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强似乎一直是企业家追求的梦想，但它却难已成为衡量企业成功的标准。
郎咸平甚至放话：“企业试图通过做大而做强，它的命运就是一个失败的开始。”与郎氏的危言耸听不同，在大多数的企业家看来，只有到了大而强的阶段，自己的安全感才会更大地被体现出来。
其实，上述二者的看法在大多的时候很难去判断它的对与错，如果光从大与小的角度来评判一个企业的成功与否，似乎有失公允的，大与小自然是有它们存在的道理。不过自金融危机以来，几乎每年总会出现一两个颠覆“大而不倒”的案例。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应验了郎氏的说法。可见，企业家不能在寻找自身安全感的前提下，一味地扩张其企业的规模来满足自身的安全感，有时还会适得其反。因为规模到一定程度后，一些企业在找到自身所谓安全感的同时，一些大企业病的症状也随之而来，往往这个时候，在其所谓的安全感的掩盖下，这些大企业病都会被忽视，也开始为颠覆“大而不倒”的观点储蓄能量。
“所以说企业家在追求大的目标上，不如淡化一些大的目标，更多的心思用在与大相匹配管理制度与措施是否能跟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这样的企业只是徒有其大的虚名。如有一些风次草动，最先趴下去就是这些体虚的‘巨人’。”知名财经济评论员李峰如是说。
这意味着企业不能以大与小论英雄，相反企业组织自身的健康状态和运转灵活程度才是企业能否永续经营的最关键。
做大的冲动
研究发现，企业家想做大企业的心理动机至少有五种：
第一，安全感。在这个资本强势的时代，企业家们发现，游戏规则不是以快吃慢，而是以大吃小。就算你最先发现一个优越的商业模式，甚至开辟一片“蓝海”，只要你没有迅速做大，蓝海很快变红，巨无霸企业会迅速复制你的商业模式然后无情地吞掉你。
第二，社会比较。企业家有自己的圈子：正式的圈子如中欧校友会、正和岛等，非正式的圈子如朋友聚会、微信群等。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认为，人们根据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进行自我评价并调整动机和行为，参照群体通常是比自己强的人群。身价亿级的企业家希望跻身十亿级，十亿俱乐部里的企业家希望加入百亿俱乐部……这就是俗话说的“攀比”。某位年销售额几个亿的企业老板表示，在规模十几个亿的企业家圈子里混，总觉得有压力。这种心态非常像幼儿园小朋友——怕大家嫌自己的玩具少，不带自己玩儿。
第三，角色期望（role expectations）。某企业是地方翘楚，镇政府把很多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明星企业上，这位企业家都不好意思不做大。还有企业家想把企业做大，是为了让他们的追随者有更好的发展前景。这种心理，就像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天下打不下来的话，失望的可是一大批元老。
第四，社会地位。名声和地位是双刃剑。一曰：金榜题名。一曰：树大招风。上了胡润的榜单甚至《时代》杂志封面，在呼风唤雨，获得巨大社会资源和影响力的同时，企业家的一言一行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企业家很少因顾忌树大招风而放弃追求金榜题名。
第五，成就感。财富可以带来幸福不假，但是过多的财富与幸福感无关。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人的研究显示，美国人的家庭年收入达到7.5万美元，幸福感就不再随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当然，中国人因为缺少社会福利，这个临界点会远远高于7.5万美元。
“更大”，才能给企业家成就感。这就不难理解李嘉诚之类的超级富豪们为什么还在努力折腾。相比之下，更大的弊端亦是显而易见。
大小之优劣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的同时，其自身的反应协调能力亦是不断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船小好掉头”的观点产生。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希瑟•哈夫曼指出，公司灵活性和公司规模之间的关系是一条倒U曲线。
什么叫过大？在李峰看来，第一，最佳规模依行业而定。航空制造业以大为美，咨询公司以小为美。还有些行业，例如软件行业，大中小企业并存。第二，看组织能力。领导力和组织文化是用来克服官僚化危害的，这两项因素决定了管理幅度的上限。第三，看关键资源。关键岗位的人力资源决定从规模经济到规模不经济的转折点。例如，在高端机械表领域，优秀的制表师傅人数有限。如果制表企业扩大规模，那么产品质量和客户忠诚度就会骤降，从而失去市场。
直觉告诉我们，企业初创的时候发展最快。当企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成长速度自然放缓。这个想法与吉布莱特法则相悖，吉布莱特指出，企业的增长速率与规模无关。所以，大公司虽然基数大，但不妨碍它们拥有像小公司一样的增长率。在一定的增长率下面，大公司增长的绝对值更大。当然，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不能证明吉布莱特法则，但也无法推翻它。
