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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麦迪森是经济史的考古学家与预言家

原文载自21世纪经济报道

  如何正确认识与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这一直是人们尤其是经济学家们所着迷的问题,其本质是通过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最悠久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来了解一个国家为什么会长时期领先,而到了近代又迅速衰落?又为什么会在当代相对的短时间内迅速重新崛起或复兴?这本身对世界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前者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谜,后者便是新的中国经济奇迹之谜。只有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大视角背景下,来考察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轨迹,才有可能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有一个相对客观的理解。

  对此而言,安格斯·麦迪森可谓是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轨迹的“考古学家”和未来发展的“预言家”。他与以往经济历史学家的不同在于,是靠数据说话,靠分析解释,靠事实证明。他的不同凡响,是因为他记录、洞察解释了不同凡响的历史。

  一、麦迪森对中国发展历史的认识

  1998年,安格斯·麦迪森发表了《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一书(中文版,新华出版社,1999年),首次开创性地对1700-1995年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做了定量描述和理论分析,他把中国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700-1820年期间;1820-1952年期间;1952-1978年期间;1978-1995年期间;同时对1995-2015年中国和世界经济进行了展望。九年之后,他又在此书的基础上出版了第二版《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对中国经济过去一千年的发展历史轨迹作出详实、定量、可比较的分析。

  他的研究显示,在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中国人均收入提高了1/3;在公元14世纪至15世纪早期,中国人均收入高于欧洲人均水平;而后几个世纪人均收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尽管如此,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人口最多的大国,直到1820年之后迅速衰落,直至1950年由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3下降为占世界经济总量不足1/20。在日本人均收入提高了3倍、欧洲提高了4倍、美国提高了8倍的情况下,中国人均收入却出现了下降。毛泽东时代(1950年-1978年)人均收入水平有了显著回升,中国在1978年后追求务实的改革主义,成功地引发了远远快于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得了辉煌进步,实现了伟大复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的5%提高到了2003年的15%。他认为今后中国经济追赶过程还会持续,据他预测,到2015年中国就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相当于美国GDP的107%,到203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将增至为23%。

  为什么中国改革会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功呢?安格斯·麦迪森总结为八个重要原因和发展经验:

  一、 中国领导人政治决策是聪明的、理智的、务实的,将农村作为改革的优先领域,刺激经济增长,促进农村工业化(指乡镇企业);

  二、 具有维持国家凝聚力的能力,尽管有许多不同的民族、传统和文化;

  三、 广泛联系海外华人,吸引他们投资和提供人才帮助以实现市场经济转型;

  四、 中国充分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在较低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初始条件下获得更快、更高的增长,并不同程度地高于周边经济体,大大高于经济转型国家;

  五、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人口出生率,提高了妇女劳动参与率,形成较高的就业比重,这会导致中国繁荣,不过该政策的后果会导致人口迅速老龄化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六、 领导集团对高通胀保持敏感性,对国际资本开放持谨慎态度,大量鼓励吸收外国投资,充分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

  七、 允许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使后者不得保持垄断地位;

  八、 将中国正确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其结果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成员之一。

  十多年前(即1998年),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第一版出版时曾预言,中国可能会在未来数十年中继续其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他预测1995-201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5%,美国为1.3%,到2015年时中国GDP将达到并超过美国,分别占世界GDP总量比重的17.5%和17.4%。当时他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率不会像1978-1995年期间那样快(人均GDP增长率为6.04%),因为中国将面临的三大挑战。其中第一大挑战,是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国有企业是亏损的,因此国有企业如果不能实现良好改革就可能会导致巨大的影响;第二,金融系统的脆弱,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从长远来讲,利用国有银行支撑国有企业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持续下去会导致金融崩溃和极度通货膨胀;第三,经济改革带来严重的财政危机,1996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只相当于1978年的三分之一,政府一直靠持续的财政赤字运转。 在这部新书第二版(即《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麦迪森认为上述三大挑战都是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典型问题。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是大多数前苏联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令人沮丧的经济表现的主要原因。然而中国人的创造能力非常强,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或减少它们的危害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远超过了他的预期。同时麦迪森认为,中国今后仍将面临着更多的挑战:第一是能源和环境;第二是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第三个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其贫富悬殊远比其他亚洲国家严重;第四就是产权,特别是农民对土地所拥有的产权——现在的土地还属于国家,或者说是集体财产。

  二、“麦迪森影子”

  我对麦迪森有三点评价:

