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典经济思想时期
文化经济学的源头和现代经济学的源头《国富论》(1776年)一样久远甚至更早，它就是——《道德情操论》(1759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只看到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却相对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从而曲解、误读了亚当·斯密学说”(阿马蒂亚森)。在斯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再次对《道德情操论》进行了重要的修订，据传斯密去世前曾立下遗嘱，要求焚毁《国富论》只留下《道德情操论》。斯密对文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约翰·穆勒(JohnStuart Mill)也把文化约束看作比追求个人私利更重要(1843 [1956], p.484)。
卡尔·马克思(KarlMarx)也注意到了文化，但他颠倒了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因果。他认为，文化是结果而非原因，是科学技术决定了社会结构和一系列副产品——文化、宗教等，“手工磨坊诞生了封建主义，蒸汽工厂诞生了资本主义”1859[1979])。
马克斯·韦伯(MaxWeber)将新教教义所传达的文化观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与天主教将逐利视为罪恶不同，新教教义认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获取利益，因而鼓励了工商业的发展。其次，与天主教的“预定论”不同，新教教导人们想要被上帝救赎就需要努力工作和节俭，这有利于储蓄和资本积累。此外，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使人们把追求财富不仅看成一种好处，更是一种职责，从而给予了贵族们打破现有秩序建立新秩序——资本主义的道德力量。因此韦伯认为，新教改革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1905 [2001],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Capitalism)。
Antonio Gramsci强调文化对政治现象(political outcome)的影响。权力不仅仅是一种统治力，更是一种霸权，它通过约束道德和思想来影响社会。比如，在阶级斗争中，工人通过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传达给其他的阶级来获取他们的认可和支持。文化霸权通过纯粹的文化的途径可以控制人们的思想，因而对政治统治至关重要。讲到这里，大家是否想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Gramsci(1949)认为，不仅是利益之争，一个社会的主导文化也可以解释它的政治现象。例如，上一期提到的美国与欧洲对待奋斗的不同态度中，由于在美国人们更加认可奋斗的意义，不愿自己的所得再分配给别人，所以美国的再分配程度更低，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比欧洲低得多(Alesinaand Glaeser, 2004)。
Karl Polanyi认为文化和宗教可以约束和减缓自由市场下的过分行为。Polanyi, Arensberg and Pearson (1957, p. 250) 写道：“人类经济嵌入和沉浸 (embedded and enmeshed) 在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制度中，其中非经济的制度如宗教和政府很要紧，对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而言，它们同货币制度一样有用，因为宗教和政府减轻了劳动者所受的苦难”。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44)一书中Polanyi就痛陈了无节制的自由市场。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便是由于自由市场缺乏文化和道德的约束而呈现出的过分行为。“无良商家”如何如何、“黑心商品”哪般哪般，早已屡见不鲜，人们评价或宣传某样东西的时候经常会用“良心出品”、“良心制作”来为自己加分，这里的“良”和“心”便是文化和道德对市场行为的约束。
2. 经济学帝国时期
二战以后的几十年，Gramsci 和Polanyi的思想在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而此时的经济学界却似乎对此充耳不闻，因为经济学家们此时正在忙着用复杂的数学工具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帝国呢。经济学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引入一种潜在的解释变量——文化，况且还是这么个定义模糊、不好度量的东西。不仅如此，越来越自信的经济学家们将文化看成是经济力量作用下的一个结果。
这场将文化完全内生化的运动由芝加哥学派主导。他们认为，人们的信念、偏好和价值观都是个人或是社会理性选择的结果，任何冲突都可以由价格系统来解决。Muth (1961) and Lucas (1976)将先验的信念(priorbeliefs)看成内生的，认为它应该与其客观的概率分布相一致。Stigler and Becker (1977)将消费者的偏好视作内生，模型开始时假定消费者具有共同的效用函数。Iannaccone (1988) and Coleman (1990)首次将宗教和社会观念当作群体最大化问题的结果。Glaeser, Laibson and Sacerdote (2002)把个体的社会网络投资也纳入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这一系列才华横溢的工作使得文化难以找到容身之所，事实上，文化唯一可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就是做一个调节器，用来解释同一个博弈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为什么有不同的均衡。例如Greif (1994, 2006)就用文化来解释Genoese和Maghribi商人的不同社会组织形式。
当经济学家们对文化“弃之如敝屣”的时候，非经济学家们却将其“视之若珍宝”。将经济表现(economic outcome)与文化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最有意思的工作是由非经济学家完成的。
下面我们举例介绍。Banfield (1958)是第一个用文化来解释经济退步问题的。在“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一书中，他将意大利南部的落后归因于人们过度地追逐狭隘的自利，他将其称为不道德的家族主义(amoral familism)，它是我们上一期中讲到的有限道德(limitedmorality)的子集，指的是合作与互利行为只发生在家庭内部。Putnam (1993)跟随Banfield的步伐，找到了公民意识(civic)影响政治制度质量的证据，意大利中央政府在各地推行了一模一样的区域政府制度，但各地的实行效果却大相径庭，原因就在于各地的社会资本不同，在中世纪经历过自由城市制度的地方社会资本更高，区域政府运作地更好。
