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为何不爱黄龙旗？
1877年3月2日，一个令大清国人民备感振奋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大清国资企业轮船招商局于昨日正式兼并了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旗昌轮船公司7艘海轮、9艘江轮、大量的趸船、驳船，共27艘，及码头、栈房、船坞、铁厂等，都降下了星条旗，升起了鲜艳的黄龙旗。
这是大清国——不，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吞并了一家大型外资企业。一贯喜欢嘲讽政府的《申报》，在这一天一反常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从此中国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
最早提请中央考虑兼并旗昌轮船公司的太常寺卿陈兰彬（之后他出任了中国首任驻美公使），甚至将其上升到“中外大局一关键”的高度。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国似乎很久没有这么扬眉吐气，举国上下太需要这个“利好”消息的刺激了。但是，却有一群华人似乎并不为黄龙旗迎风飘扬而自豪，他们就是旗昌轮船公司的华人股东们。这些人不仅抗拒回到“祖国怀抱”，而且公然另组一家“宁波轮船公司”（Ningpo Steam Navigation Co.），注册为美国公司，继续扛起星条旗。他们低调得几乎没在历史上留下多少印迹，弄得好像为了刻意躲避大清愤青们上纲上线的口水战似的。
实际上，旗昌轮船公司从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资企业，而是披着一身“洋皮”的民营企业而已。在公司100万两开办资本中，华商的股份，居然占到了60～70万两。
华商在外企中普遍参股甚至占大股，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仅在航运业中，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第一批1650股中华商就占了935股，其中唐廷枢一人就占了400股；北清轮船公司，华商股份占到三分之一。大量的华商散户们集资购船后，更是纷纷挂靠在外企名下。滚滚长江东逝水，却只载着两艘船：一艘姓“外”，一艘姓“公”。
有学者统计，当时华商参股的外资企业，至少有62家之多，资本金在4000万两以上，以保守估计华商占股额1/4计算，则这些以披着“洋皮”的中资高达1000万两以上。
中资大量涌入外企，这当然是资本的趋利因素造成的。
对于外商来说，进入中国市场后，出于拓展业务和占据市场领先地位的考量，对资金总是处于饥渴的地步，而相比从境外募集并引入资金，本地资金更加便捷、廉价。
而且，尽管外商在坚船利炮和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在大清国享有超国民待遇，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在日常的经营和管理中，面对商场和官场上充斥着的大清特色的潜规则、显规则，普遍晕菜，不胜负荷，只能依赖以买办为主的中国合作方，而在股权上结为利益共同体，无疑是增强凝聚力的最好办法。
而对于中资、尤其是刚刚崛起的民营资本来说，穿上一套“西装”，就等于撑起一把维权的“洋伞”：在一个公权对私权无度猎杀的环境下，一身“洋皮”就等于是一层铠甲，可以远离绝大多数的“大盖帽”的盘剥。对于挂靠在自己旗下的中国小弟们，洋大哥总是很讲义气，甚至不惜动用外交乃至军事压力，维护自己的小弟。大清国那几乎是工商业天敌的公权力，在“洋皮”面前，立即疲软萎谢。
在“避险”的同时，华商也发现，“洋皮”还能获利。大清国给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首先就体现在税收上，面对内地的层层关卡，缴纳了海关税的外企货物，便能一路畅行，而民营企业就必须见庙烧香、逢山拜佛，留下重重买路钱。
这样的“政策利差”，令外企们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财源：提供挂靠，然后从民资节省下来的税费中抽成，坐享其成，而且，还能动用这些不请自来的廉价资本实行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研究表明，当时几乎每家外企后头都有一大串挂靠在他们旗下的民企，“强龙”与“地头蛇”郎情妾意、惺惺相惜。
