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经济已开始在好几个国家取代传统经济；而到20世纪后半叶时，现代经济已在大多数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个体经济和自筹资金的传统体制让位于有着众多商业自由和授权制度的现代公司体制。这就是足以让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商业评论家们大书特书的“大转型”。的确，在充分融入了现代经济的国家中，现代经济对各个国家来说都具有革新性（①19世纪，有几个欧洲国家出现了不断高涨的反现代主义呼声，并持续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致使这些国家建立了由许可、咨询和审批等制度构成的20世纪“社团主义”体制，使商业沦为社会和国家政权的附庸，它们的现代经济也因此陷入瘫痪。）；但对经济学而言，这种革新性就少了很多。
如果说我出版的论著，尤其是本文有一条主线的话，那就是现代经济的特殊性质（②这种回顾主要集中于我对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知识的相关研究工作，因此没有包含有关风险财富积累以及技术变化中的要素节约偏向的文章。）。现代经济的特殊性质是什么呢？
现代经济和现代经济学
许多社会学家最早描述了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传统经济是建立在一个人与人之间互相了解和互相帮助的群体基础上，即腾尼斯（Tonnies，1887）所说的共同体（Gemeinschaft）；而现代经济则是建立在人与人互相竞争的商业基础上，也就是腾尼斯所说的社会（Gesellschaft）（①Tonnies认为Gesellschaft（也就是资本主义）中的交易者都是“匿名”的。这是古典完全竞争的结果。但是在我有关现代经济的著作中，厂商、金融家、管理者、雇员以及消费者并不是匿名的。厂商拥有可以识别和不可替代的雇员；不仅如此，厂商了解他们的消费者，消费者也对他们的供应商有所了解，如此等等。）。在传统经济中，社会等级相当重要；而在现代经济中，社会等级并不重要（Weber，1921，第22页）。不管这些社会学描述是否正确，重要的是它们并没有引起标准经济学模型的根本性修正。
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之间的经济差别则是由经济历史学家们给出的。传统经济是程序化的经济。在这种范式下，农民定期将他们的农产品拿到集市上换取他们所需的日用品。而诸如高温、暴雨以及其他一些外来冲击则是他们所不愿也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事情。现代经济的显著特征便是内生变化的可能性：现代化带来了无数的制度安排，如扩大的产权、公司法以及金融制度等。这就为个体从事与新产品和新方法的融资、开发以及营销相关的创新活动，亦即商业创新，开辟了阳光大道。这种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如是称呼）引领了一个从1860年持续到1940年的创新时代；自此以后，一轮又一轮的创新高潮接踵而至。创新活动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形成了快速而持续的经济变革。
一些先驱理论学家（大多数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认为，商业创新以及持续的经济变化对人们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它们改变了人们在经济体中的体验。
创新带来了不确定性。首先，创新行为的未来结果是不确定的（①Ellsberg（1961）和 Fellner（1961）最先在他们的文章中运用了不明确（ambiguity）和含糊（vagueness）这两个词。）：在这里，适用“无法预期的结果”原则（Merton，1936）；正如凯恩斯（1936）所说的那样，企业家必须在他们的“动物精神”驱动下采取行动；而在哈耶克（1968）看来，发起创新在先，创新的收益和成本是后来才被“发现”的。其次，创新本身以及由创新带来的变化也给非创新者的未来带来了“奈特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1921）。最后，由于创新和变化并不是在不同地方、不同行业间平衡进行，而且当前也存在不确定性：对于别处发生的事情，有的观察不到，有的则是不身临其境就不能观察到。因此，即便现代经济的每一位行为人对经济如何运行都有相同的理解（“模型”），我们也不能由此认为别人的想法跟自己一样。这样一来，传统经济的另一个特点——由相同理解主导的共识——便丧失了（①我并不是说现代经济导致了总风险（可测量的和不可测量的）的净增加。我的意思是生产率的巨大进步大多是由现代化而不是科学进步带来的，而这种进步又让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得到了人身危险和道德风险更小的工作。金融创新有助于降低由现代化带来的各种风险。现代金融体系对商业活动带来的危害并不比饥荒和瘟疫给传统经济造成的危害大。）。
创新也使工作发生了改变。在哈耶克（1948）看来，即便是最底层的雇员都拥有难以传递给其他人的特有知识，因此人们必须在工作中进行合作。管理者和工人在各种变化的刺激下致力于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马歇尔（1892）认为，工作是大多数人的目标和智力开发的主要来源。缪达尔（1932）则在其著作中写道：“大多数境况比较好的人从生产者角色而不是消费者角色中得到的满足更多”。
进入20世纪，经济学也未能转变为现代经济学。正式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它建立在李嘉图、威克斯蒂德、威克赛尔、庞巴维克以及瓦尔拉斯田园诗般的理想基础之上，一直维系到20世纪50年代。萨缪尔森修改、阐明以及拓宽经济理论的工程在让人们注意到新古典经济学优点（③有人也许会说，萨缪尔森1948年出版的教科书和1947年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使经济学传统脱离了当时的激进凯恩斯主义、制度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它的不足之处：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了现代经济的特殊性质——局部的不确定性、不明确性、信念的多样性、知识的专业化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由此，新古典经济学不能捕捉或者说内生地解释植根于现代经济的各种引人注目的现象，比如创新、快速增长浪潮、商业活动的巨大波动、不均衡、员工的高度参与以及工人的智力发展等。当然，也有一些杰出的新古典学者看到了这些缺陷，但他们未能提出微观理论来解决它们。在回答货币因素或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就业这个问题时，他们还是诉诸一些相当牵强的解释工具：这些工具要么没有微观经济学基础，比如菲利普斯曲线以及不变价格；要么将模型中的所有波动看作是围绕固定中值变动的随机扰动。
