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working paper来自NBER，IMF和World Bank三大机构，以保证working paper的权威性和质量。选取上半年发布的所有与经济类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共620篇。将文章题目统一整理后，进行词频统计，得到一些高频实词。首先，从中剔除类似Development，Economics和Growth之类的类虚词；然后，将强相关词和词形变体合并，如poverty和poor，export和import等；最后，剔除一篇文章相同关键词出现两次的情况。最终，词频较高的词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按照关键词，对相关文章进行简介。其中，IMF的working paper编号为wp14XX，如wp1412，wp14102；IMF的working paper编号为w19775，w20124；World Bank的working paper编号wpsXXXX，如wps6738，wps6940.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wp1493给出了新的测度财政乘数（fiscal multipliers）的方法。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数据难以获取，对于货币乘数的估计就变得比较困难。文章提出一种“装桶方法（bucket approach）”来测度财政乘数。那么财政政策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呢？Wp1445 用面板数据探寻了财政行为的根源。结果表明，相机行事的财政行为（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主要受政策惯性，公共债务和产出缺口影响。此外，一些宏观指标，像实际汇率，利率，资产价格，老龄化指数，以及一些政策锚，像财政准则（fiscal rules）和IMF提出的稳定计划（stabilization programs）等，都对财政政策行为有显著影响。Wp14121则考虑到了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
Wp14121以苏里南为例（该国出口90%是黄金，石油和铝，矿物收入占政府收入的40%），通过建模勾勒出了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这类资源密集国家的财政政策的影响。同时，给出在既有自然资源存量，宏观经济情况和政府偏好等约束下的最优财政巩固路径。Wp1449则是从财政限制（fiscal limit）和外债水平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方面，进行了建模和数据模拟。研究结果发现，可预期的未来收益对那些财政限制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有重要影响，外债水平则会由于实际汇率的突然攀升，而加大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财政巩固计划会对产出产生负面影响，尽管能够降低主权债务的风险溢价，同时高债务国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果要弱于低债务国家。
那么对于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为了提高财政政策效果和偿付能力，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也就是所谓的扩张性的财政紧缩（expansionary fiscal austerity）怎么样？恐怕行不通。wp1444 以塞内加尔为例，运用两部门开放的一般均衡宏观经济模型研究了财政政策的调整和不同财政政策组合对能源部门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增加税率和减少支出只会降低实际工资和实际产出。而对能源部门进行低成本的公共投资则会提高大约70%的能源供给，并且实际工资和GDP都会增加，私人投资也会增加，财政赤字在中长期会减少。W20200 进一步指出，以往的模型低估了资本税收的弹性和税收改变的跨国溢出效应，因此低估了税收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通过引入内生的产能利用系数（endogenous capacity utilization）和部分贬值的津贴（partial depreciation allowance），构建了一个符合实际资本税基弹性的两国模型。模型显示，税收上涨对宏观总量和福利水平都有负面影响，单边的税收增加不会增强财政偿付能力，因为动态拉弗曲线的顶点也会增加。单边增加劳动税可以增强财政偿付能力，但是却会使国内产出和福利下降而国外产出和福利上升。
不仅如此，紧缩性财政效果还有可能带来其他的负面影响。W19828 研究了拉丁美洲近40年和欧元区国家在经济危机后的财政政策的社会含义。文章盯住四个指标：贫困率，收入不平等指标，失业率和国内冲突。研究结果表明，逆周期（顺周期）的财政政策和上述四个指标的减少（增加）之间有因果关系。这也就对所谓的“扩张性的财政紧缩（expansionary fiscal austerity）”论断提出了质疑。但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就一定会带来收入不平等水平恶化等问题吗？恐怕也未必。Wp1485就对巴西次一级国家财政政策（sub-stated fiscal policy）和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利用1995-2011年的数据进行研究表明，紧缩的财政政策并没有伴随收入不平等水平的恶化，同时，收入的增加也没有带来收入不平等水平的恶化。然而，如果想用财政政策缓解收入不平等，Wp1464的研究或许有帮助。Wp1464研究了分散化的再分配（decentralized redistribution）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利用IMF多部门数据，结果发现次一级政府的再分配财政政策对缩小收入不平等很有效果。也就是说，政府支出分散化（中央财政分权）有助于达到一个更平等的收入分配。但是这一结论有赖于三个条件：1.政府部门足够大；2.分权足够广泛，包括再分配性质的政府支出；3.分权后的次一级政府的支出和收入应同时扩大，避免地方财政收入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
