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富论》以前，人们对经济范畴内的事务和关系持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人们的经济生活主要是通过政府从上至下的管制组织而成，根本没有现在所谓的“宏观经济”这么一说。 人们认为应该有“正当价格”（just price）；这个正当价格独立于成本和利润，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在处理经济关系时，重商主义盛行――人们把金银财宝看作国家的财富。于是在对外政策上，采取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总方针，努力积累贸易盈余。因为进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加工后再次出口，所以政府一方面从国际上寻找廉价原料，另一方面对进口加工产品施加关税。人们把所有有利于出口的因素看作好事，例如，人口越多越好（劳动力增加）和工资越低越好。正是这种经济指导思想成为亚当·斯密思考、写作的靶子――他要指出另一条和平致富的道路。
《国富论》影响深远的另一个原因是斯密论证了以下观点：在一定条件之下，人们出于利己动机的行为会导致在更大范围内的最优资源配置，使很多人获利, 虽然这些更大范围的利益是这个人原来完全没有想到的；也就是说，“利己”不是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之上。《国富论》确立了利己动机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正当的；在一定条件下，对创造更大的财富来说还是必须的。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它逐渐改变了人们对自私自利的想法和行为嗤之以鼻的态度。
斯密不是第一个洞察到这个规律的人。一个生活在伦敦的荷兰人，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 ，1670-1733，古典经济学先驱之一)，在五十多年前就有了这种直觉，体现在他的文集The Fable of the Bees（1714）。他描述当蜜蜂为自己的生活而辛勤劳作时，整个蜂群显得欣欣向荣；当每一个蜜蜂满足现状、绝对诚实、完全大公无私时，整个蜂群就丧失了活力，昏昏沉沉，如同死水一潭。这个荷兰人指出生活中令人憎恶的现象比比皆是：律师为了赚钱故意拖延案件；医生为了赚钱有意多开药；教会里的牧师懒惰无知；政府里的官员昏庸腐败等等，从而说明完全没有私心杂念的、真正美好的品德是人所不能企及的。他认为，正是人的好逸恶劳、贪婪无度、喜怒无常、和无止境的虚荣心使人辛勤工作，努力创造，使生活变得更方便、更舒适、更赏心悦目，以至于一个社会的穷人都比以前的富人生活得还好。所以，狡谐、奢华和骄傲必须存在，正是这些私心杂念和永无止境的欲望在创造财富；只要这些欲望被适当的正义和法律约束，就会有利于整个社会。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零和游戏，利己的必然是损人的，所以人们不喜欢他的思想，批判他玩世不恭，思想堕落。人们一方面不愿意承认他说的是事实，另一方面又为这个新思想而着迷。
斯密的突破在于把曼德维尔这个直觉具体化了，机械化了，想透了。他举例说明。一个农民收获的粮食比自己能吃的粮食多得多，那么他就用富裕的粮食去交换其他日常物品。他并没有想帮助别人，但在满足他自己对其他物品的需求和交换过程中，他也的确帮助了别人。这个例子适用于农村，对城市是否适用呢？城里人一定需要吃的，不得不从农村地主那里购买。城里人生产什么东西是有富裕粮食的农村地主一定要买的呢？斯密认为，生产者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利益――应该生产什么，不应该生产什么，但消费者并不清醒，他们很容易就会被新鲜的、奢华的、可有可无的东西所吸引，以为那些东西也是他们的必需品，于是慷慨解囊。当农村人购买城里人生产的东西的时候，城里就会变得欣欣向荣。
这个例子显示了贸易的两个条件：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和自由交换 (voluntary exchange)。 正因为劳动分工，人们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就有了交换的需要。斯密把劳动分工看作生产物品和服务的重要渠道，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源泉；而劳动分工不是因为人们有不同的爱好和天资，而是因为人们有不同的经历和经验，对不同工种有不同的熟练程度。在斯密眼里，人们的才能、资质都差不太多－－马路上看大门的或者给别人提包的人与哲学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们的经历不同而已。虽然斯密的这个观点无法解释几乎与他同时代的音乐天才莫扎特（1756－1791）的卓越，但读者可以由此推测，斯密在骨子里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即便《国富论》在斯密有生之年被再版五次，国际知名，斯密也没有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有时，最伟大的人也是最谦卑的人。正因为他心中“无我”，他才最客观，最敏感，最有洞见。
斯密区分贸易与重商主义。贸易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和需求，提高人们的幸福程度。重商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存钱。这种思想在18世纪体现为没完没了地积累金子和银子，在21世纪体现为没完没了的积累美国国库券――简而言之，有这种思想的人是“为存钱而存钱”的守财奴。弗里德曼在这里顺便点到了中国的名字。
斯密也考虑到劳动分工过细对工人的不良影响。重复枯燥无味的劳动会使人丧失智力和判断能力，变得无知和痴傻。在这种情况下，斯密认为，政府一定要起主导作用，普及基础教育，缓解极度分工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斯密认为政府重要，但并不完全信任政府，不相信政府有好的用心，就会有好的结果，因为政府官员也是人，都有人的弱点。斯密对一切都持有谨慎的怀疑态度。他也怀疑商人――他们总是抱怨工人工资太高，却从不说自己的利润太大；他们总要提防工人组织工会，却从不说自己也在联合其他同业厂家，增加市场势力。
斯密在《国富论》中用了很长篇幅反对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垄断，无论是政府主导的，还是商人主导的，还是工人主导的。他提倡的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里，买方和卖方讨价还价，最终产生价格；价格反映了物品和服务供需相对稀少的程度，成为配置资源的指示灯。在这样的市场里，“利己的行为”还能“利人”。 斯密对“市场”这个渠道如何运作的解释奠定了现代微观经济学中各种模型的理论基础。
斯密没有考虑到有些贸易交换不是“自由交换”。 例如，自然灾害过后，灾区急需饮用水，饮用水成为必需品，灾民没有不买的选择。在斯密眼里，贸易交换都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贸易需要卖方有想象力，有同情心，理解买方的需求，然后进行交换，产生价值，这是好事。贸易使人们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同时，又获得经济独立。与斯密同时期的其他哲学家也认为，贸易能开阔人们的视野，抵御偏见，而且也能打磨人们的棱角，使贸易双方变得像绅士一样有风度。
虽然从总体来说，斯密赞同市场经济，鼓励自由贸易，反对垄断和政府干预经济，但我们很难说斯密是右派经济学家，还是左派经济学家；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斯密思想中层次丰富，每个层次中又有不同程度的灰色地带，不绝对，不走极端，任何简单归类都难免片面。这就是为什么保守派经济学家引用斯密，自由派经济学家也引用斯密；资本主义者引用斯密，甚至有些社会主义者也引用斯密，因为他主张市民社会，没有高低贵贱，没有等级。有人认为，一些法国大革命的先驱也受了斯密思想的影响。在斯密的复杂思想体系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取所需。弗里德曼强调的当然是他对经济学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