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克亮
周叔莲是当代中国第二代经济学家群体的中坚成员。这一代经济学家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他们年富力强，承担起历史使命，先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改革，把政策和理论联系在一起，同时补修现代经济学。他们呼唤市场取向改革。
周叔莲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学大学生，几十年来在经济理论园地辛勤耕耘，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孜孜求解，与中国经济改革风雨同行。他与中央高层有过神交，他的名字与许多科学观点的提出紧密相连……
近日，中国经济时报《经济记忆》记者就周叔莲先生一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所做的经济理论研究，对他进行了采访。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篇幅，我们采访和刊发的内容只是周叔莲先生研究成果中的部分，难免挂一漏万。
半个多世纪的经济研究生涯铸就“学术名片”
中国经济时报：周老，您从1953年大学毕业起就开始了经济研究的生涯，迄今已逾半个多世纪，可谓成果丰硕，著作等身。略举其要者，1977年5月30日发表的《科学?技术?生产力》一文，1977年12月发表的由您执笔、与吴敬琏、汪海波合写的《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一文，1979年8月31日发表的、由您和吴敬琏合写的《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一文，1979年与人合写的《再论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一文，以及您在经济结构、中国工业发展战略、中国产业政策、国有经济调整及国有企业改革等重要领域的诸多创造性研究，对中央决策、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能否请您回忆一下这些重要文稿酝酿和写作的背景、初衷、过程，及其产生的具体反响。
周叔莲：我1953年8月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了研究生涯。先在当时的经济史组工作，不到一年又分配到现实经济组从事手工业、畜牧业、水土保持等调查考察工作。1956年经济所成立农业经济组，我成为该组第一批成员，明确了以农业经济为研究方向。到1964年期间，我撰写了一批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扩大再生产、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论文。1959年到1962年间我还参加了孙治方所长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研究工作，并和汪海波同志合写了若干篇有关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主义级差地租的论文。
1964年经济所开始批判孙治方的经济理论，以后全所又到北京郊区搞“回清”运动，研究工作就基本中止了。1966年文革开始，1969年全所职工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就更谈不上搞研究了。1972年回到北京。从1974年起，我被借调到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一个研究组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工业现代化和固定资产投资、经济效果等的调查研究，一直到1979年。
粉碎“四人帮”后，我积极投身于经济界的拨乱反正。我除了自己写，还和吴敬琏、汪海波合作，写了不少批判“四人帮”的论文。1977年7月到1978年8月，我还参加了于光远、马洪同志主持的调研组，到大庆油田考察。
在国家建委期间的工作使我的研究方向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1978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分出工业经济研究所等单位，我就随着到了工业经济研究所。在工业经济所，由于工作需要，我先后参与或主持过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产业政策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等课题的研究。
中国经济时报：您的经济研究可谓历时既久，涉猎广泛，著述浩繁，新见迭出。难怪您被称为工经所的“学术名片”。
周叔莲：在社科院和建委的上述经历使我在经济学领域研究涉及的问题较多，对许多问题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主要的领域和观点有：（1）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2）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关系；（3）“四人帮”经济思想的封建性；（4）政治经济学要重视企业问题的研究；（5）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问题；（6）发展轻工业在工业化中的地位；（7）我国经济结构演变和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发展战略；（8）产业政策的作用；（9）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异同；（10）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理论；（11）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规律性；（12）所有制也是一种经济手段；（13）怎样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14）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15）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经济改革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16）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的关系；（17）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问题；（18）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发展问题。
希冀能像蜜蜂酿蜜那样做出成绩
中国经济时报：回顾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回顾那些浩繁的著述，您有哪些心得体会？或者说，能否总结一下您的治学之道和做人之道？
周叔莲：我的经历使我不断面临着新的研究任务，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每当接受新的课题任务时，我都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希冀能像蜜蜂酿蜜那样做出成绩。但很多场合是浅尝辄止，甚至像蜻蜓点水，成绩阙如。
50多年的研究生涯使我感悟到，研究工作要做出成绩，打好基础、勤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还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庆幸改革后遇到这样的环境，使研究工作做出了微薄的成绩。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也写过有错误观点的文章，尤其是曾错误批判过一些同志，如批判过费孝通同志、孙冶方同志。虽然后来向他们道歉，蒙他们原谅，和他们成了忘年之交，但这毕竟是我永远难忘的遗憾和值得吸取的教训。我对不少重大经济问题的认识经历过曲折的过程，许多观点随着实践的丰富和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得到修正。
胡耀邦鼓励周叔莲：你还有更大的勇气吗？
中国经济时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刚结束，中国百废待兴，经济领域的许多问题亟须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您和您的同事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论文，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启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周叔莲：1975年夏秋之际，中国科学院写了一个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等科学观点。“四人帮”攻击《汇报提纲》是大毒草，说马克思没有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认真研究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并钻研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写成《科学·技术·生产力》一文，发表在1977年5月30日的《光明日报》上。文章论证了马克思早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这个观点是完全符合客观情况的。这篇文章写成后寄给《光明日报》编辑部，编辑认为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在发表之前，把这篇文章的校样送给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对此稿非常重视，进行了认真修改。此文经耀邦修改发表后，胡耀邦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对该文和报社同志都给予了很高评价。
