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的机会成本
奥罗克(P.J. O’Rourke) 曾讽刺道：“如果你认为现在的医疗太贵，那等着看医疗免费时的成本吧！”奥罗克的冷笑话背后的真相是“政治性免费”的机会成本。
即使从未学过经济，只要稍微聪明点的人也能意识到，政府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的背后有巨大的机会成本，不管是对为政府大派送埋单的公民，还是对收受政府赠礼的人，都是如此。
资源是稀缺的，而某种东西只在没有机会用作它途时才能免费（Lee 1999）。当某个穷人决定生孩子并享受福利，他就限制甚至排除了从事其他更有效率之事的机会，比如工作、自我提升、摆脱因政府管理其人生而产生的绝望和依赖等。
本文的作者之一为了更改社保记录中错误的出生日期，曾有机会坐在当地的社保办事处里，与满满一屋子来索要政府月度支票的受救济者一起等待。看见这些等着政府支票维生的人这么悲惨，这种感觉既奇特又令人悲伤。他们愤愤不平地待在那里，不得不苦等，还要与冷漠的社保工作人员打交道。一旦支票兑现，只有在钱花光之前才有轻松和愉悦。我们怀疑政府（当然不是那些接受福利救济的人），使浪费时间、羞辱人格成了接受联邦政府经济保障的部分机会成本。
赶着去拯救那些不能或不愿照顾自己的人的政府充满矛盾。“拯救”这个术语出自医疗文献，指医师拯救陷于困境的病人（Watzlawick，Weakland&Fisch，1975）。但是常会产生新的问题，因为获救者恼恨救援者要等问题积累够多才来帮忙，而救援者气恼获救者并不对他感恩戴德。
从经济学视角看政治性免费
政府和商家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作出了免费物品的政治承诺，而西方世界的反应就象是旅鼠冲向大海般不计后果。过去两年的夏天，我们花了几个月游遍欧洲。当我们询问人们是否喜欢他们的医保制度时，绝大多数人回答：“好啊……这是免费的！”但真的如此吗？大多数欧洲人一年中有七个月是为政府打工，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个人所得税、工资总支出和增值税高达80%左右。欧洲人也很坦白地承认，本国患了癌症或心脏病的富人，频繁前往美国，自掏腰包接受救命的治疗。
米塞斯（1990，p51）警告我们“时间和资源具有不可改变的稀缺性。”并劝告我们作出明智决策。许多许多世纪以来，使用“免费”一词，基本上是独裁者、专制君主和不道德的经销商们玩弄的修辞把戏。在《怪诞行为学：可预测的非理性》（PredictablyIrrational）一书中，丹•亚雷利（DanAriely）（2008.p.55）警示我们零成本的高价，指出免费是一个情绪化的热点——非理性的兴奋源，但少有真正的免费。《华尔街日报》2012年9月24日的头版，刊登了罗宾•赛德尔（RobinSidel）的一则报道，题为“免费账户花费更多”，作者报道客户涌入银行以获得“免费”活期账户，然后惊讶地得知，免费账户需要存入几百美元，而且银行不给利息。
免费也是民粹主义者的修辞火药库里的杀手锏，不仅仅来自于乌戈•查韦斯。美国两党中的政治进步人士持续利用“免费”的招牌吸引选民取得优势。有趣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Trade Commission，FTC）却发布了251.1号准则，要消费者警惕销售商品时“免费”一词的使用。（http://ftc.gov/bcp/guides/free.htm）
“（2）因为购物的大众不断寻求最划算的买卖，并将“免费”商品或者服务视为特殊的便宜货，因此作出所有这类免费的承诺，必须极为谨慎，以避免对消费者有任何误导或欺骗之可能。”
在最高法院支持医保法案中“个人强制保险”（individualmandate）的条款之后，我们估计，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以上规定可能会与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产生分歧。她敦促年轻人，尤其具有艺术气质的年轻人，辞掉工作，去追寻自己的激情，因为他们的医保从此免费了。
全世界的政府为公民提供免费福利已有上百年历史，希腊已将这种免费福利打造成了一门新的社会科学。
