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祥建、郭丽虹和徐龙炳撰写的《经济管理》2015年第9期论文《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留存国有股控制和高管政治关联的分析》指出，单一因素（留存国有股控制或高管政治关联）带来的政策性负担效应和政治依附效应损害了企业投资效率；而双重因素（留存国有控制和高管政治关联）产生了与单一因素完全不同的效果，其带来的资源配置倾斜效应缓解了单一因素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面效应，但这是以牺牲社会总体资源配置效率为代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来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基于股票发行民营化（Share Issuing Privatization, SIP）的部分民营化（Partial Privatization）是国有企业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文基于留存国有股控制和高管政治关联这两种政企关系渠道进行分析，首先研究了两者作为单一因素分别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另外，与已有研究最大的不同在于，本文进一步着重探讨了留存国有股控制和高管政治关联作为双重因素同时存在时能否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与单一因素不同的影响。
Richardson（2006）认为，企业投资支出可分为预期投资支出和非效率投资两部分。参考Richardson（2006）和俞红海等（2010）的方法，作者以2000-2010年的实施SIP的国有企业作为样本，首先建立了期望投资回归模型，并用回归分析的残差来测度非效率投资水平。基于此模型计算出的期望投资和非效率投资，同时为了克服样本的双重自选择偏差问题，作者进一步采用Heckman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了SIP后留存国有股控制和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重点检验了双重因素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在回归分析之前，作者通过描述性统计发现，双重因素和单一因素可能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则发现，留存国有股控制会带来政策性负担效应从而降低了企业投资效率，这一效应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是政府通过干预企业投资决策过程把一些政策任务强加给企业，第二是国有股东身份不明确导致的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而存在高管政治关联的企业则存在政治依附效应，这一效应也包括两方面，第一是容易遭受更多政府干预而过多地迎合政府意愿，做出低效率投资；第二是导致各种寻租行为的盛行。这一效应同样降低了企业投资效率。
由此可见，单一因素降低了企业投资效率。然而，同时具有双重因素则可以缓解单一因素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原因在于，政府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更容易向同时存在较高留存国有股和高管政治关联的企业倾斜。由于非效率投资包括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现象，作者在以上对总体样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又分别检验了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组子样本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均得出了与总体样本一致的分析结果。进一步地，作者从资源配置倾斜效应的角度，分别检验了银行贷款配置的倾斜效应、留存国有股控制和高管政治关联对政府补贴和投资机会的影响这三个方面，揭示了双重因素联合作用的内在机理。基于此研究结果，作者为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构建良好的宏观制度环境、变革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以及完善企业治理结构这三方面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给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国企改革提供了实证支持，更是对治理结构设计和政企关系协调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原文：
张祥建、郭丽虹、徐龙炳，2015：《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留存国有股控制和高管政治关联的分析》，《经济管理》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