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一些著名的国内经济学家认为改革是不能被设计的，如果改革能被设计，它必须是有计划的，而改革就是机制创新，创新是不能被计划的。但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中国当前的改革不能再继续延续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径，必须进行顶层设计，才能继续深入。
这个关于顶层设计的争论，从2007年诺奖得主eric maskin的机制设计理论来看，似乎可以寻找到冲突解决方案。
机制设计理论，是一个如何配置或者使个体和社会目标趋同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是为实现特定经济或社会目标而如何建立制度的一项理论。
在传统的经济学框架内，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优选择，但市场力量有时候不能带来人们想要的结果，于是需要修正市场，机制设计提供了识别修正的方向，同时考虑了经济中的人们及单个个体的目标。
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将机制设计理论广泛加以应用，比如在政治选举机制方面的多数投票制。在过去的几年里，用于学生择校问题、医生配置问题，以及器官捐献等问题的“匹配机制”理论引起人们的关注，匹配机制理论又称市场设计理论，也是机制设计理论的一部分。2012年诺奖得主阿尔文•罗斯就是因为研究市场设计而获奖。
那么，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当前的一些问题，Eric maskin的机制设计理论又能带来什么启示呢？
2014年初，2007年诺奖得主Eric Maskin访华，并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发表了有关机制设计理论及其社会应用的演讲，财新记者传媒借此机会对Eric Maskin进行了简短采访。
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195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现为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名誉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在现代经济学最为基础的领域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激励理论与信息理论以及机制设计，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一流经济学精英。埃里克•马斯金博士以其深邃的理论贡献，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经济学高级研究人才培养的突出贡献，被誉当今国际经济学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大师。他在中国有五个学生：现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清华经管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白重恩，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李稻葵，长江商学院教授王一江，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
财新记者：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在未来的改革中进行顶层设计，然而，一些著名的国内经济学家认为改革不能被设计。如果改革能被设计，它必须是有计划的，因为他们认为创新不能被计划，而改革就是机制创新。他们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秘诀在于草根创新而非顶层设计，所以，他们觉得多数自上而下的改革最后被证明是有效的。
Eric Maskin：正如我之前所说，在一些情况下，市场可以实现我们想要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放开市场、允许人们（消费者、企业家）有更多自由的改革就是重要的顶层改革，它有助于提高产出。但是，也有一些情况下，市场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例如，市场本身不能阻止空气污染，不能缓解交通堵塞，在这些情况下，就需要顶层改革来纠正这些问题。所以我认为，所需要的顶层改革是：先放开市场，让市场发挥好的作用，当市场不能很好发挥作用时再修正市场。
财新记者：您如何看待计划经济下的顶层机制设计？
Eric Maskin：计划经济假设政府可以计划一切，而机制设计认为那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行的。有一些事情需要计划，但是当市场能发挥好的作用时，最好由市场产生经济成果，而不是让市场去计划它，因此，集中计划走了极端。你们想要的是称之为混合经济的东西，在这种经济下，市场做大部分工作，但是在某些市场失效的领域，政府创造机制以纠正这种失效。政府需要提供的是市场做不到的事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公共产品，如司法体系、法律体系和社会安全网（保护失业的人们以及国家安全）。这些是能运用机制设计的地方。
财新记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您认为这是机制设计成功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吗？
Eric Maskin：我认为是的。因为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放开市场是推动中国经济向前的一个方法。我认为中国取得的大部分进步都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市场比过去更加开放，并且与机制设计很好的衔接。
财新记者：您认为在改革进程中，是否存在一些特殊机制设计，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环境？
Eric Maskin：我认为中国做得很好的一个事情是，认识到竞争的激励作用。因此，中国划分了不同的省份，中央政府可以让不同的省份竞争资源。这种类型的竞争很健康。