如果吉布莱特法则真的存在，那么，企业家做大的动机就符合经济规律。至少他们可以放心，企业不会单单由于太大而放慢增速，而那些追求工作与生活之间平衡的高管们，也失去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放低发展速度的借口。
同样，对于规模与盈利能力的关系，经济学家众说纷纭。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论来看，有人认为公司规模有利于盈利，有人认为恰恰相反：要么规模对盈利没有影响，要么有负面影响。前者的论点基于规模经济：规模带来的生产效率，对供应商、渠道商以及客户的议价能力，从经验曲线获益（大公司的分工精细和专业化），更高的定价，等等。还有人从企业的成熟度、稳定性和产能对销售的助力以及规模带来的资金使用成本的降低来论证规模的益处。持相反观点的学者认为，规模不经济造成大公司盈利能力下降。更可怕的观点是，当公司大到一定程度时，高管的动机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非企业盈利最大化。萨拉•穆勒（Sara Moeller）等人观察了12023家美国上市公司1980~2001年间完成的收购。
他们发现，小公司（排名在前75％以外的）获益，大公司（排名在前25％以内的）受损。他们分析，主要原因是大公司的管理层失职。相对于小企业，大企业得益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但是当企业太大了，管理成本就会上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就会成为规模不经济和范围不经济。
约翰•贝克尔－布利兹教授与他的合作者们一道研究了美国制造业内的109个细分行业（2010），他们发现其中47个行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盈利能力增速渐缓，最终增速开始下滑。其中52个行业，盈利能力与企业规模没有关系。其中11个行业，盈利能力一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长。贝克尔－布利兹的结论是，企业规模跟盈利能力的关系，依行业性质而定。
谢赫扎德等人研究了148个国家的15000家银行1988~2010年的表现。从整个样本的统计来看，他们没有发现企业规模、增长速度以及盈利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不过，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中间，较大银行增长较慢但是盈利能力较强。
大小寿命之辩
从法国起家的企业餐饮服务集团索迪斯（Sodexo）的公司宣传册上印着创始人皮埃尔•白龙的一段话：“我的梦想，并不是索迪斯成为世界第一，而是索迪斯能够长久存在。”
有的企业家想让企业做大，有的企业家想让企业活得长。难道大和寿命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大企业和小企业谁更容易存活？学者意见再一次相佐。不过，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被摘牌的概率与公司规模呈负相关，即公司越大，退市概率越低。也有研究发现，公司初始规模对公司存活的影响远小于公司当前规模带来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公司创始之初有多大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把它做成多大。
关于组织生存和寿命，有两种对立的有趣理论：选择观和适应观。选择观认为，组织很难改变，哪个组织活下来，完全由环境来选择，所谓“适者生存”。适应观认为，组织可以调整自身结构，以适应环境变化。
在结构惯性理论中，环境钟爱稳定可靠的组织，企业越大越稳定可靠。但同时，越是稳定可靠的组织越抗拒变革。总的来说，命运还是钟爱大企业。这种观点其实非常悲观，按照这种理论，作为企业家，只能尽力把企业做大，努力适应环境变化，然后等待命运（环境）的选择。
任正非说，大公司可以做到“不必然死亡”。但是理论和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如同生物体，不论寿命有多长，从出生就注定要死亡。做大，无关生死，无关盈利。现在看来，已经特错大错，雷曼兄弟的倒闭再一次让我们重新去审视“大而不倒”观点。
如果把组织比作生物体，那么，一个行业就像一个种群。在一个种群里面，个体的块头有大有小，它们争夺领地、食物以及交配权。那么，个体的块头如何影响种群内部个体的竞争力？开创组织生态学研究的汉南和弗里曼的数据分析发现，大公司会威胁中等规模公司的生存，但不会威胁小公司的生存。小公司会威胁中等规模公司的生存，但不会威胁大公司的生存。
这样看来，不大不小的公司就成了倒霉蛋。这与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的观点不谋而合。汉迪认为，未来只有两类公司活得最好：大象（特别巨大的企业）与跳蚤（特别微小的企业）。这个结论，可以画成一个U形曲线，与倒U形曲线貌似完全对立。
但是仔细一想，跳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而是个体户和小作坊。汉迪的言外之意，就是把公司做大，不然就当个体户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