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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在世界顶级经济学讲坛剖析“中国奇迹”

采访手记

  得知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获得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邀请、将作为今年的主讲人前往伦敦,是在中秋前的一次私人聚餐会上。那日林教授携夫人陈云英出席,兴致极好。席间,他谈及正在全力以赴准备马歇尔讲座的演讲稿,这是国际经济学界的顶级论坛,今年正值60周年,而他是第一个登上马歇尔论坛的中国人。

  有趣的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他的一位任课老师卢卡斯也曾为接到马歇尔讲座的邀请而兴奋不已。卢卡斯为此花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精心准备,并以1984年的教学,作为平台和学生讨论他的论文。回忆起这段经历,林毅夫感慨良多。“要知道卢卡斯当时在美国已经相当有名,他创立的‘理性预期派’已产生很大影响,人们说他此行是去欧洲推销自己。”果然,1985年卢卡斯登上马歇尔论坛,10年后的199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他得奖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那篇题为“经济增长的机制”的论文。

  9月28日下午,北京大学郎润园,林毅夫领衔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坐落在这里。这里原先是一座恭亲王府的别宅,白墙灰瓦,别有洞天,经典的中式建筑,虽没有后海恭王府那么奢华,但其静谧幽深却有如世外桃源。这个被外界称为“中国经济高层智囊”的顶级学术机构,一直披着某种神秘的面纱。这里集中了包括林毅夫在内的一批海归学者,他们参与了多项国务院有关部委的专题调研,为中国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穿过一道月亮门,就到了位于院子最深处的林毅夫办公室。采访推迟了一会儿,原以为是林毅夫教授还没到,他的秘书陈曦说,林老师早到了,正在根据采访提纲写提要。

  走进林教授办公室的一刹那,忽然有眼前一亮的感觉。细细打量,不仅是因为它的宽敞与丰富,而且因为窗外的阳光、绿柳荷叶、以及蝉鸣悠扬与屋内的书香、茶香、以及台案上的古色古香竟是如此和谐。

  林教授将刚打印出来的两页纸递给我,那上面是在我传过来的采访提纲上加的回答要点,1、2、3、4、之下又分了A.B.C.D。这份“提纲中的提纲”让我在心生感动之余对他治学的严谨不禁由衷钦佩。

  采访进行了两个小时,采访中他几次起身去屋角的墙上核对国际奖项的获奖时间。我注意到这个挂满“外国奖状”的小小角落,竟排列着如此的学术辉煌,而这背后的耕耘与付出,又岂是一个个奖状所能诉说的。

  采访结束时,窗外的斜阳已经分外的柔和,空气里好象也抹上了一层金色。我取出相机为林教授拍照,阳光似乎也融进了他的笑容里,他的坦诚与谦和令人印象深刻。而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理想主义的执着与坚韧,以及由此而来的激情洋溢,更令人回味悠长。

  记者:马歇尔讲座为什么此番会邀请中国经济学家?

  林毅夫:马歇尔讲座作为国际上历史最悠久、最有影响的讲座所以会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去演讲,我想是因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不断提升,中国经济现象是国际经济学界所不能忽视的现象。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奇迹式的增长,目前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预计到今年年底就会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在于解释现象,预测现象。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时代,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经济现象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经济现象就是国际经济学界所关心、所要研究的重要现象。1982年我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当时我国还是一个相对小、相对封闭的经济,国际经济学界的期刊基本上看不到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论文,而近几年讨论中国经济的论文随处可见,反映的就是中国经济现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学界地位的提升。

  但是,中国的经济现象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清楚,中国的双轨制渐进式改革违背了经济学的许多基本原理,上世纪80年代,国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是最糟糕的改革模式,到了90年代,前苏联、东欧按现有经济学的原理以“休克疗法”进行改革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他们会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则随时会崩溃。但现实是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崩溃了,而中国经济却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的。

  马歇尔讲座自1947年设立至今60年,每年邀请一位,过去的主讲者中只有两名印度人,其中一位是1998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哈佛大学教授亚马蒂亚·森,其他的58位都是西方人。我想这次他们决定邀请中国经济学家作为主讲人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取得的奇迹引发了世界的高度关注,他们希望了解“中国现象”,中国经济学家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最有可能说清楚中国改革发展成功背后的真正原因。

  记者:您认为他们在中国经济学家中选择您是出于哪些考虑?

