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许多人的高等教育改革梦想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扛此重任的人名叫朱清时。
2009年9月10日，历时一年多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全球遴选落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从全球200多名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该校的创校校长，这也标志着南方科技大学的创校正式拉开帷幕。
“教育体制行政化”，从1994年到大学工作，再到2009年接受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一职，朱清时用了10多年才思考清楚中国大学教育弊端的根本所在，并力图革新。但此时的南方科技大学尚未拿到“出生证”，为此，朱清时不停地接受全国大小媒体的采访，并提倡大学 “去官化”、“去行政化”、“教授治校”。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评价说，朱清时在向社会传达他的思想。
朱清时和他背靠的深圳力图在短期内将南方科技大学建成一所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但这样的奇迹，世界教育史上只出现过一次——不到15年时间就办成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香港科技大学。朱清时非常想参照香港科技大学的成功经验，但香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却说，不可能，但可以想象。
朱清时从全球遴选中脱颖而出，南方科技大学有了一个按国际惯例开始的起点，但没人敢保证它的过程和结局。毕竟，20多年前的深圳大学也有同样的梦想，而现在，深圳大学泯然众人矣。
老愤青上任
采访过朱清时的很多记者笑称，朱是个“老愤青”，每当谈起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弊端，朱清时总是言辞犀利，满是激情。
2009年9月10日，63岁的朱清时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任期5年。
朱清时现在真的很忙碌，正月初九上午，记者致电朱清时的时候，他说自己正在开会，而下午，他又要准备北京的一个会，在这之后的星期四下午，他又要急急忙忙赶回深圳，因为南方科技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新闻通气会将在星期五下午召开。对此，南方科技大学筹备办的说法是，“一直以来，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备工作得到众多新闻媒体的关注与支持，借此机会答谢一直关心支持我们的媒体记者”，但筹备办内部人士却告诉记者，全国两会快开了，约访的记者太多，朱校长实在忙不过来，只好如此安排。
朱清时是国内第一位公开对抗教育部本科评估的大学校长，也是高校扩招潮中第一个顶住压力反扩招的大学校长，他还在多个场合炮轰高校 “官化”和“行政化”，在网上，他被称作“中国最牛大学校长”。朱清时之所以如此受关注，是因为很多人把高等教育改革的梦想寄托在了许多和朱清时一样的教育家和大学校长们。
起初，刚从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朱清时并不打算接受任命，当国际人才咨询公司第一次约访时，朱清时对作为候选人接受搜猎遴选的事情一点也不动心。朱清时说：“当时，我刚卸任中科大校长一职，一心只想在中科大里安静地生活。”
“遴选委员会大部分是由国内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科学家组成的。表决结果出来后，有的委员打电话给我，也有的专门乘飞机到中科大找我，建议接受此职务。”朱清时说，“他们跟我说：我们当了二三十年校长，总在争取资金等条件，总是遗憾无法做成我们最想做、最理想的事情。中国高等教育需要改革，现在深圳具备了这些条件去创新，希望你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他们说，‘这也许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就是这句话打动了朱清时。当然，深圳市政府的诚恳和务实对整个事情的促成功不可没，为了请动朱清时，深圳市曾派高层登门拜访。
2004年，深圳方面萌发创建南方科技大学的设想，2007年2月开始推进，并于2007年11月由广东省政府把深圳筹设南方科技大学的文件报到教育部。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虽然南方科大暂未落地，但深圳方面已投入近100亿元巨资，其中仅拆迁费用就60多亿元，第一期基建的费用即是20多亿元。
现在，深圳市政府很着急，南方科大这个孩子已经怀胎八九个月，准备落地但准生证还没拿到手。
朱式梦想
在朱清时眼里，中国的大学校长就好像坐在一列火车上，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方向错了，但是没有人敢跳下来。在中国科技大学时，朱清时跳了一次车，现在他又决定跳第二次。
