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繁荣是建立在人们相互交流思想和技能的基础上的。”
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纽约长大，目睹了一个大都市的衰落。犯罪率飙升。当环卫工人罢工时，人行道上垃圾成堆。这个城市在破产的边缘摇摇欲坠。
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纽约显然会重振，但它仍然可能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在曼哈顿上西区，他所在学校对面的街道上发生了一起连环杀人案。尽管如此，格莱泽还是被纽约熙熙攘攘的街头生活所吸引，常常在附近闲逛好几个小时。
格莱泽在哈佛大学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它既美好又可怕，让人很难不为之着迷。”
时至今日，这种奇妙的感觉仍然渗透在作为城市经济学家的格莱泽的作品中。他利用经济学家的整套理论工具来探索年轻时在纽约提出的疑问。为什么有些城市衰落，而有些城市则繁荣？是什么导致旧金山的房价如此之高？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城市发展有何不同？
52 岁的格莱泽说：“我一直认为自己基本上算是个好奇的孩子。”比起“推动已经成熟完善的文献资料向前”，他试图理解“一些刚开始确实不理解的东西”。
当格莱泽还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时，他就以一个理论家的身份证明了集聚的好处—密集而多样化的城市是创新、活力和创造力的温床，从而能推动经济增长。从那以后的几年里，他的作品涉及各种各样的主题，从租金控制和房地产泡沫到产权、非暴力反抗和碳排放。
曾在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任内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表示：“几十年来，爱德华一直是地方经济学方面的领军人物。城市地区的经济越来越被视为广泛经济问题的核心。”
格莱泽和萨默斯正在合作进行一项研究，内容是研究美国受教育程度高的富裕沿海地区和被称为“东部中心地带”（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内陆各州）的经济停滞岛屿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在密歇根州弗林特这样的城市，不工作的壮年男性的比例一直在上升，同时阿片类药物成瘾、残疾和死亡率也在上升。
政策能起到什么作用？传统上，经济学家一直对诸如企业园区等为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的地方政策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应该帮助人们，而不是地方。他们指出，人们会搬去有工作的地方。但近几十年来，劳动力的流动性下降，部分原因是住房成本高，还有部分原因是对那些相对不需要太高技能的工厂工作的需求减少。
格莱泽和萨默斯打破了经济学的正统观念，认为联邦政府应该调整就业促进措施，如降低工资税或增加对低收入者的税收抵扣，以适应西弗吉尼亚州等经济困难地区的需求。他们还给出了增加教育投资的理由。
作为一名在芝加哥接受教育的经济学家，格莱泽坚信自由市场的魔力，反对扭曲激励机制的措施。他说“我一直反对空间再分配，从富裕地区拿钱给贫困地区。这并不意味着你希望所有地方都实行同样的政策。”
城市经济学似乎是格莱泽的自然追求。他的父亲路德维希出生在德国，是一位建筑师，教会了他建筑环境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他的母亲伊丽莎白是一位资产管理经理，将他引进了经济学之门。格莱泽回忆了他的母亲是如何用鞋匠竞争的例子来解释边际成本定价的。
他说：“我记得当时我在想，竞争的影响是一件多么令人惊奇和着迷的事情。”那时他只有10岁。
高中时，格莱泽擅长历史和数学。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生，他曾考虑先主修政治学，然后再学习经济学，并认为这是一条通往华尔街的路。但是，他在刚开始参加工作面试时正值1987年股市崩盘，于是从事金融行业的梦想破灭了。因此，他选择了读研，因为“看起来我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他这样说道。
“后来我到了芝加哥，那是我真正爱上经济学的时候。”
格莱泽一直留着自己与芝加哥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合影。贝克尔告诉他，这门学科的概念工具可以用来探索曾经属于社会学或人类学等领域的问题，比如种族歧视、生育和家庭。
格莱泽说：“正是经济学创造性的一面，可以在几乎无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并试图使你了解任何你认为重要的问题，这是令我如此兴奋的所在。”
当时，芝加哥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正在探究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关注创新和思想交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正如格莱泽回忆的那样，卢卡斯指出，知识溢出通常出现在城市—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无偿地从别人的想法中受益。在上世纪初的底特律，亨利·福特曾在爱迪生照明公司担任首席工程师，并在那里开创了自己的汽车事业。
受这一观点的启发，格莱泽及其合著者在1992 年写出了一篇具有开创性的论文《城市增长》（Growth in Cities）。他们开始将城市作为检验新增长理论的实验室。在对美国170个城市3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他们发现推动城市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当地的竞争和多样性，而不是专业化。
这篇论文让格莱泽成为明星，并为他赢得了一份在哈佛大学的工作机会。