到了1870年代之后，大量涌入中国的小洋行，多是皮包公司，他们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当地的资本，而其自身的唯一资源，就是一身如假包换的“洋皮”而已。衡量各洋行买办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其在本土的融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谓的西方外来经济势力中，其实几乎没有血统纯粹的外资企业，更多的是“中外合资企业”，或者干脆是披着“洋皮”的纯粹民营企业。
有研究者将中日两国同时期的企业发展做了对比，发现日本的企业家似乎更“爱国”、更有长远眼光、也更能忍受一时的损失，而晚清的商人们多急功近利。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大清王朝根本无法如明治政府那样，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相反，只有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民营工商业才能得到喘息和发展。买办们（中国第一批外企金领）之所以能积累起巨额财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不受国内腐败官僚控制的商人。
旗昌华商们新组的小小“宁波轮船公司”，在星条旗的庇护下，自然可以继续远离大清国官员们那只看得见的手，但却难以逃脱动用国资进行价格“割喉战”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之前，旗昌轮船公司在与招商局的价格战上惨败，并非资本不厚、经营不善，企业实力再雄厚，奈何招商局背靠国家财政，“割喉战”成了“超限战”，只好投降了事、见好就撤。
一年之后，“宁波轮船公司”就败下阵来，偃旗息鼓。它悄悄地走，正如它悄悄地来，挥一挥衣袖，连半点水花都没有激起。在以“公”为姓的权力面前，资本的力量就是两个字：可笑……
李鸿章吹起国企大泡泡
并购了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后，招商局实际上的董事长李鸿章倒有些郁闷了。
这是一场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资本兼并战，定调很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此为“收回利权大计”，“于国计商情两有裨助”。而筹措了大部分收购资金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认为：“归并洋行，为千百年来创见之事……是真转弱为强之始”。
一场本该是大涨中国人民志气、大灭帝国主义威风的主旋律演出，剧本上明明写好了“此处有雷鸣般的掌声”，但却出现了一些嘘声，甚至旗昌公司的原华人股东们在这大是大非关头，表现出了极低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感情，纷纷退场，重组一家美资公司。
媒体在喝彩之外，也出现了嘘声：旗昌本是件破旧的衣服，如今却卖了个好价，美国人套现后不是正好可以换件崭新的时装吗（《清史稿》：“旗昌弃垂敝之裘，得值另制新衣，期于適体”）？当时，在招商局等的挤压下，旗昌公司的经营每况愈下，年净利润从1871年的94万两一路下滑，到1873年只有10.6万两，而其100两面值的股票，也从顶峰的200两猛跌到1875年的60两，“奔牛”不幸成为“狗熊”。招商局如果拿那笔并购巨款去投资新的轮船，或许能将旗昌这条“落水狗”彻底打趴下。
兼并后不到数月，一份来自中央纪检监察干部（“御史”）董俊翰的报告，就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根据董的报告，收购旗昌其实是招商局的一个败笔，固定资产添置过多过快，运力大跃进，一下子从11854.88吨上升到30526.18吨，看似红火，但不仅前期耗资巨大，而且维护费用惊人，船多货少，收取的运费甚至不够开支，导致每月亏损五六万两。因此，董俊翰建议，中央应该设立专门的大臣主管这一巨大的“国资”，或者干脆停止官办，完全民营，政府只起监管的作用，从而减轻国家的负担。
李鸿章的回复是傲慢的。他先给中央写了封短信，认为董俊翰是“少见多怪”，“凡创办一事必有议其后者，多端指责”，并且感谢中央对新生事物的保护。之后，李鸿章上了一个长长的报告，全面否认了董俊翰的几乎所有指责。
但从李鸿章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其从旗昌收购而得的是怎样一笔资产：“拟令该局（招商局）逐加挑剔，将旗昌轮船年久朽敝者，或拆料存储以备修配他船，或量为变价归还局本。”但是，变卖船只一定要注意不能给“中外流氓”，以免他们“减价相挤”。李鸿章否认收购旗昌轮船后，导致资产闲置，而将其责任归咎于怡和、太古等外资轮船公司的价格战，“若无外人倾挤，江面生意尚旺，船只不至闲搁。”
