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以来，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的波动总是如影随形，一会儿是加剧危机的杀手，一会儿又是扩张需求的猛药。
导致通胀的因素有各种各样，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
从本质上看，货币是流通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本位商品，是经济运行的核心要素，和政治没有关系，和国家也没有关系。金币曾经跨境通行和欧元的跨境使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目前除了欧元区国家以外，几乎所有的流通货币发行者都是国家政府。
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使得特定国家（地区）使用单一货币，最大的好处就是降低流通中的计价和结算成本，而其弊端则是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和币值（汇率）不稳定。
200年来，大部分经济学家及普通民众都坚定不移地认为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天经地义，并将铸币权认定为国家货币主权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战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成员国的各项“货币主权”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唯独对各国政府的货币发行权没有任何限制。因此，铸币权成了各国货币主权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亚当斯密说：从本能来看，所有人都是自利的。布坎南进一步认为：政府在公共选择中的出发点是执政者的利益最大化。换句话说，在经济市场上人是自利的，在政治市场上，人也是自利的。这种自利导致各国政府总是时不时地开动印钞机来消化财政赤字，通过货币贬值软化债务约束。
如果把货币贬值归结为经济范畴，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人赖账是道德（信用）问题，一个国家赖账就成了“经济现象”。
贬值让债权人（货币持有者）蒙受严重损失而债务人（货币发行者）却不需要予其以任何补偿。因此，只要政府拥有印刷钞票来摆脱财政困境的权力，通货膨胀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无解之症。
以政治权力背书的货币发行，必然以政治利益为出发点。货币经济的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的政府都有通过操纵印钞机来实现短期政治利益的冲动。政府铸币的历史就是货币不断贬值的历史。
仅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如何创造稳定货币是个很简单的课题。
正如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提出的那样：“完全取消政府供应货币的垄断权”，“用发钞银行之间的自由竞争，取代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和国家性货币体系”。
既然竞争对企业的筛选和淘汰能够创造市场经济的高效率，竞选对执政者的筛选和淘汰能够形成民主政权的有效制约，货币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要素，当然可以通过竞争机制来筛选和淘汰其发行者。
一句话，让货币和国家、政府脱钩，通过货币发行权的竞争机制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从制度安排上来看并不难，但论及政治上的可行性，事情就变得复杂多了。
众所周知，货币对内贬值摧毁国家信用和市场秩序，对外贬值则摧毁跨境经济往来的利益承诺，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已经成为各国以邻为壑的重要政策工具。
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之所以能成为延续两千多年的神话，是因为其背书的是历朝历代执政者的政治利益。
一旦政府失去滥开印钞机的权力，货币不能随意贬值，债务承诺就变成了政府的财政硬约束，欧债危机中的欧猪五国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欧盟的实践同时也告诉我们，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国际机构来主导货币的发行，是从一种强权到另一种强权，并不能实现市场机制对货币信用的约束。如果希腊、意大利等债务国不能实现其财政紧缩计划，那么结果只有两个，一是退出欧元区，让本国货币贬值，二是欧洲央行直接让欧元贬值，无论哪条路，最后都是前往通货膨胀。
所以说，只有在货币发行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当一个货币发行者不能维持其必须的信用时，市场会彻底地把这种货币驱逐出整个流通领域，这样才能对货币发行机构形成强约束，使之采取各种手段维持货币的信用而不至于其流通地位被其他货币所彻底替代。
货币竞争是市场选择，而货币战争则是政治博弈。有了货币竞争，就不会有货币战争。因此，用竞争的方式限制主权国家滥用铸币权，也是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和贸易的公平性的有效方法。
“货币的非国家化”，究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幻想的乌托邦还是告别通货膨胀的可能出路？这是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