经过几年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之后，我开始建立能够解释现代经济现象的模型。那时（20世纪60年代），还有好几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也致力于相同的工作（①20世纪60年代对该领域或邻近领域感兴趣的人包括Robert Clower、Robert Aumann、Brian Loasby、Armen Alchian、Axel Leijonhufvud、Richard Nelson、Sidney Winter、Arthur Okun和William Brainard。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Roman Frydman、Steven Salop、Brian Arthur、Mordecai Kurz和Martin Shubik进一步壮大了这个研究队伍。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Amar Bhidé、Alan Kirman、Thomas Sargent和Michael Woodford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在耶鲁大学和兰德公司，通过我的老师威廉•费纳（William Fellner）和托马斯•谢林，我知晓了一些现代主义概念，比如奈特不确定性、凯恩斯概率、哈耶克的私人诀窍（private know-how）以及波拉尼的个人知识等。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这种现代主义的观点，因此我能够从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角度来看待经济问题（②正如我并没有拿掉某些新古典的特征一样，我也没有特意将这些现代主义的概念放进这些模型中，以让模型更符合现代思维方式。）。我能够将雇员、管理者或企业家的行为包含或反映在我的模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理想，有信念，努力工作，解决各种不同的难题并形成对事情的预期。努力将这些人纳入经济模型成了我的目标。
模型中的预期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现代经济中的失业问题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随后我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对其进行了研究。促使我进行这项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正如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那样，为什么“有效需求”（即购买商品的流动资金）的增加能够导致产出和就业量的增加，而不仅仅是价格和货币工资的上升呢？
由此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在均衡条件下，非自愿失业是如何出现的？更确切地说，沿着怎样的均衡路径才会出现非自愿失业？我的模型给出的答案是：如果不存在失业，员工离职率将会非常高，因此每一家厂商都试图支付比其他厂商更高的工资，以降低高雇员流失率带来的高培训费用。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不是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假设，即工人能够隐藏他或她的离职倾向（相对于雇员来说，雇主可能对员工离职率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而是不可能存在非常完美的合同，可以在雇员提出所有离职借口的情况下都能保护好雇主的利益。当然，雇主也能够对雇员施压，强迫他们离职。因此，在一个现代经济体中，不成文的协议是不正式的；而明确写出的协议也不全然是一清二楚的。
我对“有效需求”与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分析是基于这样的观察，即在各种各样的创新和变化面前，现代经济中的市场并不像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分散的”。经济体中每一个行为人的信念和反应都有差异，因此瓦尔拉斯的“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e），即市场拍卖人，在现代经济中并不适用。在现代经济中，各种活动都要受创新的推动，而且过去的创新造就了产品的巨大差异。这就引致了以下观点：个体的预期和他们的计划可能是不一致的。如此看来，一部分人或者所有人的预期都不正确，这就是马歇尔和缪达尔称之为非均衡的情形（①可以想见，随机力量可能会起作用，但是事前的预期将依然是不正确的。在我的模型中，为了清楚起见，我通常排除这类随机力量——它们是新新古典模型的本质所在。）。因此，经济体（为简单起见，指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可能经常处于这样的境况：每一家厂商（或占优势地位的几家厂商）普遍预期其他厂商支付比它更低或更高的工资率。在前一种情况下，每一家厂商都深信它现有的工资率是其他厂商不能企及的。
在我的第一个模型中，假定劳动力市场是非均衡的（Phelps，1968a），某个厂商低估其他厂商的工资率，由此产生的效应就是，降低该厂商计算出来的需要支付的工资率，该工资率要充分考虑员工的辞职率，以最小化厂商的总成本（现有产量水平下），这个总成来就是厂商的工资成本与雇员流失成本之和。用后来创建的模型来说，厂商低估其竞争对手支付的工资使得“工资曲线”下移（①参见Shapiro和Stiglitz（1984）。在其1983年发表的文章中，Calvo和Phelps在合约背景下得出了一条工资曲线。）。工资曲线下移导致了成本曲线下移，价格也因此下降，通过1968年模型中所示的货币传导机制，导致产量上升（一开始这是通过将雇员从培训转移到生产中实现的）；雇员预期其他厂商的工资要低于自己所在厂商的工资，这一预期使辞职率下降，由此就业逐渐增加。此后，由于成本下降和利润增加，厂商可能会增加其雇员人数（从初始的水平上）。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模型敏锐地揭示了许多难以理解的微妙之处，这也难怪很少有学生能完全掌握它。不过，预期对工资、价格和经济活动有重要作用这一点，许多人还是能领会的。厂商低估竞争者的工资和销售价格，这推动了经济的扩张（Phelps和Winter，1970）；反之，厂商高估竞争对手的行为则会拖累经济。
在一个本身就有非均衡倾向，且非均衡会加剧的经济体中，总需求增加会有什么影响（②我始终清楚地知道，在所有厂商都准备马上提高它们的货币工资和价格的模型中，不存在这样做的启动成本，少数情况下的需求冲击可能在理论上对数量和相对价格没有影响。比如中央银行突然宣布马上将货币供给增加一倍。如果该冲击是非常公开的（所有人都会注意到），那么它的结果大家也都会知道，如果它对均衡价格是中性的，那么在我研究的模型中，货币工资和价格就会即刻上升1倍，而模型中的产出和就业量却不受影响。凯恩斯（1936）也间接地指出了这类例外情况。）？我曾经致力于研究私人部门的不明支出冲击，这一冲击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而且一旦中央银行未能对此作出及时反应，价格水平和货币工资水平都会相应上升——不管是迅速上升还是缓慢上升。在我看来，如果厂商和工人正确地预期到了货币工资和价格对需求价格上升作出的反应，那么这种货币流通速度的冲击对产出和相对价格来说都是中性的（③这意味着，不管经济的初始状态导致了什么样的均衡就业路径，货币流通速度的冲击对于该均衡路径以及其他均衡路径（无论有没有达到）都是中性的。）。然而，厂商和工人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办法感知到这种中性。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的模型给出了如下解释（①在这里，我参看了我在1968年发表的文章以及我和Winter（1970）合写的论文，而且我引用了以下三篇文章中的分析和评论：Phelps等人（1970）；Phelps（1972a）和Phelps（1979）。）：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每家厂商都错误地认为，它观察到的所有或者绝大部分需求增加是自己独有的，因此在决定提高多少工资的时候，它通常低估了其他厂商的工资率上升。同样的，每家厂商在决定其销售价格的上涨幅度时也低估了其他厂商涨价的程度。这样一来，相比于厂商不低估其他厂商的价格/工资率上涨幅度的情形，厂商实际决定的价格/工资率上调幅度要偏低。由此，我认为“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厂商做出谨慎、渐进的工资决策”（Phelps，1968a，第688页）（②因为工资“刚性”而得出有效需求变化存在产出效应的推断是不正确的。产出效应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虽然较小而且可能不持久。）。
