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世界瞩目。但这种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模式，主要来自于在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和经济开放的过程中所收获的体制转轨红利、人口红利、投资红利、资源红利和外资与外贸红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传统红利空间在消退，依赖传统红利的经济发展方式变得不可持续。因此，在传统红利消退的背景下，需要以新红利空间创造为目标，以供给管理实现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转型。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所依赖的传统红利发生了新的变化，
主要体现在：
1.体制转轨红利的变化。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和前改革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作用已达到顶点，以增量改革为特征的体制转轨红利将逐步消退。
2.人口红利的变化。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的人口红利出现了新变化：从劳动力供给角度看，2011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为74.4%，十年来首次出现下降，即社会抚养比在2010年达到顶点，而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人口老龄率为8.9%，到2050年左右将高达30%；从劳动力迁移角度，各地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也表明“刘易斯拐点”已出现，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基本消失。这表明2010年以后，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将持续下降，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整个经济进入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阶段，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退。
3.投资红利的变化。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总供给冲击的影响，中国的投资红利出现了新变化：一是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融资成本和土地成本形成的“投资成本洼地”效应正在逐步减弱，高投资所依赖的低要素价格将得到扭转；二是政府间竞争带来的高投资出现了政绩工程、重复建设等低效率问题，这种状况必将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得到改变。因此，以高投资为特征的增长模式已经变得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红利正在逐步消退。
4.资源红利的变化。低廉的自然资源价格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比较优势基础，但也导致了经济增长中的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现象。以不断耗竭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必将不可持续，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因此，伴随着中国自然资源的逐渐稀缺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中国的资源红利正在逐步消退。
5.外资和外贸红利的变化。中国30年高速增长的源泉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外资与外贸，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一度高达60%。然而从长期来看，外资与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难以维持，其对增长的贡献将步入递减区域，未来中国很难像入世头十年一样享有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发展中的深层问题逐渐凸显。买方市场的形成、自然资源的枯竭、环境质量的恶化、经济的波动频繁、灾害不断出现、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等问题日益严峻，构成了对长期持续发展的约束，这要求我们必须从着眼于长期以供给管理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着眼点:从短期向长期转变。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红利变化和需求管理局限性凸显的背景下，必须明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着眼点，区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并着力构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期机制：（1）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部门结构为对象构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供给结构优化机制，从而形成新的结构红利；（2）以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为核心构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驱动机制，从而形成新的创新红利；（3）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要素供给约束，构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要素的配置机制，使要素投入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从而形成新的效率红利；（4）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制度供求失衡状况，构建经济发展新阶段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制度供给机制，通过制度供给机制的完善释放新的红利空间，从而形成新的制度红利。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红利变化和需求管理局限性凸显的背景下，必须明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针对过去经济增长中的数量和质量的不一致性，加快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1）追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提高资源配置效果和资源利用效率；（2）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构优化，通过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3）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提高环境质量，减少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代价；（4）追求福利的增长，提高人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使人民能够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口：从传统红利向新红利空间的转变。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传统红利消退的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需要的红利空间需要从传统红利向新红利空间转变：（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在公共品提供、市场秩序维护、法制建设、信用制度建设方面的责任，推进政府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方面的转变，为中国经济发展释放新的红利空间；（2）加快技术进步，追求效率红利的提高。全力推进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红利；（3）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发挥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挖掘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本红利。
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在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红利变化和需求管理局限性凸显的背景下，必须以创造新红利空间为目标，明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作用机制和效应区别开来，构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供给管理的实施机制：（1）从国际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出发，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战略导向；（2）依据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本国要素禀赋，选取适宜的技术变迁方向，提高全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3）从“使制度正确”的目标出发，依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逻辑，调整相应的制度安排；（4）从“把激励搞对”的愿景出发，依据供给管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逻辑，转变相应的激励结构。
5.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环境：从单一改革转向综合配套改革。随着单一改革所创造红利空间的在全球化时代，虽然各主要经济治理模式会保持其特色，但已经呈现出相互学习、相互靠拢的趋势。把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置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其未来的演进方向和优化之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对中国改革的启示。
既然在全球化时代各主要经济治理模式都在相互学习、相互靠拢的过程中，那么这样的趋势告诉我们，中国经济治理模式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尽管当前中国的经济治理模式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挑战，但我们不能把“中国模式”固定为政府主导和控制市场，更不能以此作为拒绝改革的理由。事实上，美国、欧洲、东亚、中国的经济治理模式相互靠拢，这表明一种健康的经济治理模式应该以市场为调节经济的基础，同时又能保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必要规制和对经济发展的有效引导，以及社会对市场的监督和对政府的问责，从而让市场、政府、社会形成健康和谐的关系。这样一种遵循中庸之道的经济治理模式以效率为优先考虑，但又能兼顾公平和发展。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向东亚发展型政府经济治理模式学习与靠拢，甚至走向融合。不仅如此，我国的经济治理模式还应努力克服东亚发展型政府经济消退，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来创造新的红利。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在原来单一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推进全面综合改革，从而为新红利空间的创造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进一步转变创造环境。综合配套改革的内容包括：（1）强调统筹改革。统筹国有经济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统筹科学发展与科学改革，以推进综合配套改革；（2）推进改革的广度与深度。使改革由单向突破向整体推进转变，使改革的领域由单一的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全面改革，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新红利空间的创造提供环境条件；（3）促进改革方式的转变。从过去的政策推进向法治规范转变，由被动改革向主动改革转变。
6.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价值判断：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和传统红利消退的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价值判断要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1）以行政体制创新推进“以物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向“以人为本”的新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通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创新，建立精简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由政府主导经济增长转向为政府调控、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良好的行政体制环境；（2）以经济体制创新推进“以物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向“以人为本”的新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加快经济体制创新，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推进市场主体改革，创建“以人为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经济和市场环境；（3）进行体制的综合创新推进“以物为本”经济发展方式向“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30多年，单方面的改革已全面推进。但是由于政策之间的冲突存在，所以单方面的体制创新已无助于“以物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向“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转型。因此，实现“以物为本”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向“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不仅需要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的创新支持，而且需要实现法律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的综合创新，建立“以物为本”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向“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综合协调机制。
作者：任保平，郭晗；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