财政政策作为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也被广泛讨论，其中的关注点是财政政策的周期性。Wp1459设计出一种新方法来测度财政政策的周期性，这种方法同时考虑了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和作为自动稳定器的财政政策。结果发现，拉丁美洲国家的财政政策平均来讲是顺周期的，但在发达经济体中则不是。最后，文章指出Brazil, Chile, Colombia, El Salvador, and Mexico 正在向逆周期的财政政策调整。Wp14122 也指出，在2000年前后，财政准则在发展中国家的普及程度要高于发达国家，这是因为他们要加入货币联盟，或者是为了强化财政体系，以在政策改革时期内作为改革内容。但是，这些应用财政准则的国家并没有避免顺周期性，因为接受财政准则之后的财政政策仍然有顺周期性。部分证据则表明，一些次生规则，如周期型调整目标制，定义精确的规避条款等，或许跟更弱的顺周期性相关。
Wp1404 专门对中国财政政策的周期性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财政政策有很强的逆周期性。文章计算了预算外的财政行为，也就是地方政府的基建支出，认为总的财政赤字要远大于公开的数据。从结果来看，2012年中国财政债务占GDP比重约45%，但是经过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和压力测试表明，当前中国债务水平仍然处于可控标准。总债务水平的提高表明地方政府金融体系面临挑战。第一个是地方政府的权责错配，特别是对地方政府直接借债的严格限制。第二个是尽快建立一个更好管理和监督地方借贷的体制。其他的挑战包括地方政府对卖地的依赖，当前债务的展期风险，以及利率攀升带来的资金压力。总之，中国的财政平衡要比披露的脆弱，然仍处于可控区间。财政调整的空间比披露的要窄，且容易受宏观经济冲击的影响。
那么怎样提高财政政策效果呢？Wp1458提出，可以考虑引入财政委员会（fiscal council）。财政委员会在金融危机之后更加时兴，机制设计较好的财政委员会会伴随更好的财政表现和更好的宏观经济和预算期望。有效的财政委员会的特点包括：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明确规定或者公开评估预算期望，积极参与公共讨论，以及对服从财政准则的监督。Wp1489则是指出，通货膨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和财政准则（Fiscal Rules）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财政政策结果至关重要，特别是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宏观经济政策远比分开时要有纪律的多。此外，财政改革和货币改革的顺序也很重要，先进行财政改革（FR）再进行货币改革（IT）要比反过来的效果更强。然而，关于两者之间的顺序问题，也有另一种解释。W20194 就用一个可估计的微观模型重新解释了二战后的美国政策。从历史上来看，20世纪60、70年代一直是财政当局占主导地位，直到沃尔克上台，货币当局地位才有转变，但通胀水平也是在他上台两年后才降下来。这是完全因为财政当局适应了新的形势和地位。事实上，如果没有财政当局的配合，货币当局降低通胀的企图只能推高通胀率。总之，只要财政当局主导、货币当局配合的格局不改变，由财政政策造成的通胀就不会被抑制。相反，一旦货币当局掌握主动，财政当局配合货币当局，通胀率就会下降，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衰退和负债率上涨，20世纪80年代的通胀下降其实是机制转变的结果。
关于财政政策在未来的挑战，Wps6805 对金融危机后财政政策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总结，指出长期财政挑战包括：人口老龄化、预算和环境变化、人口增长等。然后，又列出了可以利用的财政工具，并用北欧两个国家——芬兰和瑞典的例子说明，通过限制财政支出和进行制度改革可以短时间内恢复偿付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具体到人口因素对财政政策的影响，Wps6774 以保加利亚为例进行了说明。保加利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会因为人口结构变化而出现人口数量急剧下降。Wps6774通过建模研究这种人口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含义。结论表明，即使在相当理想的情况下，这种人口的变化仍会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并在中长期内压抑经济增长。但是，政府仍可大有作为，旨在增加劳动参与率，提高生产力和科技进步，促进教育的政策能够对这种由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负面效应起到抵消作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