对产出的影响则表现在：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所激发的消费者需求增加让厂商意识到，给定初始价格和产出水平，现在它可以在不降低价格的情况下销售更多的商品。这样一来，先前对小幅提高产出漠不关心的厂商现在看到了提高产出的丰厚收益，因此会提高其产出（③如果正如我在1968年发表的论文中所论述的那样，每家厂商充分提高其价格以便出清市场上的初始产量，那么提高了的利润率也会产生相同的效果。）。而产出的提高则意味着厂商所能容纳的最大雇员数上升，也就是说，厂商的空缺职位增加了。因此，提高相对工资的预期导致的员工离职率下降并不能减缓厂商增加雇员的步伐，这样一来，就业增加了。但是对于厂商增加雇员来说，有一个难点。一方面，厂商能够从失业大军中获取它想要的任意数量的新员工，但是，要想新员工能顺利上岗，就需要让生产岗位上的部分老雇员腾出手来给新雇员提供必需的专门岗位培训；而另一方面，由于厂商要增加产量，因此它真正会采取的策略是将培训岗上的雇员调配到生产岗上。这样一来，只有当离职率下降使厂商可以恢复并增加其培训岗上的雇员时，它才会增加雇员（④当然，加班是另一种方式，这样可以抽调甚至增加培训岗上的员工，从而达到增加雇员的目的。）。
如上所述便是需求变动所产生的冲击效应（impact effects）。接下来则会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在我的模型中，厂商在某一时点上发现，累计的价格上涨并没有使消费者数量减少，工资的上涨也没有导致预期的离职率下降。不仅如此，在经历了货币流动速度冲击对需求价格造成的最初影响之后，那些供给某类专门产品的厂商现在又面临着其产品需求价格的第二次上扬（在初始产量水平上），其原因在于，第一次价格上扬的幅度相同，而且厂商在盘算如何应对第一次价格上涨时所担心的替代效应也没有发生。通过这样一个“学习”过程，厂商会再次提高其价格和工资，使之更加接近于均衡水平。即便通货膨胀率的预期仍然是零，价格和工资率也会继续上升，直至非均衡消失为止。在这里，非均衡指的是货币流通速度提高的比率与价格水平累计提高的比率之间的差距。沿着这条路径，工资低估程度的下降会扭转离职率下降推动就业扩张的过程，失业率的不断下降最终将导致离职率的重新上升；而价格和工资低估程度的下降则会削弱厂商扩充新雇员的欲望，因此，为抵消不断增加的摩擦，厂商增加雇员的行动会停止。因此，摩擦可以消除不必要的新增雇员。价格水平、实际工资以及就业都达到各自的新静点值（rest-point values）。从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的预期累计上升与实际上升相一致的意义上讲，这种回调就是“均衡”（但是，起点乃至静点可能并不是完全的预期均衡，因为预期的工资或价格水平在这两种状况下可能远离均衡）。
然而，我发表于1968年的文章却表明，在每一个提高了的就业水平（诸如在经济扩张时期达到的就业水平）上，都存在着一条回到初始状态的均衡路径，沿着这条路径，不仅对工资和价格的低估消失了，而且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的预期上升与实际上升相一致。沿着任何这样的路径，当前的低（且仍在下降的）职位空缺水平不断抵消当前的低（且仍在下降的）失业水平，因此各家厂商的工资支付水平大致相当（①给定预期的价格水平，在这条路径上预期的货币工资水平对于“劳动力市场均衡”来说总是非常必要；不仅如此，给定预期的工资水平，预期的价格水平总是如此，以满足“产品市场均衡”的条件。Hoon和Phelps（1992）清晰地分析了一个无消费市场的非货币模型的均衡路径。Phelps、Hoon和Zoega（2005）以及Hoon和Phelps即将出版的著作分析了将产品市场变为消费市场时的均衡路径。还需说明的一点是，对于劳动力市场均衡来说，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和相应的等式。厂商必须正确地给定多雇用一名雇员的影子价格，因此才能正确地计算其职位空缺数。这意味着必须对市场工资的近期走向有正确的预期，这又意味着必须对其他厂商在不久的将来提高工资的幅度形成正确的预期，而不仅仅是对当前的工资水平有正确的预期。）。对此，卢卡斯（1972）随后提出的模型与我的研究有不同之处：他的模型有严格的含义，经济在卢卡斯周期（Lucas period）里经历了各种冲击后，会马上跳回到均衡状态，这是卢卡斯运用“理性预期”假设的一个结果（①这就是跳到卢卡斯模型中的某一点，这类似于跳到我的模型中的刀刃式均衡路径上。在卢卡斯的周期模型中，存在一个卢卡斯周期：在这个周期结束之前，全国性的数据是不可得的；而在这个周期结束时，所有的全国性数据都被公布。在我的连续时间模型中，有关工资上升的数据可能是滞后的，但是有关工资水平的数据不会滞后，当然与对比厂商（comparator firms）的工资水平有关的数据也不会有滞后（事实上，厂商之间可以形成协会以分享这类数据，而且工人也可以形成工会；但是在我设想的“自由市场”中，不存在这类干预）。）。而在我看来，市场参与者可能会在任何时候走上均衡路径的钢丝绳，如果这种情况确实存在，那就会导致市场参与者从当前的状态回到他们的初始状态；但一般说来，我们不能假定他们能沿着这条路径回到初始状态。
与“理性预期”的关系。上述框架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并没有给出一个完全确定的稳定状态，而且也不打算这么做。当前的职位空缺水平有一个外生的结构性要素。该要素是管理者们认为新增一名雇员的合适价值（也就是影子价格）的函数；而且这种影子价格并不是由模型决定的变量。如果该值上升，例如部分或者所有企业家一致看好未来经济，职位空缺数会因此上升，对雇员的招聘也会增加（②凯恩斯的“通”论就“通”在它认为厂商的目标是变幻不定的、任意的。这种任意性对Calvo和Phelps（1977）一文中的厂商工资合同来说是很重要的。）。该特点使模型不至于排除创新和随之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从而沦为一种机械的分析工具（③模型对经济体未来路径的预测取决于职位空缺方程外生部分的持久特性，尽管实际的路径很有可能受到外生职位空缺变化的干扰。）。
在这个得到最优诠释的模型中，估算自身期望工资目标的厂商无法获得（更不用说真正得到）有关竞争对手近期工资率的公开信息，因此它们不得不在此条件下预期竞争对手的平均工资率（④在我文章中的某些地方，平均工资水平被当做是已知的，但只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一个固定工资承诺的不同模型中是如此（对于该点的详细阐释详见Phelps，1968a）。否则工资是未知的，需要依据具体的情况来推测。）。因此，一般说来，劳动力市场不是逐渐走向真正的均衡，而是走向替代均衡（surrogate equilibrium）；在前一种均衡中，厂商预期到的竞争对手的工资率与它们自身的实际工资率相等；在后一种均衡中，预期工资率可能会低于实际的工资水平（Phelps，1972）。这样一来，给定相同的职位空缺率，失业静点低于和（预期）均衡相一致的稳态水平（当然，主观感觉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会变化）。