李鸿章对招商局的种种维护，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将其上升到国家利权、甚至“关系国体”的高度，从而将对招商局的批评或攻击统统归入对国家的不负责任之列，他甚至技巧性地回避出现“华商”二字，代之以“中华”。
最早建议中央兼并旗昌轮船公司的太常寺卿陈兰彬，在那份主题为“自强必先求富”的奏折中，第一次列举了招商局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招商局成立前，外资航运业在华年获利787.7万余两，招商局成立后，外资航运业在三年才获利813.6万两，简单比较就可以得出：“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1300余万两，将来扩而充之，中国可以自操其利。”
薛福成估计，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将中国航运利权收回了3/5（《筹洋刍议》），而李鸿章日后说：“创办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这些意气风发的激情文字，或许能大长中国人民志气，但未必能大灭帝国主义威风。在洋洋洒洒的慷慨陈词背后，陈兰彬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作为招商局假想敌的“洋商轮船”，其实，大半还是披着“洋皮”的华商。招商局“为国”截下的那些银两，本就基本不会外流。
其实，在李鸿章请求中央设立招商局的报告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华商资本大量以假外资的名义出现，既导致国家尊严受损，又使华商易受外商要挟。“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分居其大半。闻本利不肯结算，暗受洋人盘折之亏，官司不能过问。”李鸿章说，成立轮船招商局，可以“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
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并没有分析阐述何以“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也就是说，大清国的衮衮诸公们，其实自始至终都十分清楚，在星条旗和米字旗的护卫下，在金发碧眼的洋人的背后，真正的竞争者却是自己的同胞。
而更为诡异的是，在这些为国企高唱的赞歌声中，普遍只提营业额，而不提利润，因为在那逐年递增的营业收入背后，是连年的亏损。招商局将自己打扮成推动GDP不断上升的英雄，一转身又从国家的兜里掏走大把银子，去填补利润败血症的无底洞。
在高高举起民族主义大旗的时候，招商局从中央拿到了特殊的政策。先是江苏、浙江的漕米，然后扩展到长江中游地区的漕米，随后，“滇之铜斤，蜀之灯木，江、浙之采办官物，直、晋之赈粮，鄂茶、鄂盐”等，均被其垄断运输。而且，李鸿章不断地为招商局向中央伸手，要求提高运费，理由就是在“外商”的价格挤压下，经营亏损。
财政部（“户部”）最后被逼急了，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指责“招商局十馀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臧哉？”报告认为，招商局的问题在于“不得其人，出入之经，不能讲求撙节”，却将亏损归咎于诸如“海上用兵”（海战）之类的外部原因。
报告要求，招商局“既拨有官款，又津贴以漕运水脚，减免于货税，其岁入岁出之款，即应官为稽察”，应责成南北洋大臣，将“现存江海轮若干只，码头几处，委员商董衔名，及运脚支销，分别造报”，这是清产核资；“此后总办如非其人，原保大臣应即议处”，希望从国企企业干部任命的源头抓起。但是，这份报告连一星水花都没溅起。
讽刺的是，招商局的经营局面的扭转，是在与外资的怡和、太古两家航运公司“订利益均享之约”之后，“始免互相倾挤，而其利渐著”。
一家打着国有旗号的行业垄断者，最后不得不靠与自己公开反对的外敌结为寡头同盟才得以生存，却依然高喊着“利权”、“中华”等政治口号，纷飞的唾沫溅满了史册，百年未干……
谁动了大清国企“奶牛”？
国企轮船招商局并购了外企旗昌轮船公司之后不久，两份来自纪检监察部门的报告，在大清中央国家机关内部引起巨大的反响。
晚清时期上海招商局
首先发难的是“御史”董俊翰。中央对招商局实行特殊扶持政策，独家承运国家战略储备粮（“漕米”），这令招商局在国企的身份之外，又多了层事业单位的性质。董俊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借机大肆安插私人，推荐信在招商局的办公桌上“函牍盈尺”，造成大量冗员，“求其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也有人在公司内兼职，不干活只拿钱。此外，招商局内开支浩大，浪费严重。
