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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钊:共同富裕与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2021年12月3日至5日,第二十一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钊教授出席年会并参加了圆桌论坛,关于“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议题设定能力”、“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中国特色的经济研究和有特色的中国经济研究”、“经济学研究是否要从模仿型向创新型过渡”等颇受关注的话题简洁而凝练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陈钊教授说:“提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议题设定能力,这本身就体现了我们这个团体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意味着我们在考虑如何引领学科发展,如何让中国的学术圈、中国的学者为国际学术发展做出贡献。关于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我们的研究,通常就是从特殊性中找出一般性。因为我们的研究,总是从特定的制度背景出发,以此为起点,最后总结出具有一般性的规律。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研究和有特色的中国经济研究,我们应当强调,所谓的特色应该只是体现在研究对象上,比如我们的研究对象背后有着中国特有的制度,以及中国有特色的制度的变化。但经济学规律本身,并不应该有什么国别的特色,我们更应该强调其一般性。关于经济学研究是否要从模仿型向创新型过渡,我们应当意识到,模仿的永远只是工具、方法,但学术研究的创新是模仿不来的,这需要我们在自己的创新意识下有所突破”。

  年会期间,陈钊教授还接受了陕西师范大学学生记者的采访。从户籍制度改革聊到城市包容性、共同富裕再到经济学科研论文写作的方法等话题,陈教授娓娓道来,带给我们年会主题发言之外新的启发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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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hina Centre for Economic Studies, CCES)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获人社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长期从事中国经济问题(应用微观)的研究,主要研究兴趣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产业经济学(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创新政策、环境规制)、发展经济学(城乡与区域发展、户籍制度及其影响、不平等问题)、国际经济学(跨国资本流动)。

Q:陈教授,您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有很深的造诣,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至今7年时间,您认为这种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效如何

陈钊:首先这种户籍制度的变化是积极的。它朝着城乡融合的方向正在不断推进。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未来和户籍制度有关的政策性障碍主要是在特大城市,所以,特大城市应当表现出对于外来人口更多的包容性。另外,我们也需要在乡村地区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这将有助于我们未来实现城乡融合。

但是未来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继续努力,特别是在突破大城市户籍门槛以及公共服务的分享上。比如,像上海这种特大城市,外来人口较多。就教育来说,目前外来人口子女可以在上海享受义务教育,但义务教育之后是否能平等地凭借自身能力与本地人进行竞争,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呢?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我认为谁拥有更高的能力,谁就应该拥有更好的教育机会。特大城市中,每个人都应该有包容、开放的心态,这会让一个城市更加有生命力。城市更加有生命力之后,也许有户籍的小孩可能因为有外地人竞争没有上特别好的大学,但是由于上海这样的开放性,它会吸引更多的全国甚至全球最优秀的人才,使得上海会变得更加有生命力,更有活力。那些没有考上好大学的本地人也完全可能因此而得益。所以,我们要把眼光放长远,应该更包容一些,所以说这个政策还有很大的空间。

Q:您认为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最紧迫和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陈钊: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一直在变化,近年来朝着好的方向在转变。人口往特大城市、大都市圈流动这是趋势使然。但是,不要人为预测我们的城市应该有多大的规模并在城市发展规划中以此为前提。因为预测往往不准,通常总是远远滞后于现实的发展。城市政府应该提供各种服务、基础设施,提高服务能力,然后由市场决定有多少人愿意进来。我们不应该像以前一样人为决定谁可以进来、谁不可以进来,并进行打分,这不是市场在打分,只有市场打分才更合理。所谓市场打分,就是你在城市里有一技之长,有收入来源,能够负担城市生活的成本,这也就是市场筛选。应该由市场筛选决定我们的城市规模有多大。

比如,像以前的上海,有个说法叫做冒险家的乐园。因为这个地方充满活力,是冒险家的乐园。所以,你去了上海之后,就要接受市场的考验、筛选、竞争,有一些人最后能够留下来并获得成功。所以我希望城市在这方面能够转变思路,顺应市场的规律,不要人为的去下一些结论,去管理城市的规模。城市政府需要从一个城市的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