最后但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在模型推导中引入理性预期或理性选择并不准确，而且根本不合适。在一个高度创新并因此不断变化的经济中，各家厂商，甚至同一区域相同行业的各家厂商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想法。因此一家厂商没有理由像理性预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虽然我已推算出应将我支付的工资提高x%，但是考虑到我的竞争对手会做相同的事情，那么我现在就必须更大幅度地上调工资”。通过这种归纳推理来形成正确的预期是不合适的。这也正是我在另一篇文章（Phelps，1983）中讨论的主题，这篇文章收录在我和弗里德曼共同主编的一本书中。
更为根本的是，如果未来是由当前的新思想和企业家随后做出的各种计划促成的，而公众对此无从知晓，企业家对此也没有十分的把握，那么公众就无法对未来的概率分布形成“理性预期”（Calvo和Phelps，1977）。如果各厂商均致力于创新活动，根据过去的数据“进行回归”并不能使某个厂商合理地预期这些致力于创新活动的厂商现在打算做什么（参见Frydman 和Goldberg，即将出版）。理解了不确定条件下凯恩斯—费纳概率的运用之后，一旦我们知道厂商们随时都在应对意外情况的出现，就不会那么看重根据过去经验所作的预测。
因此，如果问及我的理论是否被卢卡斯模型替代这个问题，我必须指出，如果一个经济是动态变化的，它的创新活动就会不断地带来不确定性，该经济的结构也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因此理性预期均衡这个概念并不适用，不仅如此，一个模型如果使用理性预期均衡概念来分析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的经济，根本就不能很好地反映该经济的波动机制。
与弗里德曼1968年模型的关系。有关“自然失业率”以及由各种没有正确意识到的扰动及变化导致偏离“自然失业率”的上述理论，通常被认为与米尔顿•弗里德曼1968年提出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相应的两个模型也被当做是针对同一现象的两个同时发现。这两个模型实际上代表了对两种不同现象的发现。弗里德曼的模型是自然劳动力参与率模型，而我的模型则是自然失业率模型。正是这一差别让两个模型产生了许多不同之处。比如，在弗里德曼的模型中，未觉察到的需求上升对竞争性均衡来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偏离；而在我的模型中，未觉察到的需求上升则减少了了庞大的非自愿失业（下面我将简要地对旨在提高就业的货币政策进行评论）。
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一些学者善意地将我在这篇文章中所涉及的研究以及我在《就业和通货膨胀的微观经济学基础》（Phelps等人，1970）中所做的相关研究称为是“革命性的”（Pissarides，2006；Samuelson，2006）。但我认为还需作出两点评论：第一，我所做的微观—宏观模型不同于凯恩斯的一些核心思想：有效需求变化，甚至是“中性的”变化通常也会影响商业活动。不仅如此，在均衡市场中，价格水平和货币工资水平并不是完全的（①这篇凯恩斯死后才被学者们发现并出版的文章被凯恩斯冠名为“不协调的经济”；最主要的美国凯恩斯主义者托宾写到，凯恩斯的理论是关于“期望非均衡”的理论（Tobin，1975）。）；第二，我随后的研究将自然失业率内生化，这使我脱离了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政策主张。
在最优货币政策理论中的运用。在我对最优通货膨胀政策建模的研究中，首次公开应用了我的预期框架（Phelps，1967）（②这篇写于1966年上半年的文章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完成的，之后我写于1968年和1970年的文章主要是关于工资动态和价格动态的。）。这是对运用菲利普斯曲线构建“最优”通胀率模型的一个回应（Okun，1965）。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我看来，我这篇1967年的文章似乎被建立在理性预期基础上的泰勒规则所取代（Taylor，1993，1999）。然而，我的这篇文章在通货紧缩史的研究中得到了延续（Sargent，1999）。诺贝尔奖委员会（2006）也认为，我从跨期角度对政策制定问题进行了研究。因此，在本文下一部分我将主要阐述我的那篇文章。
改变不合意预期的政策
我从跨期角度讨论政策的早期著作主要集中于无货币经济中的财政政策。我在1965年的那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假设条件：通常，公众期望他们的“终生”税负的现值比可预见得要少（在这里，我用大卫•李嘉图的观点来为自己辩护，他所反对的理论后来被“李嘉图学派”接受）。根据那篇文章的模型，其结果便是，在市场经济中出现消费品的过度需求和劳动的供给不足。“财政中性”政策意味着预期终生税负的现值与政府预期的财政支出及转移支付一致。如果公众没有形成理性预期，那么相对于财政中性所需的税率，实际税率的设定要么偏高，要么偏低。于是就产生了如下思想，即市场预期会影响供给；而且这些预期有可能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因此需要出台“最优”政策对这类预期进行矫正。
我1967年那篇文章的一个关键假设便是，公众对通胀率的预期可能会过高，因此政府只能强行把实际通胀率降到预期通胀率之下，以促使公众降低他们的预期，直到预期通胀率下降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为止。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假设是，未预期到的通胀带来了高于自然率水平的就业，而未预期到的通缩则会带来低于自然率水平的就业，即高于自然率水平的失业。因此“通缩”会带来一个转换成本，即失业率短期内高于自然率水平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而如果政府能够通过设定有效需求来维持当前的通胀预期，自然失业率水平就能够实现。这些想法被置于一个与拉姆齐（Ramsey，1928）最优资本积累模型相似的背景中。预期的通胀率x充当状态变量，相当于拉姆齐模型中的资本存量，而实际通胀率f对x的偏离类似于消费对收入的偏离。这样一来，政策变量便是稳定投资需求以保持资本存量不变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其中，财政政策用的是使公债保持不变、由均衡预算规模所导致的需求水平）。这个在1966年完成的分析相对比较复杂，我在1969～1970完成的一本书（Phelps，1972a）中，简化了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即通胀政策由货币当局实施，而财政政策对资本和公债的影响被认为是中性的。简而言之，这个问题就是要找到一个政策函数：在由微分方程dx/dt=β(f-x)表示的约束条件下，该函数使可能的贴现效用最大化，其中，β是一个正的伪常量。
分析结果表明：如果预期通胀率要远高于（或低于）最优政策使其下降到的均衡水平，那么这便存在一个需要填充的缺口；最优政策总是要求将通胀率降到低于当前的预期通胀率水平之下，而不考虑短期收益。当然，预期通胀率高于其静点值越多，实际通胀与预期通胀之间的最优偏离也就越大，从而初始的失业上升幅度也越大。效用贴现率越小，预期通胀率的均衡目标值越低，初始通胀缺口的最优规模就越大，这也就意味着较大的短期损失和较高的长期收益。就业下降的成本越高，最优初始偏离就越小，因此失业对其自然率水平的最优偏离就越小，从而通缩的速度就会减慢。
