这一次，国家智库迎来了一位经济学家“掌门人”。

业内评价他“温和、低调”，“在政策研究和政策判断方面头脑很冷静”；“分寸感比较好，不走极端。对各种政策、各种看法的分析综合能力比较强”。3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官方网站消息，谢伏瞻已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而此前一天，谢伏瞻刚卸任河南省委书记一职。

从智库回归智库，谢伏瞻走了32年，其间他主政地方大省河南，两度获经济学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两进两出国务院核心智囊机构，曾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谢伏瞻出任社科院第七任院长，在业内人士看来恰到好处。

一方面，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温，金融风险加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列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的大背景下，一个懂经济、金融的院长能率领社科院更好地为中国经济转型出谋划策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曾主政全国人口大省的谢伏瞻更贴近民情，理论不会脱离实际。

两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

第一财经记者从业内了解，生于1954年8月，现年63岁的谢伏瞻尽管第一专业是自动化，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自动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早期还在人民日报社技术处担任过干部。

但随后的学术生涯使得谢伏瞻在经济学积累了极为深厚的功底。1986年9月，谢伏瞻来到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中心），担任预测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开启了与经济的不解之缘。5年后，他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

谢伏瞻主要发表的著述都集中在经济方面。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区域发展战略和企业改革等，曾先后主持（或共同主持）了《东亚金融危机跟踪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政策研究》、《经济全球化与政府作用的研究》、《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等重大课题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谢伏瞻在学术界、理论界造诣颇深，是当之无愧的著名经济学专家，于1991年和2001年两度获得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而在海外访问学者的经历，又让谢伏瞻成为一名善于英语交流的国际范儿人才。官方资料显示，谢伏瞻曾做过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及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

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谢伏瞻曾参加了世界银行援助的“中国产业政策研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的“经济发展政策与规划的综合研究”、亚洲开发银行技术援助的“中国地区发展战略研究”，以及多项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委软科学项目的研究项目。

才思敏捷、侃侃而谈，但不失低调与谦和。2007年11月，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谢伏瞻曾发表演讲“盘点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两难”，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公开演讲。谢伏瞻指出，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存在的两难选择，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矛盾所在，国际收支失衡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和根本原因。

此时，谢伏瞻除了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同时还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在中国货币政策制定和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期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还包括周小川、吴晓灵、刘明康、尚福林、郭树清等。

谢伏瞻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要完善汇率的形成机制，并加大汇率波动的弹性”。这些观点即便放在10年后的今天来看，当中美贸易战逐步升温，中国如何应对由贸易战引发的资本市场波动、汇率市场波动，“修炼自身内功”的观点依旧具有极强的指导性。

“首席”智囊的回归

谢伏瞻经常被认为“温和、低调”，“在政策研究和政策判断方面头脑很冷静”；“分寸感比较好，不走极端。对各种政策、各种看法的分析综合能力比较强”。

“两进两出”国务院核心智囊机构智库的经历为谢伏瞻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奠定了基础。1993年8月至2006年10月，谢伏瞻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工作13年，历任国研中心办公厅主任、国研中心副主任等职。2008年5月至2013年3月，谢伏瞻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近5年，担任主任一职。从国研中心到国务院研究室期间近两年时间，也就是2006年10月至2008年5月，谢伏瞻出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谢伏瞻担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的近5年间，参加了十七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文件和“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起草工作，并组织起草了2009年至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全国两会闭幕后，中国政府网就曾刊发文章《国研室主任谢伏瞻解读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除了理论研究，早在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之前接受的一次采访时，谢伏瞻就表达了对“务实”工作的渴望。2006年4月28日，在北京大学百年礼堂举行的2005年度“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评选”颁奖典礼上，凤凰卫视主持人胡一虎提问谢伏瞻，如果可以选择，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谢伏瞻说：“在我充满选择渴望的时代，我们缺少选择的机会。当现在充满选择机会的时候，又渴望下降。如果让我做出选择的话，我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是做政策研究，务虚。如果今后有选择的机会，可以选择务实，最后能够成为一个最受尊敬的企业家。”

与谢伏瞻曾任职的国研中心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是重要的智囊机构。中国社科院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基础上正式组建，目前设有六大学部：文哲学部、历史学部、经济学部、社会政法学部、国际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将中国社会科学院称为“国家级综合性高端智库”，其发展目标是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知名智库。