另外,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技能水平不够,所以他们进入城市之后收入较低,并且收入上升的通道也有限。看起来,这就需要在欠发达地区提供好的教育等公共服务,这是需要的。但是,这样做其实会比较吃力,因为欠发达地区对人才吸引力不够,较难提供好的公共服务。所以更重要的,还是城市的包容和开放,让已经在城市里面的外来人口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现在,外来人口子女想在上海读高中,是不可能,只能在上海读职业学校。职业学校之后,可能会让你进入中本贯通,但并不是特别好的本科通道,就是由于这样的户籍的限制,限制了这批优秀人才未来的发展,这将会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现在国家也开始关注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确实也是需要提倡的,大家观念里面普遍认为职业学校就是那些上不了好大学的人才去的地方。这会制约我们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会限制未来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人才供给。如果我们的职业教育能够更开放,就像企业对外开放一样,像有些高校跟国外大学在国内合作办学那样,情况就会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将这种合作模式引入到职业教育中,未来的发展才会有更大空间。职业教育跟普通高等教育还不太一样,它更加不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它是技能型人才、专业型人才的培养。有些传统的制造业强国,像德国,他们有很完整的职业教育培养体系。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合作办学把他们这种培养体系引进来,那这时外地人去读这样的职业学校,就和我们现在的职业学校完全不一样。这样就能够给他们打开更加宽广的未来和发展的机会,从而能够缩小城乡差距,这同样也能吸引城市的户籍人口把优秀的子女送到职业学校。

说到共同富裕,这涉及到大家所谈的不同层次的收入分配。但我相信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更重要的是在获取初次分配的能力建设上。我们尤其需要针对那些低收入的群体,从他们的孩子开始就进行政策干预。这包括学者们一直在强调的,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让城市就业的外来人口享受平等的子女受教育机会。这样的话,后面共同富裕的事情自然就容易解决。

Q:刚从教育角度分析如何帮助低收入的弱势群体进行能力建设,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除了教育之外,您认为还有哪些因素制约我们实现共同富裕?

陈钊:如果我们更加一般化的谈到共同富裕问题,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完全实现共同富裕。这就需要问一问,是哪些因素阻碍了我们接近或者说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比如说,我很多年前做过一个研究,看行业之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你会发现在一些行业,虽然就业者的教育水平等与其它行业区别不大,但收入却显著更高。这些行业往往具有垄断力量,存在行业进入壁垒。这就是行业间的收入不平等。那你进一步去问,谁能够进入那些高收入行业呢?你或许会想到一个词,就是“拼爹”。如果获取高收入靠的不是能力,而是社会关系,那我们想实现共同富裕就有难度,因为关系盛行之下,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是不够的。但我们可以进一步发问,为什么有些用人单位在招人的时候可以不看能力,而看你爹是谁呢?或许你爹是谁会影响企业的利益,或许这个行业招的人能力高低并不重要,因为人家是垄断行业,不会被市场淘汰。这些又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需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既要避免权利介入市场,又要打破行业垄断。      

像有些国有企业它是僵尸企业,但是制度上我们还给它输血。这样的企业,就可以不按照人的能力而是按照关系来招人,这都是一连串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从阻碍共同富裕的原因入手,一步一步地不断追问。就像刚才举的例子,从行业收入不平等,到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再到为什么有些企业可以不凭能力来招人。追到最后原来是因为企业竞争不够,是因为制度上面可能养着一些并不一定有竞争力的企业。那共同富裕的抓手就应该是改革企业,当然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我们应当做到不管什么企业,能力不行就应该退出市场。就像当初我们的抓大放小还是很成功的,使得我们加入WTO之后,大量的民营企业能够利用外需成长起来。

所以,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需要进一步推动企业改革。当然我们也需要更多学者的共同努力,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据与可行的建议。这些都是未来可以做的有意义的工作。

Q:通过城镇化我们让进城的那部分农民市民化富裕起来了,那留在农村的那部分农民如何让他们也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办?