回想起来，后来所谓的通胀目标制可能正好源于我这篇1967年的文章（①或许最早的利率规则出现在Dewald和Johnson（1963）的文章中，但是，他们的规则并没有让通胀率这类变量达到一个目标水平。他们提出的货币供给规则也是如此。）。然而，我也认识到，在最优货币政策的这个极其简单的特性中，隐含着复杂的背景。在一篇未经删节的讨论稿的最后几页（我1966年公开发表的文章正是从这篇文章中摘取的），我考察了一个内涵更丰富的模型。其中，失业率u的变动是缓慢的（同我1968年的文章），这样一来u就成为与预期通胀率一样的又一个状态变量。由此最优政策方程f(x，u)一般说来并不会推动预期通胀率向静点水平移动。远远高于或低于其自然率水平的初始失业率可能会使最优通胀率高于或低于预期通胀率，即便后者当前已处于其平衡点水平。但是，随着失业率也会回到其平衡点，即自然失业率水平，这种预期通胀率最终会回到其静点水平。泰勒（1993）提出的著名利率规则有着相同的特征，尽管它从解决不同问题的最优政策中推导出来，但这个最优政策就是在理性预期下，围绕通胀和失业率均值的最优稳定政策。
也可以这样说，我1967年的那篇文章以及后来的研究中央银行的职能就是对通胀预期进行管理。这一观点认为，如果中央银行能够监控并稳定预期通胀率，实际通胀率就不会长期失控。参变量的变化可能会使价格水平走上一条不同的路径，但是这不会永久性改变价格水平上升的趋势（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在一个其前景完全无法了解的经济体中，中央银行严重错估自然实际利率的可能性总是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利率规则并没有从一个合适的点位出发。在此点位下，银行制定的实际利率应根据预期通货膨胀率与目标利率之间的差异进行调整。如果自然实际利率被低估而其他变量却被很好地测算出来，那么银行设定的实际利率水平会太低，因此不能将通货膨胀控制在目标水平内（Phelps，2006d）。
基于参与者的不完全信息，我想做出另一点评论。理性预期的一些倡导者抱怨预期是适应性的，就像我1967年模型中所描述的那样（Lucas，1976）。对此，我想用我1972年著作第8章的内容来回应。那一章对“常规的稳定政策”进行讨论后认为，预期在相同的经历不断重复的情况下不会是适应性的（系数可能不是纯参数，不随通货紧缩而变化）。但是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理性预期假设的合理性（①
我很高兴能与John Taylor和Guillermo Calvo探讨理性预期基础上的工资和就业决定的新凯恩斯模型，这些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参见Phelps和Taylor，1975；Phelps，1978）。但是我不认为理性预期假设要比对适应性预期的灵活运用更令人满意。）。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经济中，不存在类似的重复博弈（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绝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政策制定者也不会都属于某种固定的类型（即使保罗•沃尔克也必须努力树立公信力）。凯恩斯认为市场参与者的预期紧随最新的模型，直到对立的证据不断增加并多到足以动摇这种模型时，更新的模型才会出现，而市场参与者由此又会形成同先前截然不同的预期。而适应性预期方程则是对这一过程的一个近似反映。
自然失业率波动以及变化的结构主义模型
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合组织（OECD）各成员国的失业率在没有通胀或通缩的情况下长期波动并大幅变化，由此导致了各国失业率的巨大差异。这表明，有一些强有力的因素影响了自然失业路径本身。的确，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许多学者都试图用现实的市场因素而非货币因素来解释经济繁荣和危机。任何理论要想合理地解释失业率未能恢复到其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牛市水平，就需要一个“内生化”的自然失业率理论。
在雇员培训模型和消费者市场模型（我曾在20世纪60年代运用过这两个模型）的基础上，我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建自然失业率（或其路径）的非货币理论。朝着这个方向的艰难探索（Calvo和Phelps，1983）把注意力集中在时间偏好和财富上，但缺乏对失业的探讨。两国模型（Fitoussi和Phelps，1986，1988）主要关注海外利率和汇率，但忽视了自然失业率。在索伊加等人（和 Hian Teck Hoon Gylfi Zoega）的大力帮助下，我在1988～1992年间的一系列文章和另一本专著中使用了弥补这些缺陷的封闭和开放经济模型（Phelps，1994）（①那个时期的一些文章以及随后的一些发展包括Hoon-Phelps（1992）、Phelps（1992）、Zoega（1993）、Hoon-Phelps（1997）、Phelps-Zoega（1997）和Phelps-Zoega（1998）。其中开创者为Phelps（1972b）和Salop（1979）。）。相对于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进行的微观—宏观研究，这些模型是对宏观经济学更加彻底的重写。这些模型所包含的理论表明：与税后工资以及生产率相关的财富如何影响离职倾向和激励工资曲线的形状；真实利率、未来前景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如何影响厂商对其商业资产（雇员或消费者）所设定的影子价格；这些影响如何扰乱或永久性地改变自然失业率（Phelps，1994）。我十分欣赏这个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希克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该模型中，货币流通“速度”是上升的）以及新古典主义的希克斯—卢卡斯—拉宾模型（其中劳动供给是增加的）相反，该理论认为，海外利率上升会导致经济收缩。由海外突发事件导致的实际汇率贬值会在某些参数的范围内导致经济收缩，但消费者的收益会逐渐减小，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思想。
这个补充性的理论能够清楚地解释20世纪30年代的三种结构性力量如何推动自然失业率的上升（②值得一提的是在这10年中所发生的巨大技术变化使摩擦性失业增加，尽管我的模型中并不包含摩擦性失业。）：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笼罩着美国和欧洲的战争阴影削弱了包括雇用新员工在内的投资活动（Phelps，2006a）。其次，《社会保障法》降低了税后工资，因此减少了私人财富（这是一个抵消效应）；但该法律创造了“社会财富”，产生了净收缩效应（Hoon和Phelps，1996；Hoon，2006）。