  第一,“麦迪森风格”。这是麦迪森指导的学生伍晓鹰教授的评价,他所说的“麦迪森的风格”是指麦迪森在历史数据考证和处理上的客观性、严谨性、透明性以及必须在逻辑上交叉检验不同来源的资料的做法。麦迪森既是经济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创新了一种将两个学科紧密相结合、定量描述世界经济史的独特方法。他是经济学历史最优秀的“考古学家”。经他几十年长期不懈地研究、考证、记录、并不断更新(最新的数据已经统计到2008年),建立了世界和各国产出人口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长时间序列数据库。他追踪并定量展现了中国和世界两千年的经济历史,如2001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2003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2007年出版的《世界经济轮廓:公元1-2030年》,《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年-2030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森林式”的整体历史画面和历史线索。在他的书中,有一半的篇幅进行数据统计、数据来源及可靠性分析,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学术成果。他也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在他的一生研究中,始终围绕着一个经济学的主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变得富裕,有些国家却始终贫穷?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仅用理论来说明,而且用数字来说明。“他深爱数字,而大量数字也深爱他”。(Catherine Rampell,Angus Maddison Economic Historian,Dies at 83,April 30,2010.)

  第二,“麦迪森影子”(2005年我和林毅夫、任若恩等人邀请安格斯·麦迪森在北京大学讲学时,对麦迪森本人的一个评价)。这是指麦迪森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上的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他对我们的影响既是十分广泛的,也是相当长远的,我称之为具有持续、持久的学术影响力即影子。一方面学术刊物大量引用麦迪森的研究成果,这包括经济学到其他社会科学的学术论文和著作等,根据谷歌学术搜索(Google Scholar),仅他的两部著作,被引用的次数就超过2000次;另一方面世界上重要的经济报刊,如英国《金融时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等都经常引用他的研究成果。他的著作被多次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也包括中文版,在世界和中国产生很大的持久影响,即使他离开人世,“麦迪森影子”始终会存在,他不仅影响我们这一代,还会影响后代,因为他是真正的世界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巨人”,今后无论多么杰出的学者也必然要站在他的“肩膀”之上才能前进,才能创新。

  可以说,从1990年代末以来,麦迪森是我在研究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时引用最多的学者之一,我本人从他的书中获益匪浅,不断地介绍给决策者。他是我研究离不开的“麦迪森影子”,我正是靠了这个影子才能了解世界,了解中国,并将这一影子扩散到中国,影响决策者。2007年我阅读了最新出版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英文版),立即由国情中心翻译了第四章《问题与前景:展望2003—2030年的中国与世界经济》,作为《海外中国研究》(第15期,2007年12月19日)报告,送给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参阅。我认为,他所提供的这一知识是领导人需要了解的最重要的知识,也是在开放条件下正确决策的信息来源。这一关键性的信息和知识要比起我们许多机构要专业得多,准确得多,这也有助于打破少数机构垄断决策信息的格局。

  第三,“麦迪森贡献”。这是指他的知识贡献,即他提供了一种我们称作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知识。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他成功地提供了关于世界经济史的数据、信息和知识,从而深化了我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解,可以从世界范围内了解经济增长的主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发展得快?有的国家发展得慢?一个国家如何才能持续快速地增长?二是他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经济史的数据、信息和知识,至少长达1000多年(公元960年-2030年),这大大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轨迹的理解。这都是极其宝贵的学术知识和发展知识,我又称为“世界性公共知识”。 三、不断挖掘“麦迪森宝库”

  从1985年以来,我在国情研究过程中,了解世界现代经济增长历史及背景,深受三位著名的世界经济史学家的影响。当时我了解世界经济史主要依据西蒙·库兹涅茨所提供的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数据和记录,(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5年)从而了解中国现代经济增长初期与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初期的巨大差异性,即中国工业化发动时间晚,至少比这些国家滞后了100年-200年,工业化起点极其低下,比这些国家发动工业化时期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相差甚远。(胡鞍钢:《人口与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1990年代初,我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后时,是通过保罗· 拜罗克(Paul Bairoch)有关1750-1980年各国制造业总产出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历史发展轨迹与英国等西方国家大为不同,是一个典型U字形曲线:1750-1950年是中国国力迅速下降期;从1950-2050年中国经历由弱变强、由衰到盛的大国发展过程。

  1990年代末,我主要受麦迪森有关1820-1992年世界经济史研究的影响。1999年我是在总结建国50年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历史轨迹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增长记录时引用和处理了麦迪森的研究成果,进一步验证了中国现代发展历史轨迹是U字形曲线,先衰落,后崛起,也再次验证了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特点是,从现代化的落伍者、后来者,又成为成功的追赶者,还分析了导致中国现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四个效应:速度效应、结构效应、开放效应和制度效应。(胡鞍钢:《知识与发展:21世纪新追赶战略》,《管理世界》,1999年第9期。)在麦迪森的基础性数据,早就预示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同时在其数据的背后也解释了中国为何迅速衰落又为何再度迅速崛起的历史原因。

  此后,我在撰写《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等书中大量引用麦迪森的研究结果,不仅是他关于人口、GDP、人均GDP等经济指标,也包括人口预期寿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等人力资本指标。