财新记者：但是有一些经济学家，例如许成钢认为中国的省份竞争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障碍。各省份以增长率为竞争点。她还说，这一体系现在带来了大的问题，因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GDP增长率是评价政府官员的一个非常好的指标，但是，现在经济增长之外的社会经济问题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基于GDP增长率的地方竞争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机制，还带来了甚至加剧了很多问题，对此，您如何看待？
Eric Maskin：我同意这一观点。仅仅看GDP是不够的，特别是，还必须关心收入分配，因为不平等性已明显加剧。当我说竞争是件好事时，必须要明了竞争的不应只是GDP。
财新记者：正如您知道的，中国经历了大的城市化发展，但中国人正经受着越来越多的污染和交通堵塞。据此，我们政府作出的回应是限制汽车牌照等。从机制设计视角来看，我们能从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借鉴些什么吗？
Eric Maskin：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除了限制车辆上路时间，当地政府还做了很多其他工作来解决交通问题。另一个你们可以做的事情是根据他们驾车出行去向进行收费。他们去市中心要比他们留在外围区征费多一些。你可以根据他们出行的时间进行征费，他们在高峰时段出行要比晚间出行征费多一些。你还可以做一些如完善公共交通的事情。可以在一些主路上设置公交车道，只允许公交和出租车使用，私家车只能远离，并在他们使用公交车道时予以较重的罚款。你们可以像新加坡一样，向豪华轿车征税，开奔驰、雷克萨斯的人需要支付附加费，让富人在解决交通问题时比穷人作出更多贡献。所有这些方法可以形成组合来解决交通问题，你们还可以运用机制设计，针对特定城市采用特定组合。
财新记者：我们知道，伦敦和新加坡采用了交通拥堵费的方式。
Eric Maskin：这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也被采用。
财新记者：您认为它成功吗？
Eric Maskin：是的，我认为它非常成功。很明显，它们还有交通问题，但是不像过去那么糟糕。首尔运用交通车道来改善交通，虽然还存在交通问题，但也没有过去那么严重。
财新记者：在您的讲座中您还提到，机制设计可以被用来防止或缓解金融危机。我认为中国金融部门会变得越来越开放和自由化。同时，一些人担心软约束问题会持续，特别是对于大型银行和国有机构，当然，它们也存在道德风险问题。我们同样有类似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问题。那么，通过机制设计，我们能对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和监管机构做些什么？
Eric Maskin：首先，要防止银行失败时不得不救助的问题，你们可以限制银行的规模，让它们不能太大。那是经济陷入困境后危机处理的问题。但是，要在最开始预防各种问题，你们可以试着限制它们的杠杆。过度杠杆是2008年危机的原因，也是大多数主要危机的来源，限制杠杆是一个重要的金融历史教训。从机制设计视角来看，我认为，防止杠杆率变高应该是监管者的主要目标。
财新记者：除了监管，您刚才提到，还有一些人担心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顶层管理者的激励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他们冒险行事。对此，他们有很多责任。
Eric Maskin：这是任何公司都会出现的问题。如何让管理者对公司所有者负责？管理者通常不拥有其公司，这在金融行业里是事实，也是任何公司的事实，所以，一个解决方案是试着让管理者的奖励符合公司的业绩。因此，如果公司表现良好，管理者就会得到奖励。如果公司运营不好，管理者就会受罚。这事实上是你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财新记者：中国正在推动通信行业的4G。但是中国政府会选择一些国有企业发放牌照。所以没有完全的竞争。这对国有企业有利，但我认为消费者福利会受损。如何将机制设计运用到通信牌照上？
Eric Maskin：机制设计要求有活跃的竞争。你要鼓励通信企业竞争来提高效率。这不仅能降低消费者价格，也可以鼓励创新。竞争是一件好事。
财新记者：我们如何确保消费者获益，同时企业还从牌照这一诱饵中获利？
Eric Maskin：你可以举行拍卖。美国FCC就是这样做的。
财新记者：但是，在拍卖中也会出现赢家诅咒这样的问题。
Eric Maskin：所以拍卖机制的设计必须非常仔细。
财新记者：空气污染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当然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我认为它不仅需要中国的努力，还需要国际层面的合作。但是在国际合作方面进展甚微。机制理论能否帮到这一问题？
Eric Maskin：当然，设计国际条约也是机制设计的一个问题。
财新记者：如何设计一个激励相容的国际条约？
Eric Maskin：各国从污染中都有受益。问题是如何能以一种各国认为公平的方式划分利益。这是关键，并且，机制设计可以帮助我们弄清公平的利益分配如何被设计。
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195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现为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名誉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在现代经济学最为基础的领域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激励理论与信息理论以及机制设计，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一流经济学精英。埃里克•马斯金博士以其深邃的理论贡献，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经济学高级研究人才培养的突出贡献，被誉当今国际经济学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大师。
财新特约记者 苏平 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