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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应该如何成功?

  在阅读出身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师们的作品中,我时常有一些莫名的亲切感和隐秘的痛感,及至快感,比如米兰·昆德拉的《玩笑》,又如《波兰斯基回忆录》。虽然书中描述的异国他乡及其历史事件都与自己相去甚远,但书中许多情境和对人的命运的困惑与反思,却又让人感同身受。
  作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的集大成者,科尔奈这本《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不但又给我了那些如约而至的感受,而且不经意间解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经济学家应该如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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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肯定不是什么“成名要趁早”,或者“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之类——这些格言金句恐怕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成功而不是应该如何成功。是的,尽管书中关于学习研究和学术生涯发展的宝贵经验俯首皆是,比如:如何自学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如何不受干扰专心地从事研究,怎样开始博士论文和开展同行交流,哈佛大学如何聘任教授,等等,但传主最大的贡献并非总结这些成功秘籍,而是通过回顾如何成就经济学术生命的同时,展现了具有价值判断维度非常规的“智识之旅”。
  对经济学而言,价值判断是个古老而敏感的话题。樊纲十多年前在《读书》上发表的《“不道德”的经济学》一文掀起的轩然大波,以及后来张五常倡导的“经济解释”对青年学子的巨大影响,这其实都涉及了“应该如何”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张曙光先生在《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中梳理得比较到位:在规范和实证、价值和事实相互关系的争论中,始终存在着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价值判断无关,它只涉及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不包含人们的主观评价,主张保持价值中立;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价值判断具有不可或缺性,经济学的观点与所有的科学观点一样,都是充满价值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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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尔奈显然秉承后者,尤其是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他逐步完善了价值判断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协调。在科尔奈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个从淡化价值判断到重拾价值判断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的人生观。
  在从博士论文研究到70年代的早期研究阶段中,科尔奈还是以在调查、访谈、数据基础上进行理论一般化的实证主义为主。甚至正是因为摈弃了不切实际的、空洞的、意识形态化的价值判断,从现实中得出经过反复推敲的新的理论,保持了思想的原创性,科尔奈才摆脱了陈腐的教条束缚,与匈牙利同行们将理论变成说教、宣传式的不同,他在研究中避免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行话,而是从经验中学习,使用中性的技术术语,实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产生了过度集中、突进增长、反均衡论、短缺经济学等丰硕的理论成果。
  科尔奈在书中提到,从1954年到1959年,他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弄清楚未来的生活方式,最终做出了完全尊从学术事业的抉择。正如科尔奈所言“我无法看透他人的灵魂或者决策过程,我只能审视自己的内心”。不禁让人联想到同时代的顾准先生,他当年振聋发聩地提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其本质上也是回归科学精神。正如胡适先生所言:第一拿科学做人生观的基础,第二拿科学的态度、精神、方法,做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法。
  也正因为如此,科尔奈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批评者,另一方面也能客观地指出:“社会主义催生了不成熟的福利国家。”他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也在获得在被匈牙利左派和右派夹攻尴尬遭遇的同时,却赢得了东西方学术界的高度认同和赞誉。
  通过理性、实证来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的获得,这是经济学家成功应该具备的首要条件。
  在科学原则下,科尔奈在秉承实证分析的同时,又逐步重拾、强化了价值观。甚至在其学术生涯中,效率与社会主义道德甚至成为贯穿其研究的一条主线,并著有《社会主义伦理的效率和原则》等经典文章。在其自传中,科尔奈鲜明地表示,“我尤其强调自由、人权、人的尊严和人的自主权这些价值观,尽管我极力让自己的表述更为客观,但是我认为,违背上述价值观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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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通向自由经济之路》一书中,科尔奈一方面呼吁结束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过程中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模仿行为,支持私人部门的有机发展;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加速强行推进私有化,而是采取渐进、公正的转轨进程。他坦言道:“两种战略选择的背后是价值观的选择。整体发展观的倡导者们特别强调社会的重新分层和资产阶级化的过程,这样才能产生由业主和企业家组成的新兴中产阶级。而信奉无偿分配计划的人,则更看重制度转轨速度。”事后观之,以“休克疗法”为代表的,过分追求速度的而忽略社会正义的改革贻害无穷,而接受了科尔奈渐进策略的匈牙利不但避免了国家资产迅速集中在寡头手中的厄运,而且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甚至到了1998年,在研究医疗体制改革时,科尔奈干脆与当时通行的先解决问题后考虑道德的思路背道而驰,“从一套为公众所接受的价值体系和伦理原则入手,以此为基础,推导出使用的改革途径”。他不仅强调了个人主义原则,而且与那些单纯努力弱化国家作用的自由主义立场不同,同时将团结原则作为重要前提,认为只要国家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就可以允许国家拥有再分配职能。根据这一研究最终出版的《转轨过程的福利、选择和一致性:东欧国家医疗部门改革》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著作。
  科尔奈在经济学界相应领域可谓执牛耳者,在国内学界和思想界及政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并有不少名声鹊起的中国学生介绍、传承其学说,但与预算软约束等理论广为人知并行不悖的是,他学术生涯中关于价值观、伦理的这条线索却为大多数人忽视了。这也折射出,在中国改革的实践和理论都面临着重大突破的当下,国内学界对于“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汪丁丁语)反思和探索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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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对经济学研究的认识过多停留在知识、技术、应用层面和实用的工程师思维上,而忽视了起更关键作用的科学精神和价值判断,因此基于两者之上的原创性贡献就极为罕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杨小凯先生曾忧心忡忡地警告过的“后发劣势”陷阱。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认为《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是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探讨科学创造的道德标准和心理过程的专著。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它回答了“经济学家应该如何成功”,而且也让人们懂得真正成功的社会科学家是为何如此稀少而宝贵。
 
  本文刊于2016年3月17日的腾讯·大家专栏
  
  作者 | 本力(北望)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主编,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曾创办北望经济学园,出版《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经济学之路》《改革与未来》《投资存亡战》《量化投资十六讲》等图书。
 
  (来源:“伦理管理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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