业内人士指出，谢伏瞻掌舵“社科院”如鱼得水，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温、金融风险加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列为三大攻坚战之一的大背景下，以谢伏瞻的实践与理论背景，将带领社科院更好地为中国经济转型出谋划策提供理论支撑。

（本篇人物稿节选自第一财经“谢伏瞻：执掌社科院的经济学家”；作者：宋易康）

2018中国社科院新增选学部委员 潘家华

潘家华，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联合国开发计划开北京代表处高级项目官员、能源与环吮顾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社会经济评估工作组高级经济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晚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土地与资源经济学、世界经济、能源与气候政策等。主持了多项国际合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支撑;973项目、院重大、国家部委和地方省市委托研究项目28项，撰写和主编学术专著8部，在《科学》、《自然》、《牛津经济政策评论》等国际和《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研究》等国内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译)著300余篇(章、部)。

人物小传

潘家华:“碳”性人生

核心提示

当气候讨论越来越与百姓生活相关，当气候谈判越来越政治化，潘家华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频频出招，为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争取碳公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的言论和姿态，不仅代表着学者的智慧与良心，更代表着中国的妥协与坚持。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在2010年10月“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上，德国、日本、印度明确表示支持潘家华所提出的“碳预算”思路框架。这被潘家华列为这一年度最高兴的事情之一。

2010年2月23日晚，潘家华出现在了《新闻联播》中，潘家华向大家讲解有关实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问题。

10个月后，埋在资料堆中的潘家华不停地接着各种电话，几乎都与“碳”有关。这位中国气候变化领域的顶级专家最终不得不关机，才使采访进行下去。

不少电话冲着坎昆而来。与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舌战群儒不同，潘家华因时间关系并未出席在墨西哥小城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但在去年10月，他出席了在天津举行的“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并主持了“碳预算方案与碳公平”边会。国际普遍认为，在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对2010年的谈判作出安排，导致气候谈判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天津谈判为坎昆会议的成功举办创造了良好条件。

为发展中国家发言

2008年，在波兹南气候变化会议中，潘家华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基于“碳公平”原则的构建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碳预算”方案。外交部曾作过一个统计，大会期间国际主流媒体上出现次数最多的中国人名字便是潘家华。

根据该方案，1900至2050年间全球碳预算大约为年人均2.33吨，排放量超出预算的发达国家，以支付转移和累进碳税等方式交换发展中国家排放额度的盈余。同时，方案中提出的保障基本生存需求、累进碳税、存量流量等重要元素对打破国际气候谈判僵局，建立公平合理秩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前，国际上已经提出了许多方案，但多数提出者为发达国家学者，难以兼顾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未从根本上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根本利益。

其实，潘家华在国外的名气比在国内大得多。他曾任联合国能源与环境顾问，并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任职，当年他曾提出：碳的排放权中的基本需求属于人权，不可转让。一经提出，迅速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美国州长议员组成的访华团曾点名要见潘家华，请其介绍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情况。

作为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和数次谈判的中方成员，潘家华在国际上奔走疾呼，介绍解决方案，解释中国政策立场。中国社科院规定，所长一年中出国时间不能超过30天，但潘家华是唯一特例，一年有三个月的时间都在国外。

若干年前，潘家华就开始为争取中国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作努力。 2001年，他婉拒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工作组留任他为资深经济学家的邀请，谢绝数家外资机构的百万年薪毅然回国。

一年之后，在潘家华的努力下，首个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注册的中国学术研究性NGO组织成立，并前后4次参与缔约方会议，推出研究成果，宣传中国低碳政策和行动。

这位剑桥大学环境经济学博士深知，若不进入发达国家的话语体系，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即便再合情合理，也很难令西方接受。在他看来，唯一的办法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在一次“碳的捕获与埋存”的国际会议上，发达国家明确提出，此项目技术成熟，经济上可行，并要求把其写入最终的协议文本中，而发展中国家均表示反对。到潘家华发言时，他让与会代表翻开此项目的评估报告，逐字逐句念道：这个技术还在研发之中，存在着成本高和不确定的风险。还未读完，全场掌声四起。

熟悉潘家华的人都知道，他口才极佳，语速甚快，采访过他的记者均感叹，他的话“信息量大”，而他那口略带荆鄂音调的英语也颇有气场。在与他相识多年的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负责人张建宇眼中，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即便争论问题也饱含激情。