不久，翰林院侍讲王先谦发起了更为猛烈的一击。他在《招商局关系紧要议加整顿折》中尖锐指出：并购旗昌轮船公司，并非什么国企收购外企的成功商战，而是招商局高管层欺上瞒下，损公肥私的一个阴谋。根据王的报告，这个阴谋是由几个环节组成的：
一、并购动议提交之前，招商局总经理（“总办”）唐廷枢，以弥补亏损为由，从北洋申请到了50万两财政补助，全部用于收购旗昌股票。这是典型的内幕交易，唐廷枢等因此大捞一票；
二、招商局的主管上级、北洋大臣李鸿章对并购并不积极，因为其手头可调动的资金十分有限。此时，招商局常务副总（“会办”）兼党委书记（上级选派下来作为“官督”代表）盛宣怀亲自出面，游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诡词怂恿”，说得天花乱坠，居然从沈葆桢那里拿到公款百万作为并购资金；
三、在并购过程中，招商局高层从美方获得大量回扣（“中金”）。
王先谦同时指控，招商局早已出现资不抵债的严峻局面，账面上的资本金及借款已达500万两，但各项资产实际价值只有250万两。当务之急，必须严肃查处招商局的领导干部，“唐廷枢、盛宣怀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仍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若任其逍遥事外，是无国法也。”
王先谦指出，李鸿章近期已经上奏中央，计划将投资在招商局的国有资金190多万两，分5年提还，然后招商局将彻底改制为私营企业，“归商而不归官”。王先谦警告，这将使招商局这一最大的国企更为失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这一指控有理有据，上纲上线，立即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恭亲王、慈禧太后亲自批转新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严肃查处。其实，王先谦的背后，闪动着的就是刘坤一的阴影，这是他与李鸿章斗法的一招杀手。而王先谦提出的解决方案，其核心就是停止招商局的私有化进程，并且将其由北洋转到南洋监管，从李鸿章之手转到刘坤一之手。
刘坤一的调查，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的分化策略，对商人出身、有望收归自己麾下的唐廷枢，他多方开脱，并评价为“招商局必不可少之人”，但对于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则采取了痛打落水狗的姿态，请旨将盛宣怀即予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
李鸿章则对王先谦的指控，几乎全部否定，并且一口咬定王先谦是被人收买了当枪使，“明系有人贿属”。刘坤一在处理过程中对李鸿章主动拉拢，表示调查最好是由南北洋共同进行，但李鸿章毫不领情。
他在交给中央的报告中，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明确说招商局“所用多生意场中人，流品稍杂，原不敢谓办理处处尽善。但此事由商经理，只求不亏官帑，不拂商情，即于中外大局有益”，这等于是摆出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而且，他将王先谦的攻击上纲上线，认为将严重影响改革开放的形象，令改革者寒心：如此“掇拾浮议，辄据无稽之词，妄相牵掣，必致商情涣散，更无人起而善其后矣。”
这一事件，看似围绕着招商局反腐败斗争，其实是以反腐为武器的权力斗争。毕竟，李鸿章在大清改革开放中的地位，是无人能够替代的，经过几番回合，此事最后以盛宣怀调任别处而了结，其中所涉及的挪用公款进行股票内幕交易、蒙蔽沈葆桢出资及收受巨额“中金”等，都不了了之。
盛宣怀出局后，招商局在唐廷枢和徐润等商人的主导下，推行所谓的企业化管理。当唐、徐以“管理”的借口要求完全商办时，曾经积极主张商办的李鸿章却大为起疑，并迅速将盛宣怀“以创始蒙谤之身，奉维持整顿之命”派回招商局清理清查。这一查，果然查出了大问题：唐、徐二人大量挪用公款，用于私人炒股、炒房地产。
李鸿章当即亲笔批示:“……唐、徐二道，因开平、承德矿务，擅自挪移局本、息款八十余万，几致掣动全局，实有应得之咎。即添造金利源码头及南洋轮船两事，用款一百二三十万之多，亦属铺张太过，毫无成算，直是锐意罔利贪得，自贻伊戚，危险之至。”指责他们铺张浪费，挥霍公款。至于徐润在上海炒楼，李鸿章认为他不仅挪用公款，而且利用招商局的信用担保，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高达170多万两之巨，如今不得不抛售套现以归还公款，对公司的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似此罔利贪得不顾其后，殊为可恨……”
