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各方关注的新一期的《财经》即将出版发行，如此的关注，注定这一期的《财经》会成为评论的焦点和热点。不难想象，原采编团队中一些“有识之士”自然去点评所报道的题材。我想新的采编团队自然不予以任何的回应，当然，他们更重要的是要努力的招兵买马，因为300人的工位如今让显得空荡，而现在20人的采编力量对于一份杂志而言是远远不够，何况还是一份备受期待的杂志。而本身，接手的团队，也准备在《财经》这个已经铸写了辉煌的平台大显身手，试图做一份没有烙印的《财经》。
无论这样的接替是否被市场，被认可。但现实是，旧人已去，新人在任。不管这样的接替还能否续写《财经》之辉煌，只有交给时间来检验。而此时，我们却不得不去冷静审视《财经》之殇，这样的审视不是还原真相，因为真相，我们永远不会得知。而且真相已经不再重要，所有的批评和批评都已无意，因为，胡舒立离开了。我不敢说没了胡舒立，也就没有了“《财经》”，但我想说，不会再有谁，能像胡舒立那样去掌控《财经》了。
作为财经的拥有者，“联办”就很自然的被外界背负了《财经》之殇的非议，因为很多的舆论都指向“联办”对于胡舒立采编团队的干涉，以至于导致胡舒立采编团队与其分歧日益扩大，进而最后分手。不过值得说的是，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注意到，《财经》对于“联办”本身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于《财经》经营业绩对于联办旗下“财讯传媒”财务支撑，更重要的是，他在“联办”媒体平台链上的风向标意义。
“联办”旗下尽管有《证券市场周刊》，但是那是一份过于依赖股市行情的刊物。寄生于颠簸的中国股市，自然备受连带。于是一份跟随中国总体经济的媒体，就显得更外重要，对于其打造完美的财经资讯链而已，于是这样就有了《财经》。
在转型之中国，《财经》创刊于1998年，而那也是难得的新闻管制宽松期。在如此难得的新闻管制宽松期，敢于揭露一系列的财经黑幕，对相关财经新闻事件乃至社会新闻事件切实做到“秉承“独立立场、独家报道、独到见解”的理念，自然就铸就《财经》的成功。这样的成功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更是体现在各方思考者对其的一种认可。
诚然，在无处不在的新闻检查制度下，在野蛮的“真理”管制下，《财经》能活下来，确实不容易。而其能够活下来，其实不是一件幸事，反而是一件悲事。可悲之处在于一份杂志的需要得到特定背景的保护才能得以生存。于是，不能想到，这样的特定背景，既有“联办”给予的支撑，也有胡舒立自身人脉关系的维系。毕竟胡舒立出生新闻世家，也属于高干子弟，能跻身于高层的某些圈子。重要的是其能够恰当把握高层局势以及和宣传系统斡旋能力，这就是其与其他媒体人的差异所在。既是这样的差异成就了《财经》的江湖地位，也成就了胡舒立——“中国证券业最危险女人”的称号。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而英雄，注定就不得不多了一份悲情，多了一份难以完美的遗憾。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逻辑上的推导，而非必然之真相。过去，既是这样的特定背景支撑下成就了《财经》，成就了胡舒立。而今，最终也使得毕竟是依靠特定背景支撑的《财经》失去坚厚的依靠，而不得不屡受“真理”的调教。最终，这样的调教也好，失去依靠也罢，让12年的甜蜜牵手成为过去。而本身“联办”对《财经》的治理结构的架构就本身给胡舒立团队集体辞职留下了操作的空间，因为《财经》的管理团队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内部人控制体”。
我们无法从财务上去预测胡舒立团队的离开给“联办“造成的财务损失，但这样的损失不至于导致《财经》以后的经营业绩会一蹶不振，或者急速下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家广告投放主是因为其罕见胆识的报道而选择投放广告。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正是胆识的报道才成就了《财经》，于是才有广告的投放获得成功，我不否则如此的逻辑。但是我不得不说的是，没有了胡舒立的《财经》，并不代表其就没有了胆识，只是没有胡舒立式的胆识报道罢了。只是需要一个时间，让市场，让读者去接受一个新的《财经》。 同比下，南周的动荡，还是没有毁掉南周，那么生命力顽强的《财经》又怎会焉了呢。
在过去的12年，《财经》成就了有理想的胡舒立，而《财经》也使得“联办”收益颇丰。各自获得，这样的均衡让这12年相安无事。在这个博弈中，当博弈双方各自的效用函数都改变了，那么博弈的均衡势必就会遭到调整。胡舒立团队开始思考利益上的获得的时候，自然就显现出对于现行剩余控制权分配有另外的想法。当高层的电话不停的打到“联办”的时候，“联办”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主动或者被动的提出干涉采编的题材，仿佛成为了一个新约束条件下博弈开始的导火索。