陈钊:农民工市民化本身也就是共同富裕的一个结果。对于留在农村的人,我们需要进一步问原因。如果留在农村是因为他技能不行,那我们就要从现在的小孩子抓起,不要让他们今后也出不去。此外,如果城市能够对农村更友好,就会使得更多的农民工可以进入城市,包括我们再三强调的,给进城务工者的子女在城市提供更好的教育等公共服务。

另外,资源流动其实应该是双向的,有进有出,比如:资本下乡。当然在这样的改革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农民土地长期承包,刚开始他们可能没有意识这有很大的利益,在跟企业签合同时,要价普遍较低。后来市场化之后,他们发现通过市场化转让出去的林地、农田、经营性用地等收入持续提高,这就可能产生一些矛盾。当然这些矛盾是可以通过一些制度建设来完善、弥补的,需要当地基层政府起到一定的协调作用。我们不应该因为存在这些波折就否定这类改革实践。以资本下乡为例,城市的资本、工业部门的资本,进入农村跟农村的资源相结合的话,农村资源的价值才可以被体现出来,这是实实在在的共同富裕。

所以我也是一直在想,当然这可能需要更大的突破,包括农村土地权利的交易范围,能不能进一步扩大。假设我是一个农民,我想进城,我有土地上的利益,比如我有宅基地。如果只允许我把宅基地卖给本村的村民,他们出不了多少钱。如果我能够更大范围地交易,可能会有一大笔财富。这个财富可能会为我改善人力资本,或者为我到城市里面去做生意、生活提供经济支持。只有在市场交易限制放松之后,土地禀赋的价值才会增加。或许,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这样做农民会不会失去土地,是不是会上当受骗。其实农民可能比我们聪明得多。我们无权限制他们的权利,还打着维护他们的旗帜。对他们的土地权益能够交易的市场范围施加限制,就是压缩了权益的市场价值,这其实对农民是有损害的。

当然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议的。我希望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能够鼓励更多的讨论、更多的争论,甚至是让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争辩。这样才能使得这些问题能够越讨论越清楚,能够使得我们的经济学或者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好地决策于服务,为我们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

Q: 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农村各种要素的流动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您认为数字技术在农村应用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陈钊:通过了解现实,我们就会发现已经有很多代表性的平台企业,像阿里、京东,他们借助自己的技术优势与理念,在农村更好的发展上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其实也是资本下乡的一种形式。通过资本进入农村后,在供给端把一些生产标准化、数字化、科学化,使得它在品质有保障的情况下产量快速扩大,能够建立起品牌;同时把数字化又运用到销售流通环节,现在物流已经非常发达。这样一来,整个数字技术从生产到销售就贯通了,这对农民是有好处的。

但是这里面不能是垄断,必须是有竞争的。目前来看这个行业还是有竞争的,有京东、阿里,还有很多平台,他们有一定的竞争格局,这样既能帮助农民提升生产技能,又由于竞争格局,使得一部分收益能够返还到农民手上。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力量,现在我们讲互联网应该怎么规范,这是对的。但是在规范的前提下,我们不要去扼杀这些创新。只要我们通过监管维持一定的竞争,还是应该充分发挥企业家创新的精神,创新的精神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农村的发展,能够服务于共同富裕,这对共同富裕是有帮助而不是有害的。

虽然有时候我们看到互联网平台、资本下乡等新事物出现之初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这恰恰需要我们完善制度监管。只要把政策设计好,政策引导得当,这些问题靠市场是可以解决的。政府要做的就是进行制度建设、制度规范。这样才能让数字化、数字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共同富裕。

Q:我们现在的年轻学者在写科研论文时普遍重视实证部分,导致可能轻理论重实证,对于经济学科研论文写作中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关系您是怎么看的?

