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原文信息：Keith Chen (2013). The Effectof Language on Economic Behavior: Evidence from Savings Rates, Health Behaviors, and Retirement Ass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3(2): 690–731.

 

全球金融危机让人们对早在亚当·斯密时代就被提出的一个古老的经济学问题重新产生了兴趣，“为什么经济规模和政治体制看起来相似的国家之间，国民的储蓄习惯差别如此之大？”作者KeithChen通过分析不同国家在语言使用和居民储蓄行为上的关系， 测试了被语言学家称之为 “语法化未来时间参考（Future Time Reference）”的假说。这篇文章所得到的研究结果让人大吃一惊，使用没有语法时态语言的国家的储蓄率远远高于有时态语言的国家的储蓄率。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所说的语言不区分现在时和将来时（如中文、德语），这个人储蓄的习惯会比较强；反之，如果一个人所说的语言，语法上强烈地区分过去、现在和将来（如法语、英语），那么，他的储蓄观念会比较弱。

 

除了文化和政策之外，语言也能影响着人们的消费储蓄观？乍看似乎是天方夜谭，仔细想想似乎也有些道理。首先，不同语言的语意表达上的不同，比如对于人物关系的表达，英语里uncle的统称，而汉语中的伯父、叔叔、舅舅、姑爹、姨父则传递出了更丰富的信息。当然，仅仅着眼于词汇和语意的研究是不够的。语言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变化是非常迅速的，互联网的发展更推动了语言的演变。然而语言中不变的东西，比如语法，或许正是文化本质的体现。比如说到下雨，中国人可以简单地说，昨天下雨，今天下雨，明天下雨。然而，相同的意思，在英语里就一定要用不同的时态来表述，it rained yesterday，it rains today, it will rain tomorrow。这种语法上的差异，并不只存在于汉语和英文这两种完全不相干的语言之间。和大部分日耳曼语系的“弱时态”语言一样，德语也不需要区分时态，可以用简单的现在时态的动词来描述未来的事情。而同属于日耳曼语系的英语却是个异类，需要严格使用“过去时”、“进行时”和“将来时”。

 

 

首先，假定每个人的储蓄决定都是通过以下这个简单的投资模型做出的，只有当未来的预期投资回报大于当期投资成本（C）的时候，才是值得存钱的，即

 

 

通过对此模型的分析，作者指出语言在影响人的经济行为上的两个渠道。

 

第一，人们怎样对待将来，取决于将来到底有多远。使用“将来时”会让人们觉得将来更加遥远，如果人们认为将来和现在没什么关系，那么他们现在的行为就不会为将来着想。就像汉语中对亲戚的复杂称谓，会迫使中国人思考亲戚关系，“将来时”也迫使说英语的人们更常思考自己和将来的关系。这种和“现在”不同的表达方式，使得“将来”更有距离感。“将来时”说得越多，这种距离感就越强。而距离感的强弱影响了人们对于投资折现率的大小的偏好，相对于“强语法”而言，不区分时态的语言使用者对于未来投资的期望较低，所以更倾向于存钱。这也就是说，“强语法”的使用者的折现率大于“弱语法”。

 

第二，语法结构影响人们在预测未来事件发生时间上准确性的判断。尽管已有研究在使用语言描述和区分颜色的准确性（MacLaury et al., 1992），但没有研究表明语法的时间效应。作者认为，由于不同语言使用者对于未来事件在时间预测的准确性是不一致的，不区分语法结构的语言使用者对于预测的准确性更低，从而增加了投资的不确定性。反过来说，由于准确性预测的降低使储蓄行为变得更有吸引力，从而“弱语法”的语言使用者更偏爱储蓄。

 

 

为了论证其语言-储蓄行为的假说，作者分析了一些大数据库，其中包括统计了各个国家时态使用频率的数据库EUROTYP，记录了人们包括存储在内的经济行为的WVS（世界价值观调查）、研究欧洲人口健康情况的SHARE（欧洲健康、老龄化和退休情况调查），同时还参考了DHS（人口结构和健康调查）中对发展中国家的调研，以及OECD国际经合组织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储存率的记录。

