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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 什么叫重要?

  最近诺贝尔奖得主阿克洛夫在JEL撰文《遗漏之罪》,指出了经济学界的一个问题,瞬间在圈内传遍。
  简单说来,观点如下:学术既要强调硬的科学性,也要强调软的重要性。但是在既有的评价体系下,硬的科学性具有更高的“价格”,因此在个体层面,最优选择就是部分地放弃重要性,更多的追求具有客观标准的科学性。
  我看学界同行对于重要性的强调是没什么分歧的。大家也都认同阿克洛夫所讲的,现有的学术评价体制导致学术界忽略了研究的重要性。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是重要性?
  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项具有强大正外部性的事业(老天保佑我可以假设学术研究天然具有强大的正外部性,而不是负外部性)。通常解决正外部性的办法是给予补贴,但是必须要假定有一个人——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学术界大佬或者编辑——是知道外部性的大小的,或者至少大致的知道。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具有正外部性产品的价格,诱导人们去生产。学术评价体系实际上就是在给外部性的大小进行定价,并且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标准。
  真正的麻烦来了,相对的公正本身蕴含着没有太多的争议,而科学性恰恰是这样没有太多争议的标准。而重要性则相对主观,如果真的对于什么是重要的问题没有分歧,那反而简单了,只需要把重要的问题列出来,大家去做就可以。
  既然重要性是重要的,又很难对重要性有共识,那么,剩下的能做的就是对于重要性的判断大概提出一些原则。这是我想说的。
  一、重要性的第一个特点,我认为是能够开创一个新的研究路径。
  这种研究通常具有从0到1的特点,也恰恰因此它的文献和数据基础都并不强,可能会被认为科学性不够。但是一旦有了从0到1这一步,后续的研究就可以逐步发展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从0到1的一步比90到91的那一步重要得多。阿克洛夫有关柠檬市场的研究就属于这一类。在中国经济的研究里,有些早期关于双轨制的研究,亦当属此类。
  二、重要性的第二个特点是一般性。
  我这里所说的一般性并不是仅仅指方法上可以被普遍使用(比如计量方法),也不仅仅是指所讲的道理是普世的(比如信息不对称导致效率损失)。而是说,一项研究所采取的视角可以被很多相关(甚至不直接相关)的领域所采用,成为新的视角。阿克洛夫关于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引入了社会效用的概念,可以分析群体性行为,属于这一类。在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关于地方政府间竞争的视角亦属此类,尽管我最近经常说,不要把地方间的竞争理解为是制度的优势。
  三、第三个标准——对于既有的重大观点形成挑战或者补充性的基石性工作。
  上面两个标准,大家容易想到。第三个标准,只有处于前沿的学者才能体会得到。那就是,对于既有的重大观点形成挑战或者补充性的基石性工作。我举一个例子,关于技术的发展(比如说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否可能导致人口密度的重要性下降,以及经济的空间集聚程度下降,这个问题虽然很具体,但是却对判断人类经济活动的未来有重大的意义。在中国的类似问题里,城市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跟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有关?这是能影响到中国城市发展政策的极其重要的问题。顺便说一句,当你把城市病的度量放在方程左边,人口规模放在方程右边的时候,永远在审稿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内生性问题。
  四、第四个重要性的标准,是对现实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或者研究对象本身就对经济现在和未来的运行非常重要。
  第四个重要性的标准,是对现实问题有很强的解释力,或者研究对象本身就对经济现在和未来的运行非常重要。比如说关于既有的全球化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未来的全球化向何处去?我很怀疑,现在发表的大量看上去和全球化相关的论文,在多大程度上能回应这个问题。
  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有一些解释的角度并没有重要的理论上的创新,但是对理解中国经济极其重要。而在今天,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任何对于中国经济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全球经济重要的问题(但这点可能说服不了英文杂志编辑和审稿人)。举例来说,李实老师团队关于收入差距的一系列研究属于这一类。钟宁桦和刘志阔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发现中国企业高杠杆率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带来的,并没有用到什么高技术手段,但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类似的,中国的留守儿童加上流动儿童数量大约一亿,相关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是重要的。
  五、是否涉及到了重大的制度和政策的调整问题。
  第五个对于重要性的标准,和第四个重要性有关,那就是它是否涉及到了重大的制度和政策的调整问题。仍然以留守儿童问题为例。我上面说过,留守儿童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是非常强的,但是让我们来比较两个研究视角。第一,是否在农村招募师资的时候,可以通过增加女性教师的数量来改善留守儿童的状况。第二,是否能够通过在留守儿童父母所在的城市降低民营办学的门槛,增加学校的数量,从而促进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在这两个视角中,第一个视角,可以通过数据和计量经济学写成一篇科学规范的论文。而第二个视角,相对来说,在科学方法的操作上比较难做到学术杂志的要求。于是,学术界会认为,第二个问题应该交给政府部门的人去研究。问题在于,政府部门是指谁呢?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如果是地方政府,他们已经有答案了。地方政府说,外地人口来工作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孩子不要到这里来读书,我甚至可以帮你出钱,在老家开学校。这个想法的结果是,大城市人口在增加,学校在减少。我估计很多在讨论中国城市发展问题的朋友,连这个基本事实都不知道。我们很多同行在抱怨学术界和政府界存在着一道隔膜,学术界的研究没人理睬。这到底怪谁呢?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酱油和醋拌。
  事情发展到今天,已经有诺贝尔奖得主在JEL上面发文章讲这些问题,至少说明这些问题大家意识到了,已经是进步。
  六、未来怎么办?
  至于未来怎么办?指望整个经济学的评价体系发生变化,我觉得遥遥无期。我倒是有一个天真的想法,那就是应该创办一本强行要求使用最简单的数学和描述性统计,甚至只用纯文字的杂志,还需要从一开始就抬到至少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的档次。只有这样,在这本杂志上,大家才会去比思想,比重要性。但这本杂志又不应该是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这样做事后总结性的杂志,而是应该发表引领性的研究的杂志。否则的话,重思想而技术简单,甚至不甚“科学”的文章,总是吃亏的。AER Insights的尴尬之处就在这里。
  剩下来的事情,就只能是喊喊口号了。如果你是个作者,是不是做点重要的工作?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价值观。我曾经举例过,同样是研究教育,是研究美国黑人教育所受到的歧视,还是研究中国留守儿童的教育如何改进?这完全是价值观问题。做个学者,一上来就只看能不能发表,就跟做个商人一张嘴就谈钱一样,无关能力,只显气质。
  如果你是个杂志的审稿人,在审稿的时候,对于重要的文章,在提出意见的时候,不妨多提建设性的意见,同时想一想,一些批评性的意见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如果做不到的话,也许可以让已经做到“当下最好”的重要文章先发表出来,迈出那从0到1的关键一步。提一堆完全不可能做到的意见,you can you up。
  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各类评审委员会的委员,特别是,在学院里要去评价青年人是否可能晋升,也许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青年人做的研究,是不是足够重要?如果是的话,不妨为他加个鸡腿。一个年轻人,如果敢于去涉足一些重要的问题,但是因为受制于科学方法的不足,没有发表在顶尖的杂志上,也许从中你恰恰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胆识和勇气。
  你别看我在这里喊口号,喊着喊着,回应的人多了就有点用。如果大家都不说话,把经济学做成学者之间的智力游戏,最后会让整个圈内的人浪费生命。
 
  来源:“铭心而论”微信公众号;原标题为《【我思我在】什么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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