  林毅夫:我是2006年初接到邀请,一般马歇尔讲座给两年时间做准备。对我来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邀请去作马歇尔讲座是完全没有意想到的惊喜。因为这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讲座,从1947年到今的60位主讲人中,有13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有资格获奖的主讲人超过这个数目,像1947年的主讲者维纳(J·Viner)、1948年的罗宾斯(L·C·Robins)、1953年的庇古(A·C· Pigou)等人只要活着,都可能获奖,但诺贝尔奖1969年才设立,许多早期的主讲者失去了机会。

  我感到惊喜还因为1984年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时的老师之一卢卡斯(LUCAS)当时也接到了邀请,去做1985年的讲座。他利用给我们上课的机会,用了整个学期的时间和我们讨论他的论文思路和理论模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年后的199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想到20年后我也有这个荣幸受到邀请去给这个讲座。

  这次剑桥大学邀请我去做马歇尔讲座有许多幸运的成分,我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代中国经济学家中最早在国际顶级的经济学期刊,像《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等发表论文的学者,也经常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因此,国外的许多经学家一想到中国经济学家就想到我。有一次,1993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主办一个国际会议,有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报名参加,工作人员把报名表丢了,诺斯就以为是我,要他的秘书给我发来了邀请。另外,可能也跟我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多有关,从1990年到2000年,我在国际主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在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中排名第237位,论文被引用的数则排名第205位,在全球的华人经济学中排名第二。论著《中国的奇迹》被译成英、法、俄、日、韩、越、阿拉伯语等多个语言文本。2005年我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是国内社会科学界的第一位院士。我发表的论文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曾多次获奖,而我基于中国农村改革,国企、金融、经济发展、转型等的研究则在理论上一以贯之,独树一帜。我想这些大概是剑桥大学邀请我的原因吧!

  记者:请回忆一下您的老师当年担任马歇尔讲座主讲人时的情况,以及他对您的影响。

  林毅夫:卢卡斯是理性预期学派的宗师,他创立了新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被称为理性预期革命。他接到马歇尔讲座邀请时,在美国经济学界已经相当有影响,当时芝加哥大学的老师、学生们都认为他早晚会获得诺贝尔奖,因此,开玩笑说他到剑桥大学给讲座是“到欧洲推销自己”以便早日得奖。

  卢卡斯在上课时把他准备在马歇尔讲座上演讲的题目、思路和模型拿来和我们讨论,和我们互动,听我们的反馈意见,进行修改,这样反反复复弄了一个学期。最后写成了题为“经济增长的机制”一文,这是他1995年获得诺贝尔奖时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所列的卢卡斯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之一。

  这次上课我的收获很多,一般上课,老师都是讨论自己或是其他学者已经发表的论文和理论,就像到餐厅吃饭,端出来的都是已经做好的菜,而这次他则更像是在厨房里和我们一起切菜切肉,讨论要做什么菜,以及怎么做,那些是主料、那些是佐料,那些该用,那些不该用,选好料以后,怎么下锅等等。这对我后来独立进行研究大有帮助。

  从卢卡斯和其他芝加哥大学的老师那里,我学到做学问重要的是直接面对经济现象,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找出现象背后谁是最重要的决策者,作决策时面临的主要限制条件是什么,有哪些选择的机会,然后,把这样的理解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述出来,形成理论,而不是简单地用现有的理论来套现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经济学的学习来说,现成的理论是“鱼”,研究的方法则是“渔”,要学习如何捕鱼,而不是简单地享用已经捕来的鱼。

  记者:您此次在马歇尔讲座中要讲的主要内容和着重点。

  林毅夫:这次在马歇尔讲座中,我准备根据自己对中国改革发展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改革发展成功与失败经验背后原因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一套新的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自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分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取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开始根据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制定政策,追求自己国家的发展。但是,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努力,只有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获得成功,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赶上了或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70年代末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型,中国、越南绩效显著,而其他根据主流的转型经济学理论来制定转型政策的国家则困难重重,前苏联、东欧、非洲、还有中美洲的国家即是如此。

  从上述半个多世纪世界各地的发展和转型经验来看,目前主流的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理论还很不成熟,并没有真正掌握到发展问题和转型问题的核心。我在马歇尔讲座上所想阐述的主要观点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发展中国家必须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才会最有竞争力,才能创造最大的剩余,进行最大可能程度的积累,这样,要素禀赋的提升才会最为迅速。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后,产业技术必须随之升级,此时,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以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方式获得技术的不断进步,因此,会比发达国家发展快,从而赶上发达国家。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赶超战略,发展的产业技术过度资本密集,不符合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样,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以扭曲各种要素、产品价格的方式来保护补贴才能建立起来和经营下去。政府的扭曲造成效率低下,结果欲速不达。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开始进行改革和转型时,由于过去发展战略的失误而有大量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存在,根据主流的转型经济学的理论,采取休克疗法,突然间取消各种补贴保护,会使经济崩溃。中国式的双轨渐进改革,一方面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给予必要的补贴,一方面提高积极性并放活原来受抑制的产业部门的准入,则使稳定和发展的目标同时达到。我想利用这次讲座的机会,提出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并以此作为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来重构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记者:世界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的关注点集中在哪些方面?