最后，我用来研究“结构性繁荣”的模型表明：突然出现的新的创新机会，将提高影子价格，厂商预期到未来的生产率会提高，因而会雇用和培训更多的雇员；而生产率的实际提高会增加投资于雇员和消费者的机会成本（Fitoussi等人，2000；Phelps和Zoega，2001）。从这个方面来看，20世纪30年代生产率的飙升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种扩张性的力量，而是早期投资热潮可以预见的成果，而且这种飙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收缩性的。对我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发现，因为这一发现表明，推动资本主义经济良好运行的各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源自商业人士的创造力和机遇，而这些力量既不遵循任何固定不变的随机规则（stationary stochastic formula，Phelps，2006d）（①当我假设经济体的结构或未来前景发生变化后，价格和数量会沿着一条可预见的完美路径变动，这实际已涉及理性预期。但是这种可预见性是以未来不会有更多变化为条件的，而模型并不保证这样的变化不会发生。经济体的参与者也许能很好地意识到未来不会有更多变化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哪些参数的变化是可以预期到的，这些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可能只是大致近似地反映了对未来的无知，但如果没有这种近似也许更好。），也不遵循任何预先决定的随机规则（Frydman和Goldberg，2007）。
总而言之，这个有关经济活动的理论将上述自然失业模型和20世纪60年代模型结合在一起，该理论认为就业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或两种方式增加：提高有效需求使就业偏离其当前的均衡路径，实际货币工资也将爬升到高于其预期水平的路径上。自然就业率的上升提高了实际就业率，尽管其上升的幅度不如自然就业率上升和实际工资低于其预期路径的幅度大。在过去30年中，学者的注意力从自然失业率小幅变动这一隐含假设下的有效需求变化和波动，转移到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至少在中央银行有一个好的货币政策时，有效需求是不成问题的）这一隐含假设下的自然失业率本身的变化和波动。如果不是得益于上述完整理论发展出的货币和结构主义因素，我们就无法对自然失业率有这么深入的理解。
关于增长
众所周知，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论的对象不是人类的努力，而是“价格和数量”。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历史和人类是脱节的。其中，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它未考虑人的因素。该理论解释了实物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但是却将这背后的动力——知识的增加，即“技术”——视为是外生的，就像来自天堂的吗哪；不仅如此，该理论假定新技术的选择可在瞬间完成，没有成本，也不会出差错。人在诸多活动，比如管理、判断、洞察、直觉以及创造中所起的作用，尽管事实上对增长很重要，但在该理论中完全没有体现。
新古典理论的这个特点在国家储蓄理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拉姆齐（1928）提出的模型便是一个最佳例子，我在1962年提出的风险财富积累的新古典模型则是另一个相关的例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执教期间，我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创建模型的时候考虑的是通过遗产联系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人，而不是无限寿命的国家这个“单个行为人”，也许能得出更有见地的结论。自此以后，我和波拉克（Pollak，1968）发表的一篇文章解决了每一代人在“博弈均衡”中会储蓄多少的难题，并确认了储蓄决策并不是只考虑技术性因素，即时间偏好和储蓄回报率。每一代人的自私程度也会影响决策（参见Phelps，1973）（①后来Laibson（1997）将这个理论运用到一个未来自我显著不同于当前自我的人身上。）。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探讨了技术进步需要将人员配置到研究工作上这一想法（Phelps，1966b）。我用一个技术进步方程描述了技术进步率与研究活动量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一定时期内研究投入的规模越大，技术变量上升得越快。然而，即便每单位时间的绝对收益在不断上升，技术进步率也是递减的。由此，我开始探讨研究努力随时间的增加能否延缓技术进步率下降这个问题。我发现，如果有一个合适的技术进步方程，研究投入的指数化增长能够逐渐导致技术变量的指数化增长。这又很快揭示了两层非常有趣的含义。
一层很明显的含义便是研究投入指数化增长路径的水平越高，技术变量将达到的指数化增长路径的水平越高。因此，对一个新手来说，社会投入的研究努力越多越好。但是经济学家们也关注消费，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只关注消费。由此，我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在其中，消费由所有不做研究工作的人运用当前技术生产出来。我发现在达到某一点之前，研究投入与非研究投入之间的比率越高，消费路径将达到的水平越高。但是过了这一点之后，研究投入与非研究投入之间的比率进一步提高实际上会降低消费，因为技术所实现的收益将不足以补偿将劳动从生产消费品领域转投到研究领域的成本。这便是我关注的此类法则中的又一个黄金律（Phelps，1961，1966c）。这条黄金律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我们可以让这个比率成为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便是1，这意味着每一位生产者背后都有一位研究人员做支撑。
另一层含义便是人口越多，研究人员的数目也会越多，进入一条更高技术路径的概率也会越大（Phelps，1968b）。对于这一点，历史事实就摆在面前。如果不是始于18世纪的快速人口增长（直到当前才变缓），我们可能只实现了过去两百多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技术进步当中的很小一部分。因此我们应感激人口的增长——这被我称作莫扎特命题（Mozart Proposition）。依照这种逻辑，21世纪的经济增长将比20世纪快。
在18世纪的时候，没有人预料到人口将激增，或者说没有人知道这样一种“体制”出现的概率有多大。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技术进步方程将继续使研究能够带来大量的技术进步。这提醒我们，奈特不确定性普遍存在，数百年来预测不准的情况时有发生。