  麦迪森教授是一位十分勤奋的经济学家,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计算到老”,诚如他自己本人所言,不断地为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一块一块”地奠定知识的基石。在他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仍然不断地推出新作,特别是《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年-2030年》一书不仅丰富了原有的中国历史资料和历史数据,最重要的成果是提供了2003到2030年世界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比原先第一版时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仍然不断地计算最新的数据,直到他临去世之前的2010年2月,他还将世界及各国主要经济指标更新至2008年,并且公开上网,成为最典型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

  麦迪森自称为“数据的恋人”(chiffrephile-a lover of figures)。许多人认为麦迪森的数据枯燥且难以捉摸,而我将麦迪森数据库称之为“麦迪森宝库”(Maddison`s treasury),我们认识中国、认识世界,须“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证明”。他的数据库的宝贵之处在于他用了几乎一生的精力提供了追溯世界经济历史的“地质勘探图”,既是最重要的数据来源,也是最有价值的信息矿藏,这有待我们如何有效地挖掘宝藏,成为我们全面认识、深刻理解世界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及成因。

  四、麦迪森验证“中国梦”

  “追赶美国”一直是毛泽东为我们提出的“中国梦”或“强国梦”,50年前他在党的八大上提出用五十年、六十年的时间赶上并超过美国的战略设想:“中国要赶上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指2006年)、六十年(指2016年)就完全应该超过它。”为什么要赶上美国?毛泽东对此作了解释:“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296页。) 我把他称之为毛泽东的新中国的“大战略”,他从中国国情出发,他的方法论不是“速胜论”,而是“持久战论”。为什么毛泽东提出花50年或60年的赶超美国的时间表呢?他并不知道后来麦迪森所计算的美国与中国GDP的相对差距,他也不知道什么是GDP,不过他还是有自己的定量方法,他使用了钢产量作为重要的国力指标,他指出中国的钢产量只有400多万吨,美国已经有1亿吨,实际上相差20多倍,不过毛泽东认为美国60年前(指1895年)也是400万吨,他的推论是中国比美国落后60年。(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96页。)当时中国领导人获得的中国与世界、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信息不足,毛泽东还是根据有限信息,十分理性地作出了准确的判断。

  但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主意,突然转向“速胜论”和“大跃进论”,不过这使他更多地受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赶超美国的影响。1957年11月赫鲁晓夫告知正在访问苏联的毛泽东苏联在15年内赶超美国,为此毛泽东并没做详细的调查研究,也没哪位中国经济学家为他提供专业化的知识,他只是请教了英国共产党主席和总书记两人,就匆匆忙忙提出在15年内中国将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设想。1957年底,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了这一设想。为此,1958年毛泽东贸然发动“大跃进”,遭到惨痛失败,不仅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而且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大幅度下降,根据麦迪森提供的数据,这一比重从1957年的5.46%下降至1962年的4.01%,还低于1950年的比重(为4.59%)。1962年他在“七大会” 上不得不作出自我批评,他承认,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指美国),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30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

  邓小平充分吸取了毛泽东“大跃进”的教训,提出了“分步走”的战略设想,采用了“台阶论”(指“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技术路线,而后中国领导人秉承这条积极的渐进式的现代化路线,不仅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还逐渐成长为名符其实的世界经济强国。

  根据麦迪森提供的数据,1978年时中国的GDP仅相当于美国的23%;到1990年,也仅相当于美国的37%;而到了2008年,中国GDP已经相当于美国的93%;按照这一数据计算,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2009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出现了-2.5%,中国则是8.7%,那么中国GDP(PPP)已经超过了美国(多出1%)。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他给十几亿中国人民带来的最大的好消息,可能美国人不相信,中国人也不敢相信,但这是麦迪森所发现的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他用最具专业性的经济统计方法告之于世界。不过在此之前(2007),他预测到2015年时,中国GDP(PPP)将相当于美国的107%(见表1)。

  最令人惊叹的是,麦迪森还预测,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相当于美国的1.38倍,俄罗斯的11.39倍,日本的6.59倍,印度的2.28倍(表1)。

  麦迪森一生的研究给了我们重要的、全球性的公共知识,不仅是关于中国的知识,也包括关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知识。他最后还是留下了越来越清晰的中国、美国和世界的发展趋势路线图,他的数据和预言总是不断地被验证,就像他不断地验证以往的上千年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确,他因为挖掘历史数据而伟大,也会因为预言(未来)历史数据而伟大。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多么伟大的事件,在他看来都不过是“麦迪森数据”而已。数据才是力量,因为知识来源于数据。这就是麦迪森一生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本文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script>media_span_url('http://www.21cbh.com/HTML/2010-5-18/5NMDAwMDE3NzY5NQ.html')</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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