盛宣怀则更揭出了可怕的内幕：“不料总办（唐廷枢）之朦混糊涂至于此极也。商本二百万，乃如开平拖欠八十余万，各户往来拖欠七十余万，各局往来拖欠十余万，各局水脚拖欠三十余万，则局本已无着矣。其轮船、码头、栈房实估值本不及四百万，仅足抵老公款九十六万、新公款五十五万、保险存款一百万、客存客汇一百二三十万，人安得不望而寒心。”
而根本的原因在于，那两位号称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家”，“雨之（徐润）早已不管局事，终日营私；景星（唐廷枢）亦只管造轮船、挪局款，其开平用项不下二百万，自己亦并不看帐，一片糊涂，专说大话。”解决方案就是，请唐廷枢、徐润两人卷铺盖滚蛋，然后由自己进行清理整顿。
财政部（“户部”）在一篇上交给中央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招商局实际上已经成为腐败的渊薮：“局中之侵蚀与局外之倾挤，所有资力颇虞亏耗。”，“唐廷枢、朱其昂之被参于前，徐润、张鸿禄之败露于后……招商局十馀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臧哉？”随后，报告引出了其最为振聋发聩的警句：“稽之案牍，证之人言，知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于中饱之员绅。”
报告要求，招商局“既拨有官款，又津贴以漕运水脚，减免于货税，其岁入岁出之款，即应官为稽察”，应责成南北洋大臣，将“现存江海轮若干只，码头几处，委员商董衔名，及运脚支销，分别造报”，这是清产核资；“此后总办如非其人，原保大臣应即议处”，希望从国企企业干部任命的源头抓起。但是，这份慷慨激昂的报告连一星水花都没溅起。
以反腐的名义重回招商局的盛宣怀，从此在那里扎下了根，直到1903年离职。这个在招商局并无丝毫原始投入的大清干部，直到去世都是招商局的最大股东，并且因此跻身中国富豪行列，其个人财富高达数千万两，仅在上海租界内的房产，价值就有近2000万两。
“白银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国企的奶牛终于哺育了一部分先富起来者，他们的头上带着耀眼的光环，据说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在鞠躬尽瘁……
盛宣怀打“野鸡”
盛宣怀要打野鸡了，而且是联合自己死磕了十多年的老对手怡和轮船公司（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英资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麾下企业）、太古轮船公司（The China Navigation Company，英资太古洋行Swire）一起打。
这种变化有点让人眼晕。因为，盛宣怀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高高举起的正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大旗，要从怡和、太古这些外商的手里，以“商战”的方式夺回民族利权。如今，枪口一转，敌人成了盟友。
“野鸡”的说法，是太古轮船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大班”）严吉迪（H.B.Endicott）发明的。他在1891年写信给盛宣怀求和：希望联手“设法驱逐走江海的野鸡船，俾我三家可以独占其利”。
这些“野鸡”，就是独立于招商局、怡和及太古之外的轮船。这些大多是“洋鸡”，比如美最时洋行（Melchers）的“宝华”号，麦边洋行（McBain）的“萃利”、“华利”号，马立师行（Morris，Lewis & CO.）的“金陵”号等。因为这些“野鸡”的洋身份，盛宣怀打野鸡的行为，被后世的一些学者视为对外商战的一部分。
其实，这些“野鸡”大多是“土鸡”。在招商局成立之前，几乎每家外资航运公司中，华商都占了相当大的股份。招商局成立的动机之一，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就是要“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
但是，招商局一亮相，华商们就发现自己被卡在夹板中了：根据政策规定，华商只能入股招商局，而不得自行成立独立的民营企业，而且，中央宣示这一政策将维持50年不变（即至1920年代）。权衡之后，不少华商选择伴狮（外资）同行，而非与狼（国企）共舞，因为，与狮同行，虽被盘剥，但契约受到尊重，并且在外国国旗的庇护下，受到的官方骚扰就很少。