读者胃口越来越大，期待越来越高，而这样的期待不再限于对财经黑幕的揭露，而更为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专题而叫好。于是这样的欢呼，这样的期待，让采编团队离开财经资讯的道路越来越远。而这样的“偏离”自然触动一些人的神经，于是“真理”的传达，指令的下发，就给《财经》获得了成就，也背负了悲情的标签。而这样的悲情标签，在目前的政治生态下，注定悲剧的上演，只是时间问题。这样的时间，在于一个绝佳的借口和理由。而不是事实本身，这就是相当于有人在狙击，只要你露出头。在没有法治的保护，任何一本即使是政治正确的媒体，都随时被标上悲情或者直接上演悲剧，自然，《财经》不仅仅不例外，没准还是首当其冲。
重头再来，新开炉灶，对于新闻业而言，谈何容易。这是胡舒立团队不得不面临的困境，在于当局对于刊号的严格管制。即使其与握有大量闲置刊号的国有传媒企业合作，那么刊号的启用以及改名等审批程序都面临着可以想象的困难。对于这种困难的思考，不得不让人绝望和悲观。胡舒立的名气太大了——中国证券业最危险的女人。这样的成就，在不透明的政治生态下，当局在处理其审批程序时，面临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而这样的政治风险，自然使得审批工作难度相当大，甚至已经可以预见驳回的结果。本来当局的某些势力，一直就在狙击着胡舒立以及其带领下的《财经》。现在倒好，《财经》内部分裂，结果胡舒立出局了，岂能轻易给予胡舒立东山再起的机会。
辞别主编，上任院长，尽管多了一份无奈，倒也显得格外的从容。也许从一个角度而言，做一个院长，影响一批新闻人，而做一份媒体，只能影响一群读者，与其用一份媒体去影响一群读者，还不如造就一批新闻人然后广泛的影响读者。可是，院长不会仅仅是胡舒立的归宿，因为她身后还有100多名集体辞职的同仁。而新刊物刊号瓶颈，投资自然面临极大风险。而且本身胡舒立他们号召的集体辞职事件，对于未来的投资者或者合作者而言，也是不得不在投资或者合作前进行一番评估的。何去何从，悲情大于悲欢，绝望过于希望。毕竟，是在不太开明的政治生态下的中国。
“联办”留下了平台，失去了做内容的胡舒立。 也许在纯商业的环境下，内容也不太那么重要。所以我相信，未来《财经》在商业上还是可能成功的，只是能否获得思考者的认可，这就是对新采编团队的一大考验。不知新闻尺度方面，新管理团队是完全的放弃原有的负面揭露报道题材呢，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做一些相关报道。所以即将出版的新一期杂志，自然成为焦点和热点。可见，新采编团队压力相当大，不仅仅要面临原采编团队的一些有意点评，而且还要考虑到自身队伍的建设，从而尽可能的抒写属于他们自己的辉煌，以延续《财经》辉煌的征程。
尽管胡舒立团队试图MBO以及先期注册公司的动机受到褒贬不一，但是我相信他们不是为了所谓的金钱利益而驱使。因为有理想的人，又怎么会在乎金钱的得失呢。诚然，胡舒立的对于利益的诉求在于剩余所有权的控制，在于留存于《财经》平台，而非优化薪酬体系来提高同仁的收入。也是其理想所在，胡舒立的理想绝不局限于一份周刊，而在于构建一份以《财经》核心的完整媒体链。而这样的运作，自然需要大量的烧钱，而“联办”自然不傻，本是可以分配的收益，岂能如此被《财经》内部化。在这样的剩余所有权控制分配博弈中，自然难以达成长期维系的均衡，这样看来，分手是迟早的事情，而等待的仅仅是彼此都合适的一个导火索，一个可以展开谈判的诱因罢了。
《财经》之后能否再有“《财经》”，这样的疑问，更多的是为胡舒立二次创业的祝福和祈祷，毕竟宽松的新闻管制期已经远去。但理想不能照进现实，而更多是让现实背负悲情。100多位同仁的希望和重托，可见，胡舒立管理团队的压力非常之大。而面对现实的打压政策，又给未来的憧憬增添了不少的变数。不希望胡舒立二次创业成功的人大有存在，因为这是在小人遍地的中国。过去的成就，反而让胡舒立戴上了一种无形的枷锁，沉重无比，而其又不得不继续前行，去实现理想，带着那群同样有理想的人，这里，我愿意感性的祝福和祈祷他们再度启航!
对于“联办”、胡舒立团队而言，曾经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又何必再纠结彼此的得失，又何必小人般的做一些无意义的舆论公关呢。
也许很多人仍会在分析，《财经》之殇，谁是受害者。而我却更愿意指出，最大的赢家是，那些手中握有“真理”的势力们。
没错，他们已经开始在笑了。而谁，又会在《财经》之殇后，哭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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