陈钊: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理论分析。其实任何一项研究都是有理论的,即使是一份政策报告,背后也应该是有理论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理论就是逻辑,就是一定假设下的推理。我们现在做的许多研究看上去都是实证研究,都是处理数据。但即使这些实证研究中没有数理模型,也不能说就没有理论。我们可能在处理数据、设定回归方程之前会有一些分析,涉及研究对象、政策背景、制度变化及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这就是理论。它可以用语言说,也可以用模型表示。

有些理论可能有特定的影响机制,需要用数理模型把它表达出来。甚至有些研究不只是用数据进行回归,它还要通过用数据拟合行为人的行为方式,这时就需要用一个模型来刻画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再结合数据进行拟合。这就相当于理论部分和实证部分融合起来了,能够刻画出我们行为人最优化的模式。有了这个行为模式之后,就可以进行反事实分析。也就是,如果政策不是现在看到的这种情况,是另外一种我们所设计的政策,行为人会怎么选择,最终结果又会怎样。

所以不管是哪种性质的研究,背后都是有理论分析的。我们的理论就是经济学严谨的逻辑推断,以合理的抽象为前提。所以我觉得不要因为有些文章有非常复杂的数理模型,就一定认为这篇文章理论基础很扎实,也不要因为有些文章全部是实证,就认为它没有理论。

Q:我们现在在写科研论文时,有时是数据导向型,在研究某一经济问题时,先看数据能不能获得,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展开研究,您是怎么看待经济学研究中数据获取的问题?

陈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在写论文时肯定是要有合适的数据,但是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数据不够?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把数据给你,你能否做出一个好的研究来?其实并不一定。关键还是看你的想法、你的思想、你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首先得找准,这是第一位的。

现在的数据,比以前丰富很多了,有很多独特的数据,可以通过互联网去扒取数据。以前,在数据相当有限的条件下,我们也仍然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研究。为什么呢?显然不是因为当时的数据,而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意识、提问题的角度,这才是决定一项研究生命力最关键性的素材。有了问题意识之后,再去想数据,什么数据合适,数据不理想的时候能不能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可以利用的数据,最后实在没有数据,当然很可能还是不能做。但有时候,对于一些重要的问题,也许仅仅是提出来,就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了,这时,可能数据并非必须。

所以,第一位还是问题、思想。你的经济学直觉、洞见,这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做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实证研究,我几乎没有一项研究是先看数据才去做的。我都是在研究开展之前,把故事想好了。比如我最近跟我的一个同学做的关于限购政策的研究,就是先对限购政策的效果有了判断,并且觉得这个判断大家没有意识到,还有特别重要的政策含义,我才会开展这样的研究。我先把故事已经基本想好了,才去看数据。这要求我们有长期的经济学训练的积淀,需要有经济学直觉的培养,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洞见、直觉,没有故事,只有数据,有时会七拼八凑,不知道应该干什么,也很难说你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来自现实的观察、洞见、问题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数据。

Q:在经济学研究中数据获取方面,您是怎么看待通过“田野调查法”获取数据和信息的方式?

陈钊:我通过田野调查,主要是为了以案例的形式验证自己的判断。现在基本上我们都有较大规模的数据库。但是,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调查、访谈去印证我们设想的故事、我们的发现和大家实践中告诉我们的是一致的。

举个例子,我们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是关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激励政策。我们发现有企业可能为了获得政策上的好处,把一些不是研发的费用也列入研发。我们的研究对此会一个估计。但是,我们也通过询问很多企业,来进一步验证我们的结论是否符合实际。有了企业反馈回来的信息,我们就对自己的研究更有信心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像实践部门学习,我们的研究往往来自猜想,我们需要实践的检验。而田野调查就是重要的途径。

有些时候,我们准备启动一项研究,数据也准备好了,但如果我们大脑中没有什么想法,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该拿数据看什么。所以,我特别强调我们首先找相关的实践部门、相关的政策材料,从中找出一些线索,想一下这项政策为什么会提出来,它试图解决什么。这样才会真正的给我们提供思路,告诉我们这个数据应该怎么看、看什么。你没有什么线索和思路,单纯的看数据,就有点像大海捞针了。你会钻到数据里面,反而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数据不是第一位,第一位的应该是问题,是思想。

撰文:杨军鸽(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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