“免费”的起源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相信人类天生是政治动物，并详尽地阐释了书籍应该免费这一观点。但是既然所有的资源都具有稀缺性，那么提供免费的商品与服务，尤其由政府提供，应当引起警惕。米塞斯（1944，p.84）告诫我们，“政府象是拥有神秘魔力，能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饶之角”赐福大众。它全知全能，是创造幸福和富饶的魔杖。但真相是，如果政府不从某人那里攫取财富，它就无法赐予他人。补贴或福利永远不是政府用自己的资金支付的；这都来自纳税人的腰包。”
我们必须明白，“免费”的诱惑使规则制定者及受惠于福利的人都失去了良好的判断力。如果政府或国家将福利免费地转移给国民，如数十年前的苏联，以及现在的希腊和美国那样做（Eberstadt，2013.p.A13），它们终究会因不堪负债而崩溃。
索维尔（Sowell2009）警告说，所有的政府福利都存在真实的成本，唯一的问题是，这是谁的成本？他将近来楼市的繁荣和萧条，直接与国会致力于为一些人提供按揭担保相联系。这些人想有自己的房子，却没有按揭贷款的资格，或付不起他们本该承担的贷款。但当市场恶化之后，这些所谓政府的慷慨与智慧的受益者们，与同众多贷款人一样血本无归。
这是自大萧条以来这个国家最严重金融灾难。《华尔街日报》（2012年7月13日p.A10）认为，全美至今能感受得到这场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毁灭性影响，而联邦政府现仍施压富国银行之类的银行，以确保对黑人或西班牙裔不会有迥然不同的贷款政策。因为比照统计模型，政府估计会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借款人得不到贷款。这导致了那些并非大而不倒的小银行对几乎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按揭贷款。
为了避免指责我们把给予特殊利益集团经济福利的责任单单归咎于民主党，索维尔（Sowell）（2006，p.106）也指出小布什总统2002年向外国钢材收取关税（以赢得宾夕法尼亚和西弗吉尼亚选民的支持），直接导致了成千上万需要钢材的中小企业陷入混乱，不得不支付因关税而提高的价格。许多人说，这和航空公司面临燃料价格大幅上涨是同样的情况。
64000美元（如果不是4万亿美元的话）的问题是，为什么看似聪明的人怎么就喜欢两党双方提供表面免费的物品的政治承诺？愤世嫉俗的说法是，90%的美国人定然都蒙昧无知。而更理性的解释藏在深处。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简单地研究下两个科学分支：神经科学和行为经济学。这两门学科向我们展示，人类大脑如何联系在一起，以及经济定价的巧手如何愚弄那些非常聪明的人。
神经科学
人类拥有双半球结构的大脑，使我们能够进行一些相当了不起的智力活动。对大多数人而言，左脑倾向于分析功能中心，控制逻辑、语言（语法，词汇和文字意义）、科学、和数学等功能（Dehaene，Spelke，Pinel，Stanescu&Tsivkin，1999），而右脑是创造功能中心，控制情绪、隐喻式语言、音乐艺术能力，直觉和格式塔（gestalt，意思是指“动态的整体”——译者注）等（Hines 1987）。
民粹主义的政客能够利用语言和诡辩术来吸引左右大脑，让许多人察觉不到免费和医保、住房、学校午餐、教育、或者手机等之间并无联系。这与圆滑的经销商说服聪明人相信某种产品是免费的或可免费退货的手段如出一辙。政治和营销在创造和满足人类需求的方面，有时真是难分轩轾。
通过利用构造巧妙的呼吁（这得归功于古希腊的智者），人类左脑的怀疑天性（怀疑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免费）会短路。他相信因为这些东西如此必要/人道/公正/道德（选取其中一个或几个），因此必须真正地免费。这种修辞招数最初是亚里士多德引入的，被称为“认同”（identification）。它作用于我们的右脑，但会降低左脑的功能。这也是神经工程的基础，神经工程利用人们的语言和行为，将他们置于浅催眠状态，压制其对他人的抵抗（Rossi，Erickson-Klein&Rossia，2008）。
这正是为什么对于电视和网络上的广告承诺（诸如“我们向所有人提供免费赠品，这会让你更强壮，更健康，更幸福，更苗条，更愉悦，更曲线优美，等等”），这么多人反应积极的原因。为降低左脑认为该信息不可能的抗拒，营销商或政客借助于攻击对手，暗示“我们的竞争者，或者其他政党，不想让你强壮、健康、幸福、苗条、性感、愉悦，等等，因为他们不像我们这般关心你，或者他们只是在欺骗你。”
行为经济学及其他研究