 

 

作者对“强语法时态”语言的使用是否影响居民的储蓄决定进行固定效应的logit回归分析（fixed effect logit model），模型如下：

 

 

 

其中StrongFTR是一个虚拟变量，表示是否使用“强语法时态”语言，Xit包括了当期的就业情况，储蓄和收入水平，以及对于信任度的自我评价等；Xt包括了所在国立法体制，经济水平，和国民的平均信任水平；Fitex和Ftc控制了其他固定效应，比如所在居住国，居住国的收入等分，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年龄，家庭结构以及宗教信仰等。此外，为了剔除文化等因素对于居民储蓄观念的影响，作者进行了同一区域内的回归分析。结果如图：

 

 

回归结果显示，假定在同一个区域范围内，收入，教育，婚姻，性别，年龄，家庭结构，就业情况等都一样的两个人，一个使用的语言强烈区分语法（比如英语）而另一个则使用不区分语法的语言（比如德语）；说英语的只是说德语的储蓄水平的69.3%，低了超过30%。

 

 

作者认为，如果语言能够影响人类对未来的心理距离，那么这种影响应该是多面性的。储蓄是保留现在、计划将来。除了储蓄，心理距离还可以影响到我们几乎所有的行为，比如吸烟，肥胖等健康行为。就吸烟而言，如果认为存钱是现在利益受损，将来获利的话，那么，吸烟行为就是现在获利（提神等），将来利益受损（罹患肺癌可能性增加等）。根据作者的假设，那些说着不区分现在和将来时的语言的人，虽然偏向存钱，但是却偏好不吸烟。通过对其欧洲人口健康情况（SHARE）进行分析，作者得到的研究成果如下图所示：

 

 

结果证实了作者的推断，使用“强语法时态”语言的人吸烟的可能性更大，相反，使用“弱语法时态”的人更热爱体育锻炼，且肥胖率比较低。

语言与国民储蓄率的关系

 

最后作者讨论了语言和国家居民储蓄率的关系，发现全世界范围内，除了汉语不区分现在时和将来时之外，还有8个国家的自然语言也是如此。虽然这9个国家自然语言不同，但因为都没有区分现在时和将来时，结果都是高储蓄率的国家。

 

 

本文研究了语言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考察了语言在语法使用上的差异，并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世界的各个主要区域，如果一种语言对现在和未来时间语法区分度越强，此种语言的使用者每年储蓄率越低，退休时持有的财富越少，然而他们更倾向于吸烟，更容易肥胖，长期的健康状况越低。

 

其实，使用英语的国家早就认识到了语言上的“劣势”，一些自助类心灵鸡汤图书会给读者一些小贴士，帮助人们学习时间管理，其中经常会提到“把你的计划用现在时写出来”。事实上，各国通过改变语言来改变社会认知的例子并不罕见。瑞典曾经为了男女平权的推进，设法改变语言中带有性别色彩的词语，虽然这项政策的实践成本颇高，但是再大的障碍也没能阻挡这个政策的推进。只是这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大量的政府、法律文书需要修正。最困难的在于，许多词语很难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虽然目前还没有国家为了改变经济状态而在语言结构上开刀，但是这种方法在理论上是可以成功的。

 

 

Languages differ widely in the ways they encode time. I test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languages that grammatically associate the future and the present, foster future-oriented behavior. This prediction arises naturally when well-documented effects of language structure are merged with models of intertemporal choice. Empirically, I find that speakers of such languages: save more, retire with more wealth, smoke less, practice safer sex, and are less obese. This holds both across countries and within countries when comparing demographically similar native households. The evidence does not support the most obvious forms of common causation. I discuss 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intertemporal choice.

 

 

MacLaury, Robert E., Gordon W. Hewes, Paul R. Kinnear, J. B. Deregowski, William R. Merrifield, B. A. C. Saunders, James Stanlaw, Christina Toren, J. Van Brakel, Roger W. Wescott. 1992. "From Brightness to Hue: An Explanatory Model of Color-Category Evolu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33 (2): 13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