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带着参与的心态去阅读
经典是我们连接过去、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是人类的价值资源。但是经典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水浒》也开始被一些激进人士视为经典,但是传统的士大夫认为书中隐含的价值观念十分危险,非常不利于和谐社会。
世界读书日也正是莎士比亚的忌日。可是在莎士比亚时代,人们还没有很强的经典概念。莎翁的作品,宫廷里喜欢,老百姓也喜欢,可以说雅俗共赏。慢慢地出现了分野,有的书成了经典,有的书变成为通俗的读物。
时间会自动来对经典地位作最终的判决吗?不会。我们所有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其实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经典的建构。你可能是经典的喜爱者,但也可能是经典的质疑者和批评者。你发现一部通常被人们认为平庸的作品其实不平庸,你写出文章来品评它的妙处,很有说服力,也许它的地位就随之改变了。这样的事不断在发生。只有当我们带着一种参与的心态去阅读,阅读才会更有意义,更有生命活力。
经典著作也因为我们的阅读不断地更新,获取了一种新的生命。我想,不论我们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我们都要强调,阅读不是一种单纯的、被动的、消极的文字消费,而是一种积极的、批评的、参与的、创造性的行为。
阅读时要把我们全身心都调动起来,我们的知识背景,对美感的认识,对信息的关注,所有这一切。必须注重细节。经典的生命就是在无数细节之中。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在阅读日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实在太不够了!中国人口基数大,就阅读来说还是一个小国。除此之外,还有一点让人难过:我们的阅读太注重实用性了。如果整个社会实用性阅读太多,出于兴趣爱好的阅读太少,这个国家真正要作出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就很困难。在今日中国,我们要呼吁非实用性的、非功利的阅读。
期望以后能够在地铁的车厢里、火车和飞机上,看到有很多读者安静地打开一本书在阅读。他们阅读的不是各种资质考试的准备材料和推销手册,而是非洲艺术史、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方式或加拿大人曼古埃尔的《阅读史》。有了那样一个广大的阅读世界,我们才会成为一个值得敬重的民族,一个真正的阅读的大国。
刘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与“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隔膜
经典应当是为大多数人而存在的,否则它就失去了文化上的生命力,起不到维持纲常与信念的作用。
什么是经典呢?当然就是自文明开辟以来,历代公认写得最好和最重要的书。幽默一点儿说,在一个正常的文明氛围中,经典又意味着这样一批读物:你如果没有读过它们,就难免要招来笑话,而如果你读得比别人好,又有资格去笑话别人。
当然,这样一种文明规则,并非没有质疑的余地,也肯定有矫正的空间。然而,又必须看到,任何一个堪称正常的文明,确实就是靠着这种带有强制性的价值传承,造就了一个递相授受的阅读共同体,从而维持了一个代代相袭的文化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即使你今后还想去质疑这些经典,那也要首先从阅读它们开始,而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也就构成了一个文化有机体的“必要的张力”。
“究竟哪些能算得上经典”,原本只要用任何一种语言讲出“经典”二字,不言而喻就应当是以这种语言写成的某些最有价值的书,它构成了那个文化母体的定海神针。然而自从打倒孔家店以来,我们的传统经典就逐渐被解构了。而另一方面,其实即使在西方世界,以往的经典化过程也在不断地受到质疑,否则就不会有人写出《西方正典》这样的著作,来进行大张旗鼓的反弹了——其实正是布鲁姆的那本书,才更明确地提示我们,即使在西方文明内部,也逐渐开始缺乏基于经典之上的、相对稳定的内部共享知识,以及建筑在这种普遍知识上的多数人的共识。
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强大压力下,中国固有的知识系统遭到了巨大的变形,其最明显的表现形态是:原有的知识分类形式即“经、史、子、集”,被勉强地改造成了舶来的“物之序”即“文、史、哲”。然而人们并没有领悟到,古代的分类,只是一个心灵的内部分野;而当今的分类,却变成学科的外部界限了。我们就经常看到这样的同行,他们也许不能算不用功,却只是把焦点对准史部或集部的某一处,全然缺乏“求道”的精神,而且还觉得只有这样才算得上专业和敬业——这和古代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精神,实在是相距太远、隔膜太深了!
王余光(北京大学教授):
读经典,让心灵得到慰藉
我们常说的经典,是指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经久不衰的著作,其内容或被大众普遍接受,或在某专业领域具有典范性与权威性。
早年,梁启超要求大学生多读一些经典。他认为: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该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底,不知不觉会“发酵”。传统经典中有很多陶冶性情的东西,比如陶渊明的诗,王维的诗,唐、宋的一些精品词,确实能把我们带到一个美好的境界中去。对于现今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来讲,生活越来越远离自然,人们似乎也缺少沟通,而经典作品能使心情更加宁静,对待生活更加从容,更加真诚。
阅读经典,是每个人教养的一部分。阅读本民族经典,还有着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60多年前,朱自清就曾在《经典常谈》的《序》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我们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读网让人焦虑,读书让人宁静,读经典,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慰藉。
曹文轩(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作家):
读什么书,是更重要的问题
我这两年走了许多中小学。为什么下去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有感于现在的中小学阅读生态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孩子们手上拿着不少书,但这些书在我看来没有太多的阅读价值。
我看到一些出版社,出于商业的考虑,大肆炒作,把本来没有太高价值的书,说成具有很高价值的书,推到广大中小学孩子的手上。这些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以为,读书不读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读什么书,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天下的书不一定都是要读的。”这是我的一个见解。书分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还有一种是打完底子之后再读的书。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小学孩子打精神底子的书没有读,把打完底子之后再读的书用来打底子了,本末倒置。这是非常糟糕的。
我还有一种表述,就是天下的书分两种,一种是有文脉的,还有一种是没有文脉的。那种没有文脉的书是没有用的。
小孩子读书的自主权应该是受到控制的,不能是漫无节制的。因为小孩正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审美能力都在成长过程中,是需要我们去引导的。选择图书的权力应该有一部分掌控在成年人手里。(约访:记者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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