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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让我们变傻了吗?

文/可拉斯•卡尔

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习惯了利用搜索引擎寻找想要的内容然后快速浏览,我们的大脑被迫提高了处理速度,同时,只能放弃部分深入思考的能力。

网络改变了阅读习惯

过去的几年,我总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什么人、什么事搅乱了我的思维,重绘我的脑电图,重写我的脑内存。思想倒没跑掉——到目前为止我还能这么说,但它正在改变。我不再用过去的方式来思考了。这种感觉在读东西的时候特别明显。看一本书、读一篇长的文章,曾经是很容易的事,思维完全被叙述性的文字、曲折的论证所吸引,并且很享受花几个小时流连于长篇散文的感觉。但现在已经很少这样了,我现在常常是读上两三段后就开始走神,烦躁不安,没有思路,开始找别的事情做,然后挣扎着让脑子回到文章中来。曾经自然而然的、投入的深度阅读如今则成了一场战斗。

都是网络惹的祸。十几年来,我每天都花大量时间在网上搜索信息、随意逛逛或者上传东西丰富网络这个海量的数据库。网络简直就是我这个作家的天赐之物。以前要在图书馆期刊阅览室呆上几天才能找到的信息现在只需要几分钟。Google几下,点几个链接,马上就能找到内部情报或是精辟的引用。即使在不工作的时候,我也喜欢在网上读邮件、写邮件,浏览新闻、博客,看看视频和播客,或者从一个链接到另一个链接地瞎转悠。

对于我,对于很多人,网络成了经由眼睛和耳朵将大多数信息输入脑子的管道。从这海量信息库中即刻获取信息的好处不胜枚举,也获得了人们的无数赞扬。但是这些好处是有代价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媒体理论家马歇尔就指出:媒体并非被动的信息渠道。媒体提供了思考所需的材料,同时也重塑着思考的模式。而网络则蚕食着我的注意力让我无法静心思考。现在,我希望思维如同网络分配信息那样获取信息:由微粒组成的流轻巧飞快地移动。以前我像个潜水员游弋在词汇的海洋中,而如今却像用喷气式飞机滑水一样停留在表面。

我并不是唯一遇到这个问题的人。当我和搞文学的朋友们说起关于阅读的问题,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有同样的经验。使用网络越多,就越难集中注意力阅读长篇文学作品。很多我常去的博客的博主们也开始提到这一现象。常写些关于在线媒体文章的朋友斯科特坦言最近已经完全不读书了。“大学时代我可是文学专业的学生,而且还是个求知欲很强的读者。到底怎么回事儿?难道不仅我的阅读方式改变了,连思维方式也改变了?”

经常在博客上讨论关于医药行业中的电脑应用的布鲁斯也讲述了网络改变他的思维习惯的故事。“现在,我几乎完全丧失了阅读长篇文章的能力,无论是在网上还是纸版书。”布鲁斯是密歇根大学医学部教员,他在和我的一次通话中解释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他的思维现在呈现一种“不连贯”的态势,具体表现是:他在网上不同的文章中快速扫描短的文章。“我再也读不了《战争与和平》了,已经丧失了那种能力。即使是博客中的文章,超过三四段,也会超出我吸收的能力范围。扫一眼就饱了。”

短而简单——现代阅读趋势

个人的经验并不能证明什么。我们仍需要长期的神经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实验来确定网络对注意力的影响。然而,最近由伦敦大学的学者对于在线搜索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我们处于信息的海洋,这改变了我们阅读和思维的习惯。作为一项五年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学者们跟踪了经常访问两个受欢迎的搜索引擎的研究对象的电脑记录。研究人员发现,使用搜索引擎,人们养成了一套“跳读”的习惯:从一篇文章跳向另一篇文章,而且几乎不会再回顾之前看过的。人们常常只看一篇文章或是一本书的一两页,就跳到另一个网站。有时也会保存一篇长文章,但并不回头去阅读。

显然,在线阅读已经颠覆了传统意义而新的阅读模式正在形成:读者通过标题、内容提示和摘要快速获取信息。似乎人们在线阅读就是为了避开传统的阅读。

无处不在的网络文学和手机短信令今天的我们远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们阅读量大。但这却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阅读、思维方式——或许是对自我的一种全新感知。塔夫茨大学的心理学家,《普鲁斯特与鱿鱼:阅读思维的科学与故事》(Proust and the Squid:The Story and Science of the Reading Brain)一书作者玛雅妮•沃尔夫(Maryanne Wolf)说:“我们并非只由阅读的内容定义,我们也被我们阅读的方式所定义。”她担心,将“效率”和“直接”置于一切之上的新阅读风格,或会降低我们进行深度阅读的能力。几百年前的印刷术令阅读长且复杂的作品成为家常之事,如今的互联网技术莫非使它退回了又短又简单的中世纪?沃尔夫说,网络阅读时,人们更像是一种纯粹的信息解码器,而人类所具有的对文字的理解力、心无旁骛地深度阅读时所产生的丰富的联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流失掉了。