而入股招商局这类“官督商办”的企业，不仅要贴银子，还得继续做孙子，伺候那些既不出资本、也不对国家负责的官商通吃的“督办”们，同时还得应对外商的竞争，等于是双线作战。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管理下的大清海关，就在报告中指出：“华商渴望自有轮船，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某些挂外国旗的江海轮船，几乎全系华商所有”。
经过三年的幕后讨价还价，混战多年的招商局、怡和、太古三家，终于在1894年达成了“齐价合同”，约定三方“务要同心协力，彼此沾益，倘有别家轮船争衡生意者，三公司务须跌价以驱逐他船为是”。这是他们的第三个价格同盟，与之前那两个短命的同盟相比，这一次，他们的亲密关系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曾经、并且仍然高举“外争利权”大旗的国企招商局，终于联手外企，组成寡头同盟，共同猎杀那些披着“洋皮”的“土鸡”。
而“猎鸡”勇士盛宣怀，此前曾以商战民族斗士的面貌亮相。
十年前（1883年），作为中央专案组的组长，他受命进驻轮船招商局，清理清查总经理（“总办”）唐廷枢、副总经理（“会办”）徐润的渎职及腐败案，决心大，措施猛，唐、徐二人被双开，招商局被彻底纳入大清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之下，盯得牢、关得住、跟得紧。
招商局自此废除“总办”一职，盛宣怀出任党委书记（“督办”），执掌大权。只设“会办”的管理层，成为其实际上的秘书班子。日后盛氏羽翼丰满，提出“国退民进”的建议，试图进行类似MBO的改制，“官办”成为“盛办”，国有则成为“盛有”。
夺回了招商局的领导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让招商局成为会下GDP金蛋的金鸡，外树政绩，内得利益，盛宣怀面前的道路还很漫长、很艰巨。来自政府的关怀和支持，自然是最为有效的资源投放。招商局直接领导、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批示：“当此局势岌岌之际，必须官为维持，乃可日就起色。”
大清政府两袖“清”风，但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生产要素。官方下发一纸红头文件，招商局就住进了“财政输血”这个高干病房，尽管它患的是多种病毒引起的并发症，接受的却是开小灶般的滋补疗法：减税、加价、增资：本就是独家垄断经营的国家战略储备粮（“漕粮”）运输，得到了进一步的税费减免；对招商局轮船运载的茶叶，减征出口税，免缴复进口税；提高漕粮运输的费率，并且不再收取海运局公费；同时，暂缓归还官方投资款余额77万两。
这几招，招招大补，但招商局依然萎而不举、举而不坚。根据招商局自己的说法，那都是因为怡和、太古这两个敌人太强大。三方贴身肉搏得十分惨烈，争相杀价，三败俱伤，而招商局虽然难以雄起，却也撑住了，就因为背靠政府的大树，不仅有大笔的垄断生意，而且有财政上的巨大支持——大清国虽然没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可供挥霍，但以一国之力去对抗两个公司，那还是能够游刃有余的。厮杀之后的结果，就是三方和谈，相逢一笑泯恩仇，把枪口对准更为弱势的“野鸡”们。
联合猎杀“野鸡”的行动，成效斐然。怡和与太古看到，在权力面前，资本最后还是低下那高傲的头颅，而只要认可权力也是“生产力”，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
而盛宣怀则欣慰地看到，猎杀“野鸡”、与外商大鳄结盟，令招商局的利润额直线上升。招商局股票如同服了春药，日益坚挺，从50两（1890年）飙升到140两（1893年），并攀上了200两的大关。这既是可以向上级大书特书的政绩，也是可以让子孙受益无穷的财富：在“野鸡”们纷纷倒下之时，持有管理层配股的盛宣怀们，成功地跻身大清国先富起来的孔雀行列，频频开屏，向世界炫耀自己那灿烂的尾部……
裸泳的“奴家”
1883年，中法在越南对峙。法国军舰开到了黄浦江口，将炮口对准了这座繁华的东方巴黎。这不仅改变了上海的物价结构（除了粮食等生活必需品飙涨之外，各色动产不动产几乎集体跳水自尽），也改变了上海的富豪榜排名，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狠。
胡雪岩像
当这一波大潮呼啸而来之时，人们惊诧地发现：如胡雪岩、徐润那般道貌岸然、爱作弄潮儿状的伟大企业家们，也露出了水面下的半截身子，居然赤条条空空如也。
令胡雪岩、徐润彻底“走光”的，搞得很黄很丢脸的，是一直拿着高倍望远镜和长焦镜头在窥伺机会的盛宣怀。盛本人就是因涉嫌“裸泳”，灰溜溜地离开了轮船招商局，他根本不相信在大清国还有人会真地按照规则、穿戴整齐再下海。
第一个被放倒的是胡雪岩。