在这里的“研究”和“技术”的含义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窄。技术包括堆积在米高梅电影公司中的原始剧本，未来电影的制作由此而来；技术还包括瓦格纳、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后来的作曲家都得益于他们的作品。然而，关注研究有两个局限性：第一，市场经济吸收新技术并不是毫无成本的（我在20世纪60年代就意识到这一点了），因此从发明到创新的过程并不是迅速完成或必定会发生的。它需要熊彼特式的企业家解决创新的开发和营销问题；需要纳尔逊—菲尔普斯（Nelson-Phelps）式的管理人员评估创新的潜在收益；需要阿玛•比亚德（①指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Amar Bhidé）。式的消费者来评估这些收益，形成创新的环境；需要马尔萨克—纳尔逊（Marschak-Nelson）式的金融家慧眼识企业家，并给予他们财力支持。总之，一项创新从开发、兴起到采用的方方面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纳尔逊和我1966年的那篇文章没有用埃尔斯伯格（Ellsberg）的术语和萨维奇公理（Savage axioms）的形式来写，但它是一篇讨论不确定性的文章。葡萄园的管理者在面对一种新杀虫剂的时候，可能对使用这种新杀虫剂将带来的收益和成本的“预期值”没有太多概念；或者说，如果管理者缺乏基本的科学人文教育，他就无法判断采用这种杀虫剂的成功概率。一点点有关工程学、化学和其他领域的知识便可以提高管理者评估一种新产品或新技术的能力，这会极大地增强管理者的自信，并促使他们对其他情况下可能会忽视的各种创新做出评估（①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理性预期占据主导地位以后，这篇文章就被遭到忽视了。但是少数致力于理解现实世界的“几个好心人”重新认识到这篇文章的价值（Barro和Sala i Martin，1997；Aghion和Howitt，1998）。Benhabib和Spiegel（1994）进行回归的结果也使得Nelson-Phelps论题重新焕发了活力。Nelson-Phelps论题的主要观点是所有教育（甚至连初等教育）对评价和吸收创新都是有用的；该观点驳斥了Becker-Mincer认为所有教育（甚至大学教育）作为劳动投入增加因子存在于生产方程中的观点。但是辉煌只是暂时的，因为Krueger和Lindahl（2001）发现了其中的错误，并得出Nelson-Phelps观点在战后的欧洲并不适用的结论。对此，我的回应是，当欧洲大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追赶美国的技术时，它自身并没有多少新颖性可言，因此根本就不需要Nelson-Phelps式的管理者。不仅如此，只有高等教育而不是全部教育才对追赶起关键作用。）。
在2000年和2005年的两篇文章中，我认为，主要由于高等教育的不足，欧洲大陆缺乏纳尔逊—菲尔普斯式的管理者和富有冒险精神的比亚德式的消费者，因而未能成为诸如互联网革命所带来的各种新奇创新的策源地（欧洲大陆又是如何在其辉煌年代抓住在美国出现的各种新奇事物的呢？那些事物已陈旧得不能被认为还是新奇的了）。类似的，我和比亚德在2005年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中国，管理者和消费者需要大量学习，这阻碍了成功的创新。要不然的话，投资和消费需求都会更强劲，经常项目盈余会更小，增长也会更快。
当然，关注研究的另一个严重局限在于，商业人士是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众多创新的构思者。资本主义社会是哈耶克式的国家。哈耶克认为，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内，不同人之间存在一种“知识分工”：不仅信息是分散的（有关当前价格的知识），而且更关键的是，有关“如何获得和使用商品”的专有知识也是分散的（①他还认为代际均衡可能会不必要地使厂商形成一致的预期，同时又不能获得所有有价值的知识。）（Hayek，1937）。哈耶克式的企业家坚持不懈地努力将他们的知识扩张到那些知识稀缺或不存在的领域，以检验他们是否有可能开发出别人不曾想到的商业卖点。这就是创造力——获得别人没有的想法（或者在没有做必要探索的情况下，可能有的新想法）。稍后哈耶克草拟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对创新的商业价值没有真实了解的企业家不得不将创新投放到市场中去，以“发现”它可能有的价值（①用更形象的语言来描述Amar Bhidé给出的评论，就是熊彼特式的厨师为了做出与菜单上完全相符的食谱在厨房里忙个不停；而哈耶克式的厨师对用餐者的喜好完全没有概念，因而用顾客来做实验。参见哈耶克（1961，1968））。（Hayek，1968）。
近些年来，我一直试图详细阐述和应用哈耶克的创新理论。我近期的一篇文章借助一种理论工具完成了对创新理论的正式说明，该理论工具就是，在不完全信息下，企业家和金融家会在一个定期“集市”上相互会面并达成合作（Phelps，2006b）。我也有幸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重要的金融制度（如股市）存在与否，对一个经济体能否抓住创新机会似乎非常重要（Phelps和Zoega，2001）。不仅如此，一个国家的各种经济文化特质也会激发企业家的活力，更一般地说，给企业家提供能干的劳动力，为他们提供一个能够接受创新的市场，可以鼓励企业家进行创新（Phelps，2006c，参见表1，表2a和表2b）。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要说明，不管如何，在发达经济中，创新机制和各种发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参与者的经验和回报。
好的经济：创新和包容性
我对现代经济的兴趣以及我对有关人类满足感的某些已有观点的深入了解，让我在过去几十年里对“好的经济”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指出，在有信息成本的情况下，出现“统计性歧视”（它剥夺了个体的机会并削弱了他们的工作激励）是自然不过的事情，我还进一步说明，很难阻止思维定势的出现，因此理想的经济很难成为现实（Phelps，1972c）。在研究市场中的道德问题时，我认为一些利他主义可以抑制各种反社会行为，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机制和立法是无法阻止这类反社会行为的（Phelps，1973）。罗尔斯（1971）的著作激励我向经济学家们阐释他的“经济正义”概念（Phelps，1973b；Phelps，1985），并且将这个概念应用于税收的不完全信息模型（Phelps，1973a；Ordover和Phelps，1975）。如上所述，在每一种情形中，各种想法都是围绕一种或另一种信息不完全展开的。然而，所有这些模型以及罗尔斯的经济模型都对人类满足感的来源持一种严肃的观点，这种观点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遗风。这些以及其他古典模型未能给我们留下任何与现代经济状况相符的有关“好的经济”的概念。
显然，一个人对“好的经济”的界定取决于他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对加尔文（1536）来说，美好生活由辛勤工作和财富积累组成。而在哈耶克（1944）和弗里德曼（1962）看来，自由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对工作和自由的追求可能在于它们是一种美好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①无论如何，这些“好的经济”的概念没有丰富到足以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加尔文主义似乎与一个财产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一致。除了弗里德曼的消极收入税以及哈耶克提出的几种例外情况以外，相对于当今资本主义中的投机性波动和重商主义，他们俩似乎都更崇尚自由市场经济（小政府和原子式的竞争）。）。但是美好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呢？