胡耀邦在信中写道：“经过你钻研过的这篇论文，在《光明日报》同志的支持下，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敢断定：这至少是几百万人——包括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经济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要看，要传播。这么多人从这篇文章中打开了眼界，明辨了是非，汲取了力量，从而能更好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这该是感到足以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一件好事情”。“要彻底清除‘四人帮’这帮骗子、流氓、恶棍这些年来散布的大量毒素，提高人们包括我们自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还要我们做极大的努力。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你还有更多的打算吗？还有更大的勇气吗……”
我国经济界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是于光远组织的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仅1977年就 开了三次。在第一次全国按劳分配会上，我和吴敬琏、汪海波三人准备了两篇论文，一篇是批“四人帮”在按劳分配上的“左”，还有一篇是从正面论述应该恢复奖金制度。我在1977年7月起草了题为《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一文，经过和吴敬琏、汪海波讨论修改后联名发表。1977年10月7日，我又把这篇文章转递给胡耀邦。10月18日，我收到了胡耀邦的回信，他写道：“粗略地翻了一遍，你们敢于接触实际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感到很好。内容从总的方面说我也是赞同的，个别地方有点小意见。”我们三人据胡耀邦同志的意见对文章又做了修改后，在当年10月底召开的第三次按劳分配会上，由吴敬琏作为代表发言。全文分两次发表在1977年12月5日和12日的《光明日报》上。这成为粉碎“四人帮”后为工资和奖金恢复名誉的第一篇重头文章。党中央、国务院对理论界讨论的职工工资和“按劳分配”原则问题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接下来，全国开始强调实行按劳分配，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金，中国迎来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的时期。
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
中国经济时报：国有企业改革是您研究的重心之一，这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国企改革虽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许多艰巨任务尚未完成，最近几年，又现国进民退现象。您对中国国企改革有何回溯和建言？
周叔莲：文革后期，我从经济研究所借调到国家建委工作，在调研中了解到国有企业中存在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我参加了国家计委组织的调查组到大庆油田调查，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总结大庆经验。1978年下半年，我开始研究国企改革问题，此后也一直跟踪研究。我将我国国企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研究，把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研究企业理论，提出国有企业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研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探索国企改革目标；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企改革研究；梳理国企改革史，研究其规律性。
1998年我回顾国企改革历程，认为经过20年改革实践取得的主要经验教训是：（1）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管理制度。要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真正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2）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没有国有经济的主导和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就谈不上社会主义。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就不能建成市场经济，不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改革要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结合起来。（3）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实行分类指导。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4）把深化改革和促进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结合起来。要在改革过程中始终重视企业管理，努力改进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把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结合起来。（5）推进企业技术进步，鼓励、引导企业和社会资金投向技术改造，形成面向市场开发新产品的技术创新机制，使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6）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采取积极措施，依靠社会多方面力量，安排好下岗职工生活，搞好职业培训，拓宽就业门路。（7）实行政企分开，这是深化国企改革以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明确国家和企业的权利和责任，转变政府职能，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改革和调整政府机构。（8）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措施改革。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营机制，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建立城镇住房公积金，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发展资本市场，培育和发展多元投资主体。（9）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建立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发挥企业家作用。（10）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没有工人群众的支持，企业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企业也是办不好的。
2008年，我认为又经过了10年的检验，以上总结是可以成立的。同时我国国企改革尚未完成：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有很多工作要做，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尽合理，垄断企业改革任务艰巨，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改革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待改进。
研究经济结构的缘由和经历
中国经济时报：1979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6月，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成立四个调研组，其中经济结构组由马洪负责。从经济结构的视角看，计划经济的问题就彻底显现了，这对转向市场经济起了相当的作用。您作为骨干成员参与了结构组的大量调研活动，并执笔撰写了许多调研报告，后来汇编成书。这个结构组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周叔莲：1979年6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布置全国经济问题调查研究工作，成立了经济管理体制、经济结构、技术引进和现有企业现代化、理论和方法四个组。当时我已准备调到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所长马洪是经济结构组的负责人，分配我到经济结构组办公室综合组工作。以后一年时间，我对经济结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五个问题：探索什么是经济结构；研究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有何关系；研究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的关系；探索怎样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从研究经济结构到研究经济发展战略。