3. 文化经济学的近年发展
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制度经济学的风靡使很多经济学家从正式制度转而研究非正式制度，譬如文化，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Landes就是其中一个代表。Landes(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1998)不仅将文化同信念和价值观联系起来，并把信念和价值观同经济表现联系起来，尽管其中的很多论断都只是文字性的描述而非统计结果。Landes重新审视了“什么决定了一国经济的成功”这个基本问题，并将之归因于文化因素：节俭、努力工作、坚韧、诚实、宽容、仇外心理、宗教排外、官僚腐败，和国家限制企业的法令。他关于文化的一个重要论断是“马克斯·韦伯是对的，如果我们可以从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使局面完全不一样”。
信任概念的提出是经济学家开始向文化经济学进军的第一步。Knack and Keefer (1996) andLa Porta, Lopez de Silanes, Shleifer and Vishny (1997)开始研究信任的经济收益。信任被视作“个体评判其他个体会采取某特定行动的主观概率”，因此可以很容易引入标准的经济学模型中。
然而，把信任作为文化的一个维度来考察其经济影响却有诸多限制。一是因为信任不仅从上一辈继承而来，还受诸多因素影响，因而不是外生的。例如，人们可以依法律体系的质量和策略互动的结果来建立信任(Axelrod, 1984)，法律制度越完善的地方，人们越信任别人，在熟悉了他人的博弈策略之后，也可以建立信任。信任还可以是社会资本投资的最优选择(Glaeser, Laibson andSacerdote, 2002)，例如，企业通过质优价廉树立了良好形象，让自己变得更值得消费者信任，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此处的“被信任”就是企业进行主动的社会投资得来的。通过信任来研究文化的另一个限制是，文化对经济表现的影响不仅通过信任这一种途径。因此，后续文献开始将注意力放在文化与经济表现的直接关系上，也正式拉开了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帷幕。
由于在后序的推文中我们会详细介绍文化经济学的这些文献，因此接下来，我们只是大致介绍文化经济学研究的三个方面。介绍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些约定：1)我们维持经济学的标准假定不动，即个体只有一重身份并最大化这一重身份的效用；2)我们假定文化教养(cultural upbringing)只影响先验的信念或与个体效用相关的参数，而非效用函数整体。这是因为，捕获文化影响的一个更有挑战的方式是考虑个体的多重身份(Akerlof and Kranton, 2000)，考察文化是如何影响个体选择哪些身份不选择哪些身份的。
文化经济学研究的三个方面分别是：一、文化是否影响了信念和价值观；二、信念和价值观与经济表现之间的相关性；三、将相关性确认为因果性。
对第一个方面的研究是这样的：由于不同宗教和不同种族的文化是不一样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等微观调查可以显示个体的价值观，因此研究文化对价值观的影响，就是研究具有不同宗教信仰或不同种族起源的人是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例如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2003)分别检验了不同宗教信仰(Figure 1)和不同种族起源(Figure 2)对人们信任水平的影响。
对第二个方面的研究是考察某些特定的价值观对经济表现的影响。例如：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2004a)考察了双边信任对欧洲两国间商品贸易、金融资产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影响。然而这一研究最大的问题是因果关系的方向，是因为相互间更信任所以贸易往来更多，还是因为贸易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所以提高了信任水平。
因此第三个方面的研究是确认因果关系。确认因果关系无非是排除三种可能性：反向因果(inverse causality)，第三方因素(thethird factor)和自选择(sample selection)。就文化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反向因果的问题不大，一是因为个体难以选择自己的种族、出生地、家庭历史(Becker, 1996, p. 16)，二是即使可能存在反因因果问题，也可以用宗教信仰或种族起源作工具变量来解决。就第三方因素而言，经济环境、制度环境、地理因素、气候、特定的历史事件等，可能同时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和经济表现，有两种方法解决，一是看移民二代的表现，因为他们不再受母国经济和制度的影响，二是尽可能地控制这些因素。相较之下，自选择的可能性是最难排除的，即一些更深层次的、难以度量的因素使个体主动选择了某些价值观，而这些因素又同时带来了相应的经济结果。例如：G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2003)一个发现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无宗教信仰的人更加信任别人，一个反驳是，这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可能具有某种信任基因，使得他们更容易轻信人和物，一方面更容易相信宗教，所以有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也容易信任别人，所以有高的信任水平，所以并不是宗教信仰使他们变得更加信任别人，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容易相信。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而也没有做任何处理。其实一个比较粗糙的办法是控制个体父母和其他家人的信任水平，因为如果是信任基因导致的，其父母也应该具有较高的信任水平，因此可以部分地捕捉信任基因的影响。但这样做并不能区分是信任基因起作用还是父母的教导起作用，因此是比较粗糙的做法。尽管如此，不断的思辨，可以使我们离真理更近一步。
参考文献：
[1] Polyan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Rinehart (1944).
[2] Alesina, A. and E. Glaeser, 2004,Fighting Poverty in the US and Europe: A World of Difference, Oxford University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