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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迅引领全民晚婚的经济账

明星婚龄:体育和娱乐模式的区别

对于熟悉娱乐新闻的读者来说,对各自喜爱的明星的那些事可谓了如指掌。不过,周迅近期突然宣布结婚,还是给众多喜爱她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小惊喜。

同一时间宣布婚讯的,还有香港艺人古巨基,其女友已经44岁。同样的,在娱乐明星中,刘嘉玲、李嘉欣、周慧明等上一代明星,几乎都是晚婚的代表。而更早一代的明星,如杨丽萍、刘晓庆等,很可能结婚更晚或至今未婚。

不过,如果我们看运动明星,其结婚年龄就要早许多,伏明霞、郭晶晶、林丹、李娜,均是在结束运动生涯后,或仍在运动生涯期间就结婚。

为什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和明星商业模式不同有关。

同样是粉丝经济,体育明星的粉丝关注的是运动表现,代言商关注的也是其运动成就。在现实生活中,粉丝会购买明星代言的产品,并将他们视为自己在运动中的模仿对象。

娱乐明星则是“活力经济”的代表。演戏相比于体育运动,显然是难以普及化的。粉丝普遍将明星看成崇拜偶像,而年轻、活力和未来可能性是组成这个象征的重要部分。在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中,结婚有妥协和追求稳定的含义,明星的活力和未来不确定性带来的溢价就降低了。

城镇化:让我们毕业就分手的理由

不光是名人,普通人的结婚年龄也持续着增加的趋势。

正如网络流行的段子所说的,在以前,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而现在,我们在毕业时可能不得不各奔东西。

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间,20-29岁结婚人数比例从59.6%下降到44.9%,下降了15个百分点。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从25.3岁增加至26.7岁,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从23.4岁增加到24.9岁,分别推迟了1.4岁和1.5岁。

这又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农耕时代进入了城市化时代。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结婚的意义之一是公示效应。在农耕时代,由于人口流动性弱,人们相互熟识,一村人摆宴席吃饭、敲锣打鼓,都是在宣告二人在一起的合法性和排他性,对当地的社会和经济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到了现代,由于人口流动带来的城市化进程,这种结婚社会化的公示意义在减弱。人们从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在这种背景下,公示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和结婚的社会学意义的微妙变化相对应的,是结婚的经济学意义也发生了改变。

在古代,结婚的经济意义也很强,但多体现在家庭内部分工合作和整体抗击风险上。现代社会由于分工细化不再需要男耕女织,社会保障提升也使得预期寿命大幅提高,结婚的经济意义,更多成了理性人的个人选择。

理性选择:对象OR工作?

理性人总是面临选择,在人口自由迁徙的背景下,我们要考虑去哪儿工作,做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安家等等问题。

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选择?

人们生来有一样东西是不可能无限拥有的,这就是时间、精力、金钱等资源。在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下,你可以选择读书,可以喝茶,可以打球,也可以谈恋爱和工作。

现代社会的人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把精力分给婚恋能带来满足,还是成为一个工作狂能给自己更多回馈?答案因人而异。

研究显示,早婚在我国农村中历来很普遍,80年代一度愈演愈烈;即便在目前,在某些地方早婚现象依然普遍(王德福,2012)。而根据世纪佳缘的一项调查,我国“剩女”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等人口流动频繁的发达城市和地区,学历和收入越高,剩女比例也越高。

对于娱乐明星来说,在事业延续期分更多的精力给工作显然是明智的选择。而对于体育明星,在运动生涯前偏向工作,运动生涯结束后则更多精力分给婚姻。

普通老百姓拥有的资源总体而言比少明星,且对于城市和农村来说,选择的偏好也有较大差距。(见下图)

从个人的理想选择来说,这不难理解。当一个人将精力更多分配给工作能给自己带来更多回报的时候,人自然就分身乏术了。

结语:是经济发展导致了晚婚晚育,还是人们晚婚晚育促进了经济发展?其实,正是社会的自由迁徙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也让人们面对婚恋时的选择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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