  林毅夫: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主要是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反思,他们关心的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原因、经验和教训,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的挑战。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界盛行“中国崩溃论”——预期中国经济会发生大的危机,甚至崩溃,可是我们却维持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哈佛大学前校长、曾任美国财长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的萨姆斯在9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谈到:把一个经济问题问5个经济学家,会得到6种不同的答案,可是经济学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问题上,却有出奇的共识,就是必须采取休克疗法才会成功。但实际上,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出现崩溃,而采用双轨制的我国和越南却取得了成功,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现象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所以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充满了好奇。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时,正是进行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国外经济学界对我国经济的关注,是基于这种理论的好奇。

  国外的企业界、商界和金融界则关心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可以保持持续快速增长,是否会出现大的调整,是否会继续对外开放,因为这会影响他们自身的发展。

  记者: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您怎样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

  林毅夫:中国过去近30年之所以能取得奇迹式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我国政府在进行决策时是针对中国国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冲破各种教条主义的限制,不受自己过去教条的束缚,也不被西方新的教条的制约;实事求是,就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条件和基本国情,针对问题、动员力量、制定政策、解决问题;与时俱进,就是针对改革中不断变化的条件和问题,适时调整政策、解决问题。中国经济刚开始时还是计划经济,很落后,农民、工人生产积极性很低。所以,第一步是提出多劳多得,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实行利润留成,提高积极性做大蛋糕。生产力水平发展了之后,第二步,则是实行双轨制,一方面对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保护,另一方面放松受抑制部门的准入,允许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放松国企投资三产的限制,这样,经济就有了活力,并得以稳定发展。第三步,就是创造条件,改革价格和资源配制体制,使其由计划市场双轨并入市场单轨。中国经济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没有教科书,没有现有的理论可以参考,根据的是解放思想,根据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实事求是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根据问题性质的变化,不断与时俱进,采取新的改革措施和方案。

  记者:您对中国经济前景有何预测?

  林毅夫:我认为中国经济还可以保持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因为技术的不断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技术的创新上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通过引进、消化的方式来获得创新,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而进行自主创新,赶上发达国家。2006年时,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2040美元,而美国是44000美元,差距依然很大。收入的差距其实反映的是技术上的差距。以日本作为参照系:200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日本从1960年起持续发展到1987年赶上美国,靠的就是前述的后发优势,其实,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增长,同样靠的是大量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推动快速的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中国在很多领域也可以这样,利用好这个技术差距是我国未来二三十年快速发展最重要的动力。

  记者:您认为中国金融面临怎样的机遇和风险?

  林毅夫:我认为中国金融要加强现有银行的公司治理,提高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素质,完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美国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美国的华尔街是监管最严的地方。金融业最根本的是信用,不管是银行还是股市,投资者给的是现金,得到的是一个还本付息、或是获利分红的承诺。金融业很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必须有完善的监管,才能避免金融风险,股票市场也才会成为经济发展好坏的“晴雨表”。这几年我国在金融业的监管上比以前进步很多,但还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同时,我国也要改善金融结构,因为,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实体的经济结构,因此,在金融体制上也不能脱离我国实体经济的实际而进行赶超。对于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来说,金融结构的完善刻不容缓。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这样的结构只能为大企业提供服务。大量的中小型企业实际是创造就业的主力,符合比较优势,这些企业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在当前金融结构的限制下,发展受到许多限制。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2006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5年的40%降低为39.5%,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国际上和我国同一发展程度的国家的平均水平是53%,少13.5%。 所以会这样,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得不到金融支持,再生产、再投资都只能靠自有资金。所以,应发展中小型的地区性银行,包括乡村银行、小额信贷等,政府要在政策上放开并进行监管。2007年初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已经把发展地区性中小金融机构提上议事日程,开始进行试点,这方面要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进。

  记者:您对土地制度改革和国企改革有何看法?