格莱泽的长期合作伙伴、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约瑟夫·乔克（Joseph Gyourko）表示，“城市多样性（而非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化）是就业增长的一大推动力。这是爱德华的第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同时也是他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乔克和格莱泽的合作始于 21 世纪初，当时格莱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休假一年。他们想弄清楚为什么像底特律这样的城市衰落得如此之慢；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留下来，而不是搬去其他地方。他们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住房是长期的、耐用的，而随着城市的衰退，住在那里的成本会变得更低。
这种观点引发了一个相关的问题：为什么在纽约和波士顿这样的城市，住房成本要比建筑成本高很多？答案是：土地使用限制限制了人口密度，抑制了住房供应，推高了房价。这是基础的经济学，但直到那时，城市经济学家才开始关注监管的作用。
格莱泽认为，过度的监管破坏了城市生活的本质—密度。城市的繁荣是建立在人们相互交流思想和技能的基础上的。像休斯敦这样的阳光地带城市之所以发展壮大，是因为宽松的监管环境使得住房价格低廉。
对格莱泽这样的经济学家来说，建筑法规和分区法规是对发展征税。某种程度的税收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因为建筑导致的噪音、拥挤和污染增加了居民的成本。但过于严格的监管往往是由居民推动的，他们希望把新来者拒之门外，以保护自己的财产价值，这可能会让大多数人买不起房。
格莱泽同样对历史保护规定持怀疑态度，这让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追随者们感到失望。雅各布斯是一位传奇的城市重建项目评论家，她曾呼吁保护纽约古老的少数民族社区的热闹的街头生活。格莱泽是雅各布斯的铁杆粉丝，拥有一本雅各布斯1961年的经典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亲笔签名版。但格莱泽认为，她为反对格林威治村开发所做出的努力与她对低收入住房的支持是不一致的。
他说：“我相信我们许多最古老的建筑都是宝藏。但不要同时假装这是一条通往可负担性的道路。可负担性来自大规模生产的廉价住房或廉价的商业空间。从美观角度而言，你可能不满意，但这是负担得起的。”
2000 年，格莱泽发表了与杰德·科尔科（Jed Kolko）和阿尔伯特·赛兹（Albert Saiz）合著的论文《消费城市》（Consumer City）。在文中，他进一步阐述了集聚的概念，认为人们不仅被城市所提供的机会所吸引，也被剧院、博物馆和餐馆等便利设施所吸引。
多伦多大学城市研究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表示：“我们知道，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创新人才。爱德华指出了其驱动因素，即城市不仅是生产场所，也是消费场所。”
格莱泽对一些政策感到遗憾。例如，鼓励人们买房，而不是租房的抵押贷款利息扣除；使人们能轻松地开车到郊区的高速公路补贴；以及不利于贫民区学生的学校制度。他认为，这样的政策不仅是反城市的，而且还会加剧气候变化，因为城市居民住在更狭小的房子里并使用公共交通，他们比郊区居民消耗更少的电力和汽油。
令人惊讶的是，几年前，他和妻子南希以及三个孩子的决定搬到波士顿郊区。对格莱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决定：郊区提供了更多的生活空间，有更好的学校，而且通勤时间也很短。
格莱泽在学术界早已广为人知，在2011年他的畅销书《城市的胜利》（Triumph of the City）出版后，他开始接触到更广大的读者。这本书生动地研究了从古代巴格达到现代班加罗尔的城市化进程。他的口才和热情使他在学术论坛和 TED演讲中广受欢迎。他总是无可挑剔地穿着笔挺的西装，用干脆利落、一气呵成的言语宣扬城市化的福音。
尽管他很有名，但他对待教学仍然很认真。丽贝卡·戴蒙德（Rebecca Diamond）作为研究生参加过他的辅导课程，她说他很慷慨地献出自己的时间。如今，戴蒙德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并一直和格莱泽保持联络。她说：“他教会了我观察事物的角度，使我不会陷入困境。”
近期，他热衷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他一如既往地把它们视为相对未知的领域，这些城市既被专注于发达经济体的城市的城市经济学家忽视，也被专注于农村地区的发展经济学家所忽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在快速增长，它们的实体和制度基础设施正在建设当中，因此经济学家们的政策建议可以对其产生影响。
他表示：“经济学家通过参与来改变现状的能力非常大。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领域。”
这个新的领域也带领他去到一些有趣的地方。他与伦敦经济学院的纳瓦·阿什拉夫（Nava Ashraf）和阿列克谢亚·德 尔 菲 诺（Alexia Delfino）合作的最新研究项目，使他来到赞比亚卢萨卡的市场，研究女性创业的障碍。他们发现，如果法治足够强大，大到能够帮助克服与男性之间固有的不平等关系，那么女性就更有可能进入商界。
格莱泽和简·雅各布斯一样，坚信观察到的自己周围的事物。格莱泽说：“直到你真正走上街头，你才会真正了解一个城市。”
“这就是爱德华能够成为一流应用理论家的原因。”乔克说，“你必须在处理数据上手忙脚乱。有时数据是四处移动的。”
在为《城市的胜利》进行研究时，格莱泽考察了孟买的达拉维区等地，这是一种“完全不可思议的体验”。达拉维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之一，这里充满了创业的活力，陶工、裁缝和其他手工艺人并肩工作在拥挤的、光线昏暗的地方。
与此同时，未铺设路面的街道、被污染的空气和露天的下水道都在提醒着人们高密度的负面影响。但格莱泽并没有哀叹这些地方的贫穷；相反，他说，城市之所以吸引穷人，恰恰是因为城市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城市化是实现繁荣的最佳途径。
格莱泽说：“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印度、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正在发生惊人的变化。很明显，事情并不总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几千年来，城市一直在创造合作的奇迹。每当我去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我都很清楚，奇迹的时代还远没有结束。”
（来源：《金融与发展》2019年12月，原标题为《城里人》，作者：CHRIS WELLIS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