在行为经济学的文献中，丹•亚雷利及其同事领导的对“免费”物品的研究已超过10年。（编者注：“行为经济学”是错误的命名，它其实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并非如米塞斯所定义的那种真正的经济学；但无论如何，它有些有趣的发现）。对聪明人（来自麻省理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杜克大学的学生）进行实验，测试“免费物品”的独特魅力。这项研究测试的是在麻省理工大学餐厅购买食品的学生，其结果可简明地阐释我们的观点。第一项测试中收银机上的选项为：1美分买一个好时巧克力，14美分买一个瑞士莲巧克力，或什么都不买。第一次试验有30%的学生花14美分买瑞士莲，8%花1美分买好时，62%的学生什么都不买。30分钟后，大概是另一群学生来做实验，研究者把每块糖的价格都下调了1美分，仅仅只是改变了价格。好时巧克力的价格现在是0美分，瑞士莲13美分。这次31%的学生选了0美分的好时，只有13%的人选了13美分的瑞士莲，而有56%的人什么都没买。“免费”好时的诱惑，使这些聪明的学生明显减少了购买瑞士莲，而买了更多的好时。
作者总结道：“……标价为零在消费者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有特殊作用……毫不奇怪，当不需要花钱时，要糖的学生比需要花钱时多得多。”（Shampanier，et.Al，2007，pp. 749-750）
看来“免费”物品的承诺有认知上的魔力。而米塞斯和机会成本的概念提醒我们，免费不是真的免费，其成本往往被分散给了别人，这些人甚至不能在免费赠送中获益。金赛拉（Kinsella，2005）论述了专利法中的“免费”观念如何改变了交易的性质，使专利的收益实际上变成了成本。注册一项专利的法律成本相对较低，但只有大公司才有钱去维护专利排他权。萨勒诺（Salerno，2012）提醒我们，70年代早期有一群新时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相信“信息时代”预示着没有匮乏的世界。萨勒诺认为，与专利发明类似，也没有免费的信息云；维护万维网（WorldWide Web）、YouTube、Dropbox 和所有人们认为理所当然享有的信息平台，需要巨大的物理空间、能量和专业知识。
我们从中可以明白，为何政治民粹主义者的影响如此持久。回到亚雷利（2008）所言：事实上人类天生就爱比较得失。免费医保听起来当然比找份工作再去买医保有吸引力得多，尤其你若不必支付任何税费的话。比起做一份全职工作，甚至比起认真地找一份工作，因无能而享受福利都更为诱人。
亚雷利（2008.pp4-19）讨论了设下一种圈套的花招，使得你的选择看起来更好。一个例子是民主党用这种诡计（共和党同样运用得很好）来回应保罗•瑞安（PaulRyan）改革社保和医保的愿望。前美国审计署（theGoverne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的主任民主党人大卫•沃克（DavidWalker）从2007年起一直对美国人说，他说，当然他也知道，社保和医保都破产了，而美联储只是加印钞票来挽救它们。尽管如此，尽管“20/20”新闻节目采访了沃克，民主党仍然大叫，保罗•瑞安是以改革之名，行废除社保和医保之实。面对这样的选择，无论沃克怎么说，上千万有社保或将有社保美国人怎么不认为保持现状更好？
结论
在美国，最关键的是，如果想让人们接受你的政治理念并为你投票，得给他们免费物品。委内瑞拉的独裁者乌戈•查韦斯明白这点，在他提供免费住房和家电后，最近他赢得了相当接近的连任选举（Luhnow& De Cordoba，2012）。不同主张的政治家们都利用免费福利来获取自己的选民，而后将免费福利扩展至更广泛的群体。只要这些福利看起来是为了穷人或弱势群体，新闻媒体就会大肆报道，而倡导这些项目的政客成了大众英雄，但米塞斯认为他们其实只是社会垃圾。
毫无疑问，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公民产生了福利是一种权利的心态时，美国人正在放弃雄心壮志、勤奋工作和企业家精神。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免费的诱惑，并以社会正义之名——现在白宫称之为“可持续发展”——这一直白的称谓有意创造对福利国家及其生活方式更广泛的认同，而这会使我们与自由市场及自由人民之间相距达光年之远。
原文：Mises Daily: Friday, July 05, 2013 by Loyd S. Pettegrew and Carol A. Vance 翻译：张睿 风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