潘家华在国际会议上总喜欢用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举例：当人饥饿时第一个面包的福利最大，随后逐个递减，尽管面包的价格一样，但后面的面包就没有价值。美国人均碳的排放量为20吨，目前已处于“吃饱”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连生存问题都没解决。“印度人均是1.3吨碳，如果每个国家排放标准都减排一吨的话，印度只剩下0.3吨，还怎么生存呢？”潘家华想要以此证明，发达国家在碳排放上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事实上，在潘家华看来，“碳预算方案”也并不是一个特别优惠中国的方案。中国近些年经济快速发展，目前人均年碳预算已经超过了2.33吨的平均水平，今后可能进一步增加。但据估算，中国历史和未来的碳预算几乎刚好平衡，既没有多余的出让给发达国家，又不需要向其他国家购买额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松口气。站在未来的角度，中国依然必须倡导低碳经济，否则碳预算肯定不够。潘家华的建议很简单：节流——从生产上降低能耗，提高能源效率；开源——大力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零碳能源；还有，最重要是从消费着手，不能引导高浪费的消费方式。

潘家华痛恨广告里动辄号称“尊贵”、“奢华”。他说：“中国人要有全球意识、环境意识、气候意识，如果大家都奢侈浪费的话，再来5个地球也不够用啊！”

潘家华总结说，他的“碳预算方案”是基于两个公理——人的基本需求有限而欲望无限，这就要求满足基本需求而遏制奢侈浪费；地球资源的刚性约束又决定了人的基本需求要用社会正义的方式解决，而奢侈浪费则要用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调节。

低碳之路应“高歌”但绝不能“猛进”

“他在国际交流和政府关系方面能力强。思想活跃，还有几分书生气。虽然不穷，但依然比较简朴。”正在坎昆参加会议的人大教授邹骥如此评论老友。

但工作已改变了他的生活。潘家华的爱好从爬山到游泳，最后被迫改为散步。如今连散步的空闲也没有了，晚睡早起的作息表使他要靠浓茶提神。潘家华说，现在很少有时间锻炼，全靠年轻时打下的好底子。

鲜有人知潘家华是行伍出身。他曾是名身体素质过硬的武警战士，多项军事训练名列第一。年过半百之时，潘家华在布鲁塞尔参加中美欧三边论坛，他的存有敏感数据的笔记本电脑被抢，他竟狂追不舍，硬生生地从歹徒手中夺了回来。

潘家华由武警战士变成气候谈判专家的30年中，中国也经历了30年的高碳发展。之后，“低碳经济”一夜间成了人人皆知的流行词语。但低碳经济学家潘家华却没有高兴起来。他正在从一个理论研究者，向解释者和批判者转变，试图改变人们对低碳的误解，批判“伪低碳”行为。

比如，为完成节能减排指标，河北安平县规定，从2010年9月3日起，企事业单位、公共设施及普通百姓，每隔两天停电22小时。潘家华连用3个“荒谬”批评此政策。他分析说，断电降低了社会福利；一些不能断电的医院、企业只能购买发电机发电，发电机的发电效率远远低于电网的发电效率，造成了资源浪费；最重要的是，简单限电对于节能减排提高能效的目标没有任何帮助。

他还认为，利用财政对电动汽车进行补贴的政策也属“荒谬”。“纳税人的钱，为什么要补贴消费者？”在潘家华看来，电动车是一个尚处于研发阶段的新经济产品，国家其实更应该将补贴直接投入到研发部门，而不是简单地用补贴政策将产品推向市场。

“中国的低碳之路目前可以‘高歌’，但绝不能‘猛进’”。潘家华解释说，低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要警惕西方发达国家设下气候问题陷阱，中国只能通过发展来达到低碳化。

普通人往往很难理解诸如气候谈判及碳排放权的意义。潘家华的解释很直白：碳排放就是生存权的体现，争取碳排放的基本需求，就是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权。

潘家华和他的研究团队的努力没有白费。“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上，德国、日本、印度明确表示支持潘家华所提出的“碳预算”思路框架。这被潘家华列为当年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另一件让他开心的事是，他面对面地说服了马尔代夫总统接受“碳预算”方案。

但这位充满激情的学者仍担忧未来。按照现在的消费速度，我国的石油储量只能维持11年，煤炭也只够使用41年。在他看来，碳的总量降低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碳的生产力。“当一吨碳创造的价值从1万元变成1.2万元时，就说明碳的利用率提高了，这也是低碳。”潘家华说。

本篇人物稿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子倩

由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综合整理，资料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中国新闻周刊、第一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