新媒介改变大脑的功能

阅读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技巧,并非如同说话一样融入在人类基因中。我们必须教导自己的大脑,让它学会如何将我们所看到的字符译解成自己可以理解的语言。而在学习和练习阅读技巧的过程中,通过什么媒介或使用什么方法,则在塑造人脑内神经系统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实验证明,象形文字(如中文)的读者,其脑内的阅读神经系统与字母文字读者的系统有显著区别。这些区别还进一步延伸至大脑内的其他部分,包括掌管着基础认知功能的部分,如记忆、视觉和听觉刺激。因此,使用网络对神经系统的影响也将与读书和其他印刷品的影响不同。

1882年,尼采买了台打字机。此时的他视力下降得厉害,盯着纸看的时间长了,他会感到十分痛苦而疲劳,动不动头疼得要死,他担心会被迫停止写作。但打字机救了他。他终于熟能生巧,闭着眼睛也能打字——盲打。然而,新机器也使其作品的风格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的一个作曲家朋友为此写信给他,还说自己写曲子时,风格经常因纸和笔的特性不同而改变。

“您说得对,”尼采复信道,“我们的写作工具渗入了我们思想的形成。”德国媒体学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则认为,改用打字机后,尼采的文风“从争辩变成了格言,从思索变成了一语双关,从繁琐论证变成了电报式的风格”。

人类大脑有极强的可塑性。人们曾认为,人类的神经系统,即由颅骨内一千亿个神经元所构成的密集连接,大部分在人类成年时定型。但是大脑研究者们的结论却并非如此:即使是成人,其脑内的神经细胞也会常规性地打破旧的连接而形成新的连接。人类大脑具有重新改变功能的能力。

互联网对人类认知的影响是深远的。1936年出版的一份报纸中,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ning)曾证明,在当时仍为理论上存在的数字计算机可以进行数据处理。这便是我们今日所看到的电脑。网络,这个具备无穷力量的计算系统,正在吸取着其他众多智能技术,正在成为我们的时钟,我们的出版社,我们的打字机,我们的计算器和我们的电话、收音机和电视机。

每当网络吸收一种媒介,该媒介也经由网络的形象进行了重新创造。其内容中必定加入了超链接,漂上了浮窗广告,被别的媒介内容所包围。比如,我们正在一个报纸网站看最新的新闻头条的时候,有提示说你收到了一封新邮件,注意力因此被分散了。

摘要比内容更重要

网络的影响并未停止在电脑屏幕上。过去,传统媒体必须满足受众新的要求,而现在,人们的大脑变得被疯狂的网络媒体所带动。电视节目中增加了滚动字幕和弹出广告;报纸杂志的文章变短了,简略的内容摘要越来越多,版面上充斥着各种便于查看的信息片断。今年三月,《纽约时报》决定将每版的第二三页做成文章摘要。设计总监汤姆•博德金(Tom Bodkin)解释说:这样的“捷径”可以让匆匆忙忙的读者快速“品尝”到每日新闻,而不用费时费力地通读完所有文章。传统媒体也别无他选,只能按照新媒体的规矩来了。

从未有哪种沟通系统像互联网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如此众多的角色、对我们的思维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然而,对于所有有关网络的现有材料中,很少有关网络如何具体地将人类思维重新编程的。网络的智能哲学仍旧晦涩。

位于加州的谷歌总部——Googleplex,是互联网世界的大教堂,信奉着效率至上的工业化时代教条。用其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的话来说,谷歌是“基于方法科学而建的一家公司”,致力于“将一切事物系统化”。据《哈佛商业周刊》调查,通过其搜索引擎和其他网站上获取的兆兆字节的行为数据,谷歌每天都进行着数以万计的实验,并利用实验结果重新定义算法规则,从而更多地控制人们查找信息并从中提取意义的过程。

谷歌公司曾宣布,公司任务为“组织全球信息,使其成为人人均能接入的、有用的信息”。公司亦将开发“完美的搜索引擎”,即“理解你的意思,能准确给你想要的信息”的搜索引擎。在谷歌看来,信息是一种商品,是一种可以由工业化效率隐藏并加工的单一资源。我们“接入”的信息越多,从中提取信息的速度越快,我们作为思考者的产出效率也越高。