朱清时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曾坦言，他对高教改革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最初在中国科技大学当研究生院院长的时候，发现教育现状不理想，认为课程体系不行，内容太陈旧，教材不好，老师讲得也不是太好。“我在国外的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知道国外大学的教材写得很精彩，学生都很爱读，而且教材更新很快，知识组织得也很好。相比之下，我们严重落后。所以我在中科大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到全世界各地去调查，回来编写新教材，进行教学改革。”朱清时说。
但开始还行，后来却推进不下去了。因为朱清时发现，不是教材的问题，教材是表面的现象，是技术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就是应试教育。在朱清时看来，不管是高等教育还是中等教育，都是灌输式教育，把学生当作灌输的对象，不重视学生内在能力的培养。但最近两三年朱清时却发现，这也不是根本问题。
这一次，朱清时开始在体制上找原因，开始反思大学教育行政化。
“大学教授们没有话语权，只能去迎合权力，或者主动去做官。特别是最近这十多年，大学行政化越来越严重，学术精神萎缩得很快。”朱清时说，十多年前，给教授一个行政职务，他还会犹豫，怕耽误了学术。现在呢，一个副处长、处长的职位都会有好多教授去竞争。在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下，大学里追求卓越的风气变成了追求官位，崇尚学术变成了崇尚权力，权力变成学校运转的中心了。
从这时起，朱清时开始起树起“去行政化”的大旗，试图让大学重新恢复大学的本来面目。
朱清时说，大学需要自治，在他看来，大学被行政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外界行政权力干预学校，症结在于大学的领导干部任命制度。“我们筹办南方科技大学，首先就是认认真真制订章程。我到处请专家帮我们来制订章程，而且将由深圳人大会议通过这个章程。深圳是特区，有立法权。这样我们将来就可以依法治校，行政权力在大学章程面前要止步，因为这部章程是有威慑力的，是有惩处力的。大学要自治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在政府出资办学的背景下，大学自治一定要有法律依据，才能保护自治权利。”
朱清时还设想，行政人员在南方科技大学将还原他们本来的定位——他们是为学校、为教授服务的。所以南方科技大学的行政人员将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他们都是像秘书一样的办事员。
朱式梦想打动了很多人，在南方科技大学刚刚草建的论坛上，对于教育改革的评论最多，还有不少毛遂自荐要上南方科技大学的高中学生和期待来任教的大学老师在自我介绍。
未知命运
朱清时非常想参照香港科技大学的成功经验，但香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却说，不可能，但可以想象。
包括深圳市政府在内的许多人对还在筹备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充满期待，但有了深圳大学不太成功的现实，一些人也格外冷静。在深港产学研基地副主任张克科看来，当初深圳大学的建设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来帮助的，本身就是突破现有教育体制的一个尝试。“但现在深圳大学有两个问题，一是研究生教育，在现有体制下，研究生教育需要层层递进，逐步认同，换句话说，没有15—18年，设立不了博士点，所以深圳大学的研究生院一直没有形成品牌；另外，随着深圳本地生源的入学压力越来越大，深圳大学基本上用兜底的方式，把深圳所有过线的学生都收掉，到今年已没办法收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2007年的政协会议上，深圳市政协委员曾提出把深圳大学一分为三的想法。希望深圳大学的研究生院能独立出来，特别是跟海外的一些大学进行合作，另外希望深圳大学能够办一些城市学院，通过二级学院的方式分流一部分学生，深大本部的本科生只招一本。
在张克科看来，未来的南方科技大学面临着许多类似的问题，“第一，南方科技大学的创新和当初深圳大学的改革创新不是一样的吗？二十年之后深圳大学走过的怪圈，如今的南方科技大学能不能走出去？第二，现有教育体制的限制在深圳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身上会不一样吗？南方科技大学能不能跳出教育部的规章？第三，南方科技大学用的是深圳纳税人的钱，在招生过程中，好学生能不能来，深圳的学生还要不要兜底？”张克科说，要是能突破，为何不让深大去突破。
张克科认为，“南方科技大学要高起点地走向成功，一是要跟国内外最好的学校、最好的专业做短、平、快的嫁接，请你的老师做我的客座教师，我的学生放到你那里去培训，将来回来就成我的新老师；二是每一个领域都在国际上选最好的，通过嫁接的方式，形成各具特色的新枝。但这一定要让深圳市政府给空间，要办成在深圳的国际性大学，而不是深圳人的大学。”
另外，许多人也对朱清时的去行政化努力表示忧虑，“他本人毕竟大多数时间是生活于内地教育官场。虽然他可以利用自己在教育官场的优势为南方科大争取权益，但最终可能又会受到这些官场势力的左右。”香港城市大学吴木銮博士表示，从目前来看，南方科大与政府之间似乎还有人事方面的关系，目前无法评估今后的优势和弊端。
本报独家获得的一份由深港发展研究院专家沈宁鐀教授所写的建言，建言写道：“深圳想在短期内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尝试，如果得不到教育部的赞同和大力支持是无法完成的。”后来，这份建言成了深圳市政协的一份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