在2003年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一个能够提供挑战和个人发展的职业生涯是美好生活的本质（Phelps，2007）。该观点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美国式的”观点。在对此作出回应时，我记起观点来自起源于欧洲的经典理论：亚里士多德宣称任何地方的人都希望扩大他们的视野并“发现他们的才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著名画家切里尼在他的自传中描述了创造和“成功”的喜悦。在巴洛克时期，赛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戏剧化地表现了个人的追求，这被巴赞（Barzun）和布鲁姆称之为活力主义的道德观。这种观点在杰斐逊和伏尔泰等启蒙人士身上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并且得到了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森和亨利•柏格森的诠释（②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在其著作中宣扬“生成”（becoming）高于“存在”，自由高于必然，并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里声名鹊起。）。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和罗尔斯的“自我实现”都包含有这层意思，就像阿玛蒂亚•森（Sen，1995）提到的“尽其能”、“做其事”那样。这种人类的自我满足论显然与边沁的快乐或者“满足”论不同，而且它不一定与人们表现出来的快乐相关（③我得知近期对快乐进行研究的学者们发现：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通过积累更多财富可赚取更多收入并不能让国家的快乐有额外增加（这听起来有点像资产积累的黄金律）。不管该结论能否成立，它并没有暗示存在着经典的满意饱和水平。它只是表明，过了某一点之后，更高的收入并不能增加传统需求的满意程度。）。
如果这就是美好生活的本质，那么“好的经济”便能促进“充满活力的”生活。“好的经济”所产生的刺激、挑战、争斗、权力、发现和发展都是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
当然，也有对正义的讨论。弱势群体有权参与经济，因此也有权参与社会。在罗尔斯（1971）看来，包容性意味着在正规经济中辛勤劳作的最弱势群体能够有自我实现的前景，换句话说，他们能获得足够好的报酬（他们失业的频率不能太高），因而能正常地履行配偶、父母、公民以及社区成员的职责。罗尔斯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古典的，因此它并没有给来自商业生活的自我实现留下空间。我在讨论中认为，很多人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人都从参与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的核心制度，也就是商业经济中得到深深的满足；而且对少数人来说，这样的就业就是社会融合的支柱（Phelps，1997）。不仅如此，在一个有着活力主义工作文化（这种文化重视智力挑战、组织责任以及个人的进取心）的社会中，即便是低端就业也能给人带来自我满足感。因此，在一个能够提供活力主义职业生涯的经济中，高度的包容性是最有价值的（下文的内容并不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总之，一个“好的经济”也会促进包容性的提升。
一个国家可以运用与其经济相称的机制，来提升其活力和包容性。尽管我们对现代经济的理论理解还处于非常初级的状态，但是大量的经验证据充分表明：充满活力的职业生涯要求经济能不断地带来变化，并不断地向前发展；而这样一种经济动力机制最好有像资本主义这样的制度和机制体系，在资本主义体制中，为了让未经协调的企业家、金融家以及消费者创造出高的商业创新成功率，就需要进行监管或放松监管。我们对激励设计的理论说明和经验观察表明：财政激励可以有效地提高包容性。在这里，财政激励指的是一个公共的低工资就业补助以及教育补助体系，其目的是吸引处于社会边缘的工人到商业部门工作，降低他们的失业率并提高其收入（①罗尔斯1971年发表的文章最大程度地对这个方向进行论证。在这里，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在现代经济中，罗尔斯式的正义不仅要考虑企业家也要考虑最低工资工人的自我实现前景。限于篇幅，我将不对此进行深入说明。）。
活力与包容性是不相容的吗？强调一方必然会损害另一方吗？在达成行动共识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出现了两种谬误。在西方，很多人毫无根据地认为旨在提高经济包容性的财政政策会极大地损害经济活力，因此很难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与此相反，我认为恰当设计的就业补贴能够重振资产阶级文化，振兴自食其力的道德规范以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财富水平。所有这些都会推进而不是削弱一个国家的活力，而且还会加强公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
另一些人则认为一个创新经济体的活力损害了弱势工人的利益。而在我看来，经济活力有助于提升包容性。各种创新活动的蓬勃开展间接提高了那些已然在享受美好生活的人们的福利水平；达到某一点后，它也必然会惠及弱势工人。由此而来的活力以及不断提高的商业创新成功率又在新的活动中创造出更多的工作职位，这会让弱势工人群体找到更好的工作并获得更高的报酬。过去10年的种种经历表明，在那些抵制创新的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包容性急剧下滑。高涨的企业家精神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更轻松、更安全的工作，从而让弱势群体受益。一个创新经济是公正的，因为它不仅有利于强势群体，也有利于弱势群体（Phelps，2007）。
当前，欧洲的许多国家正在寻找一条通向更加繁荣、让弱势群体更好地融入经济的道路。对于如何走上这条道路，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应该将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技术或更多的人力资本）投入到经济中，以提高产出和就业；而现代主义者则认为应该通过改革劳动法、公司法以及金融部门，将现有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创新活动以及商业活动。
我的结论是，一个有着合意道德水准的经济必须有足够的活力，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和丰厚的报酬；不仅如此，它还必须保持其公正性，以确保经济体有足够的包容性。（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陈叶盛译）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Edmund Phelps发表的演讲。与这篇演讲相关的讨论，部分要追溯到几十年前。我非常感谢Philippe Aghion、Max Amarante、Amar Bhide、JeanPaul Fitoussi、Roman Frydman、Pentti Kouri、Richard Nelson和Richard Robb。Raicho Bojilov和Luminita Stevens给我提供了富有创意的研究帮助。
（责任编辑童德文，邮箱：jpdong@efn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