终点在哪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吉(Larry Page),这两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在哈佛攻读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时成立了谷歌。他们常常说起他们的愿望:即把他们的搜索引擎发展为人工智能,可以与人类大脑直接相连。“终极的搜索引擎如同人类大脑一样聪明,甚至会更聪明。对于我们而言,在搜索引擎上的工作也就是在人工智能上的工作。”在2004年《新闻周刊》的一次采访中,布林曾说:“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信息连接至你的大脑,或者一个比你的大脑更加聪明的人工大脑,你的表现将更加出色。”去年,佩吉曾跟几位科学家说,谷歌“正在研究人工智能并进行大规模应用”。

这样的雄心壮志无可厚非,甚至还值得钦佩——如此野心勃勃的计划,其实施者不过是手持无数现金的两个数学天才和他们雇佣的一小支计算机科学家队伍。作为一家科技公司,不断激励着谷歌前进的,是使用各种技术的渴望。用施密特的话说,就是:“解决之前未能解决的问题。”而人工智能将是最大的难题。

技术进步改变思维习惯

是否将人类大脑与人工智能替换会让人类表现更出色?这些简单的假设仍没有答案。但至少,这种思维认为智能是机械过程的成果,是一系列并不连贯的步骤,可以被分割、测量并且将其功用最大化的步骤的成果。在谷歌的世界,我们每天上网都会进入的世界,几乎没有容人精心思考的空间。不确定性并非深入思考的开始,而是一个需要搞定的bug。人类大脑不过是一部需要换更快处理器和更大硬盘的过时电脑。我们的大脑应该像高速处理器一样运转的理念不仅出现在互联网,也已经深入到了商务模式的网络中。我们上网的速度越快,浏览的网页和点击的链接越多,谷歌和其他公司就会越多地收集到我们的个人信息,从而更多地给我们发送各色广告。大多数商业网站都通过收集访问者的个人信息获利,当我们上网时从这里点击至那里,都会留下些许数据。对于这种琐碎数据的收集越多越好。这些公司最不鼓励的就是休闲阅读或者慢速的、集中注意力的思考。让我们分神是他们经济利益的出发点。

或许我只是多虑且自找麻烦了。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技术进步而忽视了每项新工具或新机器带来的负面影响。柏拉图的《费德鲁斯》中,苏格拉底曾感叹于写作的进步。他担心人类日益依赖书面语言,而使其取代了人类储藏在大脑中的知识,人类将“停止锻炼记忆从而变得健忘”。同时,因为人类可以“无需适当的指引便可获取大量信息”,于是“自认为有学问但实际上大多数时候都相当无知”。人们将“自负地认为自己拥有智慧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苏格拉底是对的。新的技术常常具备让人惧怕的反面效果。但同时苏格拉底也是短视的,他没能预见到写作和阅读是如何传播信息、激发新鲜思想和拓展人类知识(如果算不上是智慧)的。

我们都是“煎饼人”

15世纪谷登堡发明了现代活字印刷机,引起了又一轮咬牙切齿的争论。有人担心书籍的普及让人们变得懒惰,弱化人们的思考能力和学习能力。也有人认为印刷出的廉价书籍和海报会削弱宗教权威性,贬低学者和抄书员的工作,引起煽动性言论并使得道德沦丧。

好吧。你应该对我的怀疑主义保持怀疑态度。或许那些没忽视对互联网的指责的人、反对技术进步的人和保守的怀旧派将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这些极度亢奋的,充斥着各色数据的头脑,将创造一个发现智能和普遍智慧的黄金时代。

即使网络替代了出版社,其产生的结果将是完全不同的。深度阅读几页纸版书所带来的价值不仅在于我们能从作者的词语中学习到知识,更重要的是,这些词语在我们的脑海中形成的智能共振。在读书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冥想而营造的那一方安静、不被打扰的空间里,我们可以专心致志地联想,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脱不了干系。

如果我们失去了那样的安静空间,或者用“内容”将其填满,我们牺牲的将不仅是自己,还有我们的文化。剧作家理查德•福曼这样描述处于濒于险境的信息时代生活:

我在西方文化中长大,在这种文化中,最理想的境界就是形成善于表达的性格:多方面的、厚重的、接受如大教堂结构般严谨的教育——无论男人或女人,内心深处有着对西方文化传统独一无二的传承和理解。但现在我们,包括我自己都被一种纷繁复杂的内心代替了,这种新的自我被使“立即拥有”变得可能的各种科学技术所提供的过多的信息压迫着。

“内部厚重的文化沉淀”慢慢干涸,我们正一步步变成“煎饼人”——薄而大,被几下点击所构筑的海量信息网络连接着的煎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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