其中，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我的结论是：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制约甚至决定作用，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的基础，这是指历史上经济结构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动的长期趋势，并不意味着经济结构仅仅由经济增长决定，也不意味着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没有制约作用，更不意味着可以不顾经济结构和经济比例的状况任意决定增长速度。过去在计划工作中主张比例要服从速度，并且认为速度越快越好，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1982年6月，我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怎样制定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同志提出了1981年到200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应该说，许多方面和我的观点是相吻合的。
对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
中国经济时报：你还较早地对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可谓中国新时期产业政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尤其是，您对中国工业发展战略所进行的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使您在该研究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周叔莲：我在1986年7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重视产业政策的研究》，以后又继续发表了几篇论文，还和几位同志主编了《国外产业政策研究》、《中国地区产业政策 研究》、《中国产业政策研究》等三本专著。我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方面：（1）带着问题意识研究产业政策；（2）探讨产业政策的内涵；（3）研究产业政策的作用；（4）分析经济转型中产业政策的特点；（5）研究国外产业政策；（6）跟踪研究我国产业结构，提出建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保障机制。
我认为，这种保障机制能够保证克服资源不足，在各部门合理分配资源，并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人民得到最好的福利。这个机制主要应该包括合理的经济体制，优秀的企业家群体，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合理的经济体制又要包括：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有活力的企业；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优胜劣汰机制；合理的投融资体制和企业并购行为。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经济体制，包括改革所有制。因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合理的经济体制必须建立在合理的所有制基础上。要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中国正在致力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积您数十年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您对当前和今后中国的经济转型有何建言？
周叔莲：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首要任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要转变发展观念，二要深化改革。只有继续深化改革，才能奠定牢固的制度基础。不仅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实现现代化需要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这四个建设都有改革的问题，也都有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可以统称之为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方面。
我认为，深化改革主要应包括这些领域：（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3）加快深入分配制度改革；（4）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体制机制；（5）倡导符合小康社会的消费方式；（6）积极稳妥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中共十八大将于今年下半年召开。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国人呼吁必须尽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你对中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何具体见解、建议？
周叔莲：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相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这不仅影响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在一些方面延缓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且是改革开放以来，权钱交易、官商结合、寻租、腐败等现象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前应该着力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要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要认识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不能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代政治体制改革。不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是搞不好的，也很难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现在经济学界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似乎有一种规避政治体制改革的现象，而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问题是不能脱离政治也离不开政治的，这也正是政治经济学的长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能脱离政治研究经济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是艰难和有风险的，而且会遇到阻力，尤其是有些既得利益阶层的阻力。但是，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克服困难，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一改革。这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和条件。
周叔莲简介
周叔莲，男，1929年7月生，江苏省溧阳县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53－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78年至今任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5－1993年任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
曾被选为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经济学分组成员；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研究和开发促进会副会长，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国家经委经济干部培训中心等机构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工业经济、中国产业结构、工业发展战略以及经济体制改革。
主要获奖情况：
1. 1997年发表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光明日报》）曾获198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1979年与人合写的《再论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一文，对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的机制及国有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的宏观条件提出了系统设想，获1984年度中国社科院优秀理论文章奖和1987年度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优秀论文“金三角奖”。
2. 主编的《中国工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获198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3. 1990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4. 主编《中国产业政策研究》，获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奖，并获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颁发的优秀成果三等奖。
(2012年7月27日《中国经济时报·经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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