与徐润不同，胡雪岩之于盛宣怀，是个“外敌”。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而盛总则是李鸿章的小弟。老大之间的矛盾，当然就是小弟之间的仇恨。何况这两人，一个来自杭州，一个来自常州，都是长三角经济圈的地头蛇，都是玩“政治——经济”学的高手，更要为地盘斗上一斗。
开始的时候，胡总当然强大许多。盛总无非是国企的高级打工仔，胡总却是富豪榜上的著名私营老板，他在西湖边建的豪宅，连同豪宅内圈养的十二房妻妾，都是人们八卦和垂涎的对象。胡总商业帝国的核心在于阜康钱庄——作为纯粹的民营金融机构，阜康钱庄的核心竞争力是政府公关，能大量吸纳公款，几乎成了第二财政部，尤其是独家经办为左宗棠西征而借的外债。
承办国家外债，利润似乎并不高，阜康钱庄还得为此向外资债权银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风险着实不小。但这毕竟是大清国的国债，大清国可以常常失信于自己的子民，却绝不愿意（或许是绝不敢？）失信于国际社会。
何况，承办这么大笔的国债借贷，早已深谙中国国情的外商，也在暗地里给了可观的回扣；如果在收、支时间差上再多动动脑筋，就很容易多方截留，从而将公款变成阜康钱庄的现金头寸。更不必说，这本身就是有力的“中央一抬”，给阜康在国际国内市场都做了个大大的广告，无形资产增值不少。总之，银行跑营销出身的胡总，打算盘是基本功，不会算偏。
蛇大窟窿大，胡总向来爱玩空手道，如今守着个银行，自然是要大展宏图的。当时的生丝出口有巨大利润空间，胡总于是痛下本金2000万两，争购并囤积生丝。据说，他之所以如此放手一搏，一是为了解救被洋人们欺压的蚕农，二是要为民族工商业争口气。实际上，就是要形成市场上的垄断优势。
强龙难压地头蛇，在巨额资金的支持下，在黑白两道（胡是青帮的“空子”，差不多相当于其地下党员）的保驾护航下，胡雪岩抢购生丝十分顺手，几乎搜尽了当年的新货和此前的存货。洋商们无货可收，自然慌张，通过种种渠道与胡雪岩进行谈判。老外开出的价码很痛快：加价1000万两！
面对洋商的“诱惑”和乞求，胡雪岩并没有松口，理由却非爱民或爱国，而是要求再加价200万两。双方只好僵持。待到来年，新一轮的春蚕到死丝方尽后，胡总却发现：不仅遥远的意大利生丝大丰收，缓解了西方工厂的原料问题，而且法国军舰开到了上海洋面耀武扬威，银根全面收紧，手头已难以筹措足够的资金去收购新丝，而囤积的旧丝已经开始变质，
此时，早在暗中窥测多时的盛宣怀，实施闪电战：启动官场内的关系，将本应解送到阜康钱庄用于支付外债的公款，押后数日，虽然只有80万两，但却是外交大事；同时，动员大储户们进行挤兑，在市场上传播阜康不稳的消息，结果硬生生憋死了并非资不抵债的胡财神：仅生丝一项，胡雪岩损失高达1800万两，随即被“双开”加“双规”，革职、抄家，彻底打翻在地。
扳倒地头蛇胡雪岩之后，盛宣怀转过身来收拾过江龙徐润，尽管徐润是盛宣怀在招商局时的老同事、老同志。
徐总先前就比盛总、胡总家阔多了。他14岁进了外企打工，在英商宝顺洋行（Dent & Co，也称颠地洋行）当学徒，后升为买办，自己还涉足航运业、地产业、丝茶业、保险业、出版业等，搞得十分红火。1863年，徐润就已经在上海拥有“地二千九百六十余亩，造屋二千另六十四间”，而且在天津、塘沽、广州、镇江等地有大量房地产。当时，他年仅26岁，比他大15岁的胡雪岩，此时还在忙着事业的开拓；比他大14的盛宣怀，则还在乡下仰望星空，想着如何到大城市出人头地。
房地产是个资金密集型行业，徐润四处融资，从国内的钱庄到外资的银行，大量贷款，以新债还旧债，进行滚动开发。这种现金链高度紧绷的游戏，被法国人的军舰轻易地毁灭了。
上海房地产狂跌时，徐润名下的房地产虽然市值高达340多万两，但仅仅来自22家国内钱庄的贷款总额也高达250多万，负债率超过73%。债权钱庄公选出6名代表，徐润也派出6名高管，“联合工作组”研究来研究去，决心还是拉新股东入伙。他们居然找上了日夜谋划着重归招商局、踢走徐润的盛宣怀，真是与虎谋皮，也可见买办出身的徐润的确不会讲政治、看风向。
盛宣怀四两拨千斤，一出手就抓住了徐润的命根子：徐润炒房时，挪用了招商局公款16万，数目虽小，但性质严重。随即又牵连出徐润以招商局信用担保自己的贷款，涉及贷款金额居然高达160多万两，这等于将国有资产也牵扯进了房地产泡沫之中。
在盛宣怀义正词严地逼迫下，徐润被迫将镇江及上海永业里、乍浦路等处房产以低价抵偿招商局欠款。徐润被开除出招商局，同时革除开平矿务局会办之职，贱价出售手头房地产，以归还所有涉及招商局信用担保的贷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近90万两白银。
最为郁闷的是，法国人一走，他那些被迫“割肉清仓”以筹资的房地产，旋即升值十倍，高达2000万两白银。
在一个人人裸泳的年代，权力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要素，就是那决定令谁彻底“走光”的潮神。大清国实在并无企业家，只有“奴家”，而“奴家”只能委身潮神的怀抱，以获取那点傲立潮头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