  林毅夫:土地是稀缺资源,必须有合理的价格。目前土地的一级市场由国家垄断,许多地方政府以低价支持工商企业和房地产业发展。经济发展中,土地价格会不断上涨,商品房价格也会上涨。政府把大量土地低价转让给企业,形成财富转移,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不良后果。企业以低价得到土地,还导致他们不珍惜土地,超标准建所谓花园工厂,造成资源浪费。合理的土地价格必须由市场竞争得来,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以获得合理的土地价格。同时,还需要对土地增值的收益进行合理的分配。土地增值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更多地应该回馈给社会。当然,政府从农民手中征地,必须给农民足够的补偿,使其生活水平不下降,长期生活有保障。多出的部分应该进入地方财政,用以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至于国企改革,要剥离国企的政策性负担,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政策性负担包括社会性负担(养老、冗员等)和战略性负担,如不剥离这些负担,即使,企业私有化了,保护性补贴会不仅少不了,而且,企业还会有积极性向政府要更多的保护补贴,前苏联、东欧国家就出现这样的情形。社会性负担的解决办法是:政府用社会保障体系直接将养老金支付给职工,同时对下岗职工进行再就业培训,并给予最低生活保障。战略性负担根据产品特性可分为四类来解决:第一类是国防安全不可缺少的产品,应由政府财政拨款给予支持,其他国家也都是通过财政拨款解决;第二类是技术不太敏感、又有国内市场的产品,可以市场换资金,通过到海外上市、与外国合资的方式获得资金支持,比如通信和汽车行业;第三类是产品缺乏国内市场,但是,有工程设计和管理力量的优势的企业,应该鼓励企业转产,像长虹、嘉陵就属于这一类。最后,产品没有市场,企业极端老化,就只能破产。多数的国有企业属于第二、三类。

  记者:作为经济学家,您自1979年回国,正好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巨变的全过程,而且您始终对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乐观,事实也证明了您的判断。请谈谈您个人在这个复杂过程中的种种感悟。

  林毅夫:我最大的感触是自己特别幸运,因为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中华民族的复兴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经过了五、六代人的不懈努力,直到现在国家民族的复兴才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我有幸成为这个伟大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切身感受到这是中国近代史来最好的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作为经济学家尤其幸运,因为有这么多的经济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是进行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我称之为“经济学研究的金矿”。针对中国经济问题和现象所进行的理论思考,既可贡献于经济学科的发展,也可以贡献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此外,我一直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经济的复兴,也是文化的复兴。文化的复兴不仅是文学、艺术的昌盛,而且包括理论的创新和繁荣。文化的软实力中很重要的是理论的软实力,西方发达国家提出来的经济理论未必适合占世界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有更大的针对性,能更好地解决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我希望中国能再创汉唐盛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学者都到中国来留学,了解中国成功的道理。这就要求中国的学者必须总结经验,提出新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我国总结的理论,结合他们自己国家的实际进行改革、发展。发达国家用他们自己发展出来的现有理论看不懂中国,要解释中国的现象只有用中国发展出来的理论,所以,他们想了解中国,也必须到中国来学习,这将是我国文化的最大的软实力。希望到2030年,我国能在经济实力、理论创新、文化影响上与美国平分秋色。

  新闻背景:马歇尔讲座

  久负盛名的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MARSHALL LECTURES),是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的创立者、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名字命名的。马歇尔于186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数学学院,从1885年开始担任剑桥大学第一任的经济学讲座教授直到1908年退休。

  马歇尔讲座始于1946年,该讲座每年从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者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其中的13位在后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林毅夫教授将是走上这个世界顶级经济学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完成古典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过渡使命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有着极强的社会关怀,就像19世纪的许多其他进步主义者或者社会改良主义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1884年马歇尔在剑桥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座教授,直至1908年退休。此后20多年里,马歇尔使剑桥大学成为英国和世界的经济研究中心,史称“剑桥学派”。在伦敦经济学院成立以前,剑桥大学是英国唯一的经济研究重镇。

  马歇尔的传世之作《经济学原理》,是第一本以教学笔法撰写的经济著作,他希望经济学能够让更多的人所了解。《经济学原理》建立了所谓“新古典经济学”体系。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为马歇尔所做的传记文章中曾说:“一位经济学中的大师必须是诸种天赋的综合。他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准,然后把这些很难捏合在一起的各种天分融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能理会符号而又能诉诸言语。他必须在研究现在的同时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他必须富有激情,追寻目标而又排除先入之见。他必须像艺术家那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马歇尔虽未达到这样多才多艺的理想境地,但他已具备了诸多天赋。然而,他的多重的天性以及后天的训练主要赋予了他经济学家最核心、最基本的素质——他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历史学家和数学家,他自由自在地游刃于特殊与一般、暂时与永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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